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訪人背景：
傅家聲 大提琴演奏家45歲
1999年金秋十月，北京國際音樂節。
在10月29日大提琴演奏晚會上，來自以色列的大提琴演奏家和從法國歸來的華裔法籍大提琴演奏家傅家聲先生聯手演奏的大提琴協奏曲博得了陣陣的演聲。晚會結束後，在音樂家們下榻的北京飯店的咖啡廳裏，傅家聲先生接受了筆者的采訪。
談完了音樂，我們聊起了傅家聲先生在法國10年的求學、生活經曆。“我在法國10年，好像經曆了一生的痛苦，這都起緣於我身邊的兩個法國女人。如果你感興趣，我可以慢慢講給你聽，也讓國內的人們了解了解國外的女人們，也許從她們的成長曆程以及對生活的態度中能夠獲得一些可資借鑒的東西。”
我是1989年辭去了北京音樂學院附中教師一職，自費赴法國巴黎的。那時我35歲，剛剛結婚兩年，妻子是北京協和醫院的護士。為了我出國留學，家裏變賣了所有值錢的東西才給我湊了2000美元。可到了巴黎我付掉了一個學期的學費後，身上隻剩下了8美元，隻能折合十幾法郎，連飯錢都沒有著落。我很害怕，到學生公寓一放下行李，就去街上找工作去了。由於我的法語說得不錯，很快就在一家法國餐館找到一份洗盤子的活，這使我的生活暫時有了保障。可後來學院的教授嚴肅地對我說：“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優秀的大提琴手，就不應該再去洗盤子，你沒發現你的手都開始僵硬了嗎？”教授的話讓我如雷轟頂，我如此熱愛大提琴，那是我的生命，我不能毀掉自己還沒有成功的事業。
放棄了在餐館的工作，我必須另尋賺錢的路子，於是我同許多流浪的音樂家一樣，每天結束課程便走上了巴黎的第五大道。這裏充滿了藝術氣氛：有流浪的畫家，落魄的文人，更有那孤獨的隻有音樂相伴的小提琴手。我與我的大提琴也加入了這個靠出賣藝術維持生存的行列，日複一日地與警察周旋，然後從琴匣子裏的法郎中找到一點安慰。
這時我已住不起學院裏的學生公寓，在別的留學生租的房子裏混了幾天後，我發現了馬路對麵的一幢獨立的房子打出了出租的招牌，盡管囊中羞澀，可我還是想碰碰運氣。我按響了門鈴，一個四十幾歲的法國女人穿著睡衣出現在我麵前。樓上樓下共四間臥室，我看中了那間最小的。這個自稱叫露西的法國女人柔聲地對我說，她是一位銀行家的遺孀，後半生衣食無憂，房屋出租隻是為了家裏熱鬧一點。她知道我是中國來的窮留學生，又是學大提琴專業後，便驚訝地對我說，大提琴曲是她最喜歡的，而中國是她丈夫生前最想去而沒有來得及去的國家，看在這一切的份上，她表示每月隻收我200法郎，而且還包我的晚餐和早餐。
這時，一個有著金黃頭發，湛藍眼珠的年輕法國女孩徑直走了進來，一身潔白的網球衣裙把她婀娜的身材襯托得無可挑剔。她和我碰了個迎麵，卻隻用眼睛審視了我一下，連個招呼也沒打便上樓去了，這在法國人中是少見的。我猜想這是個正處在青春期的叛逆女孩。果然，露西看著女孩走上樓去，悄悄地對我說：“這是我女兒漢娜，她隻有16歲，正在讀寄宿中學，現在因為是假期，所以回家來住幾天，可平時她不在家裏住，你盡管放心搬過來。”露西看來是個失敗的母親，對女兒她有一種惟恐躲避不及的小心翼翼。
如此優越的條件我再不抓住，恐怕就再也沒有絕處逢生的機會了，就這樣，我搬到了露西的家。
果然她的女兒很少回家，有時她偶爾在假期回來，每天隻穿著胸罩和三角褲坐在桌邊吃早餐。我受不了她這種肆無忌憚，隻得把早餐帶到學院再吃。好在晚上她還比較安靜，隻是把自己關在房間裏聽搖滾樂。
說是母女，露西同女兒幾乎無法溝通，她們連日常瑣事都從不麵對麵地談，通常的情景是女兒站在樓梯上，而母親則在樓梯下說著那些必須說的事兒。如果同意，女兒會麵無表情地走進自己的房間；如果不同意，回答母親的往往是一聲震天驚地的摔門聲。這對法國母女是我眼裏解不開的謎。
這樣的日子過了3年，19歲的漢娜考進了大學，我也還有兩年就要畢業了，可妻子從國內給我寄來了離婚協議書，告訴我如果不馬上回國，那便隻有離婚，因為她已經30多歲，她想要個孩子，有個完整的家，她再也不能忍受這種等待。要婚姻還是要事業？這種精神上的煎熬讓我恍恍惚惚，以致在第五大道拉琴時竟沒有聽到旁邊的人喊“警察來了”。等我清醒過來時警車已在眼前，我扔了琴便跑，警察在後邊窮追不舍，眼看我就要落在警察手中，前麵開過來一輛藍色的弗拉雷轎車，車窗搖下來後見是露西。我上了露西的車，很快把警察甩在了後邊。在車上，我問露西怎麼這麼巧剛好碰上這驚險的一幕，可露西卻告訴我，她知道我每天在第五大道拉琴，每到傍晚都會開車到這兒轉轉。
第二天早晨我沒有去上課，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把琴從警察局贖回來，露西卻一身寒氣地走了進來，原來她一早就到警察局交涉了，並交了一筆保證金才把我那命根子一樣的大提琴給贖了回來。撫摸失而複得的大提琴，我問她：“警察怎麼會相信你？”露西笑著說：“我說你是我丈夫，因為我討厭你在家拉琴，你才跑到街上去的。”露西說得如此大方，我卻有些不知所措，感謝她一番後便借口要上課出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