學校裏麵的主體人物，照例應該僅有兩種：第一是學生，第二是教授。所以，簡單的說起來，教授是各校都有，原已是像上海諺語所常說的：嘸啥稀奇。並且教授既然是人類而不是機器，在這個機械文明已經發展到即使是笨重無比的機器也能夠很靈便的拆卸裝修的時代，若說兩足的高等動物的主腦——人——裏麵挑選出來的知識分子最高的領導者，反而一定要固定在某一個城市某一所學校授課，一天到晚在這個學校裏賣勁，絲毫不許改變和活動，那豈不是笑話之尤？所以即使在北大，我所要閑話到的人物，也並不是在這個學校永遠注冊專利，不許旁鶩外務，不許旁人效法的“商標”。更嚴格一點來說，北大的教授們和學校學生間的關係，其微妙的程度，有非旁觀的人所能夠想象到的。譬如，在民國二十四年間，北大千裏迢迢的聘請了一位當代法學的“泰鬥”T君來專任每星期二小時的中國法製史的課程。這位T君雖然學識湛深，名望甚重，指導研究也還適宜，但是其實講堂上的講授卻並不一定高明。這都不用多提，最妙的是T君除在北大授課外，同時還兼任著另外一個著名大學的專任教授。那是什麼學校呢？清華？燕大？朝陽？中國大學？……都不是！我倘若不告訴你，你就是把北平城裏城外所有的大學的名字背出來也還是要失望的。原來那是，那是上海昆山路旁的蘇州東吳大學的法律學院！結果，他不得不在北大常常請假，並把大部分的授課時間花費在平滬通車的大餐間上麵。
這裏所講的隻是一個例子，一個不很重要的例子，證明北大的教授們的最重要的工作，決不完成之於教室。北大的教授當然也常常按著鍾點到教室裏來——雖然也許他們常走錯了教室，看錯了教室門上的號數——，並且也多挾著“神氣活現”的皮包。不過皮包裏麵，慚愧得很，大約很少有一本商務、中華、世界出版的近人著的“概要”，“發凡”，“大綱”，“基本叢書”等的厚書。那麼，皮包裏麵有的是什麼呢？據我所知道的，大約如果講古籍舉要的關於《戰國策》的部分的話，那決不是帶一本梁啟超的“國學指導二種”或什麼“國學概論”之類就能夠敷衍兩點鍾的。可惜，陳宗起的《丁戊筆記》，金正煒的《戰國策補釋》，張尚瑗的《讀戰國策隨筆》，以至於《舒藝室隨筆》，《曉讀書齋雜錄》，《此木軒雜著》，《爻山筆話》，又在南方不大聽到有人談起過，甚至於《讀書雜誌》，《劄》，《過庭錄》，《潛邱劄記》，在上海都容易叫學生們頭痛，遑論其他？大約上海的大學生一輩子隻能夠讀燕京大學燕京哈佛學社出版的《國策勘研》，因為其間有“哈佛”兩字，真是神氣。這樣說來，北大教授們的皮包裏麵所有的零零碎碎大小線裝的本子，真是不應該！他們為什麼不買兩個彙利洋行的大麵包裝在裏麵，肥肥胖胖的，既中看又中吃？可惜北平並沒有彙利洋行，而北大教授們又十個裏頭不準有五個知道哈德門內的法國麵包房的正門是朝南還是朝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