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父親經常來往，往往暢談至深夜而毫無倦色的有錢玄同、魯迅、沈尹默、周作人、劉半農、陳百年等，常聽他談起的得意門生有範文瀾、陸穎明等。
父親對我們兄弟姐妹的教育是從國家民族的大局來設想的，這些想法今天看來可能有些幼稚，但那時確實體現了父親的赤誠苦心。我們姐妹六人，除了小妹、小弟是父親去世後才上的大學，我大哥從中學時代就留學日本，我三弟也是從中學時代就留學德國，父親的意圖大概是想讓他們到這些強國去汲取振興祖國的營養吧。對我和我二妹兩個女孩子，父親的安排是讓我上政治係，讓我二妹上法律係。他說“中國婦女地位最低，你們出來要為爭取女權做些事情。”他又曾對我們說笑話：“你（指我）出來可以當公使，現在都是公使帶夫人，你這個公使可以帶丈夫嘛；你（指二妹）學了法律，將來就是離婚，也可以保護自己的權益。”
父親一生和藹待人，以好脾氣著稱，但在氣節這根本問題上卻毫不遷就。抗日戰爭時北京滄陷，父親因年邁高血壓未能轉徙內地。日本人曾數次命父親的好友周作人來請他出山任教，父親讓小弟馬泰拒之門外不見，周作人還來糾纏，最後讓小弟說：“我父親說了，他不認識你。”這事才算沒再繼續。父親過著清寒的生活，盼著勝利，他老人家是1945年4月去世的，去世前總說：“天快亮了吧，天快亮了吧。”吳曉鈴先生在1985年10月4日《北京晚報》上曾說：“馬幼漁（裕藻）先生在學術界居‘五馬’之首，在日本時曾和魯迅先生同師章太炎。我在離開北平時去向他辭行，他用古體文寫下了如下幾句贈言：‘餘病居邊城，遠雲嶺，臨岐恫苦，贈處無言，惟祈曉鈴默識餘衷，互相砥勵而已。’真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對於我則是鞭策。老人不久便抑鬱而終。”這段文字可以佐證父親故去之前的境況。
我在1928年春天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一年級。1930年轉入政治係本科，學到1934年離校。
北大分三院。一院在紅樓是文科和部分法科；二院在景山東街，叫馬神廟，是理科，有一小禮堂，一般名教授在此演講；三院在北河沿，譯學館舊址，全是法科，有大禮堂。政治係屬法科，我在紅樓上課，有時到二院聽胡適的課（自由選聽），外請學者講演均在二院。如魯迅先生講演就在此。
我記得第一天去沙灘上學，又興奮又緊張。紅樓從一樓到三樓都有教室，每層樓中間有教員休息室。教室的桌椅有分開的，也有在右手處有一扶手可寫筆記的。必修課教室固定，選修課任選。同學中大多是男同學，女同學很少，1928年已由幾人增至十幾人。男女雖然同學，卻不輕易交談，互相不知姓名，因為注冊室的人每堂課來點名是看椅子上有人即在點名冊上畫“到”。
我的老師現在健在的有許德珩先生，同學中知道的有朱穆之、鄧廣銘和楊周翰。他們現在都是國家棟梁，而我一無所就，實在慚愧。那時在校學習全憑自己自覺努力，老師都是高水平的，圖書館藏書也極為豐富，就是剛一入學，覺得學校太大，摸不清如何利用這好條件去學習。
北大課外活動特別活躍，可以學習樂器，包括鋼琴、提琴，可以學攝影，可以學唱歌，可以學昆曲，還有體育活動，同鄉會、同學會等等。我參加過鋼琴和昆曲的學習，還曾受清華大學昆曲老師溥侗先生的邀請去合演過《遊園》。到了春天有旅遊活動，到了冬天，校方在一院的大操場搭起人工溜冰場，下課後同學們成群結隊去玩。
1928年秋季入學，12月是30周年校慶（現改為“五四”了），11月即有校慶籌備會來邀我表演節目。我很為難，因為我很少參加文藝活動，隻在初中演過一次兒童劇《青鳥》，我扮演“牛奶”一角，就一句台詞：“我覺得我要變味兒了。”這次我想拒絕，可他們再三動員，我隻好勉強接受了，決定演一段單人舞，起名《倦鶴舞》。由我自己去找孔德學校教體育的女老師排練，這時離校慶隻有兩個星期了。記得演出在三院大禮堂。當時是隆冬臘月，生了幾個大火爐也不管用，冷得我渾身起雞皮疙瘩。我本來就沒有舞蹈基礎，簡直不知怎麼上的場，也不知怎麼下來的，隻見黑壓壓一片人頭晃動，跳完後氣喘籲籲，然而同學們非常捧場，掌聲如雷，緊接著是我特邀女師大一位同學跳《燕子舞》，直到“燕子”上台掌聲才停。《燕子舞》跳完掌聲稀稀落落。我感到對客人太不禮貌了，心裏很不是滋味。過了幾天小報上登了一篇評論，說“《倦鶴舞》隻會東竄西跳卻掌聲不停，《燕子舞》很有功底卻掌聲冷落，太不公平了。”我讀了非但沒有不高興，反而很感謝這位記者說了實話，替我表達了抱歉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