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訪人背景：
宋玉 女 退休教師53歲
與她的職業很相稱的一身整潔的衣裙帶來一種嚴謹的風度。
宋玉女士，她讓我稱她為老師，這樣比較習慣些，她在夏日午後的陽光下眯著眼睛對我說。
我習慣了別人稱我為宋老師，因為隻有這樣的稱呼才讓我感到自然一些。像我們這樣年紀的女人談起婚姻總是有一種難以把握的局促感，這同我們當年根本就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有關。在師範學院讀書的時候，我曾經有一個特別要好的男朋友，他跟我不是同班，我是學中文的而他卻是學機械的。
我們在新生入學的舞會上相識並相戀的，他是武漢人，個頭不是很高，但卻很有一股精明勁兒。
當時由於我的家庭出身比較複雜，我外公解放前夕又跑到台灣，因此，在我的一係列活動中，學校無不以“特殊”的理由關照我，包括我的畢業分配。
當時，我分到了山西晉城一個鄉辦中學教書，而他卻分到了長沙一家軍工廠。臨畢業前夕，我送他一條自己親手織的棗紅色羊毛圍巾，他送了我一本乳白色封皮的日記本，我們兩個等於交換了信物，互訂了終身。
可是，山西與湖南相隔萬裏之遙，並且，那時交通很不方便，更不要說什麼電話，我們之間開始隻能以通信互致問候。這樣堅持了有1年多，我們之間突然斷了書信。
因為他那邊是軍工廠，而地址隻是代號我找也找不到那個地方，可他為什麼不給我來信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整天憂心忡忡，做什麼也打不起精神來，這時，我們的教務處主任也是很年輕的一個小夥子逐漸同我接近，並不斷地對我問寒問暖，讓我在孤獨無依中感到了幾絲溫暖。
那時我因為家庭背景的牽扯在學校裏也很孤立，學校領導對我總是不冷不熱的態度讓我對這個單位恨透了。本來，還有男朋友的信讓我在心靈上有幾絲慰藉，可自從他那邊斷了音信，我也像浮在了半空中，不知為什麼特別想抓住一個可靠而結實的地方靠一下。
這時，我們的教務處主任，也就是雷，在聽了我幾次無奈的傾訴後，竟真的利用關係幫我調到了縣中學教曆史課。這裏的環境比鄉下的中學要寬鬆得多，而且，教曆史課也很輕鬆，我從心裏感謝雷，但從沒有任何要與他發生點什麼事情的念頭。
可雷自從幫我調動以後，便經常到我在縣中學的單身宿舍來看我，並且，每次都要待到很晚才離開。時間一長，我對這種情況也有些無可奈何，畢竟，他是在我困難的時候唯一幫我的人。
這樣一來，不僅鄉裏中學就連縣裏的中學都知道雷是我的男朋友，並且，認為我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我對這種傳聞感到好笑，因為，我甚至從來沒有仔細看過雷的相貌，並且對他的家世一無所知，我什麼時候成了他的女朋友。
而且，我一心想著長沙那個男同學，我堅信在不久之時他就會與我聯係上，並且，我已經想好如果我們再見麵我就打算嫁給他，我不願意再等下去了。
可是，該來的沒來，不該來的卻是常常地來，最後成了一種慣例，每到周六雷必定到我這兒待到周日才回鄉下的中學。而我在這種難以言明的尷尬中隻好每逢周六晚上便到別的女教師的單身宿舍同她們擠在一張床上。
有幾次，我想挑明了跟雷說，我根本就不愛他，讓他趁早死了這份心，可我總是說不出口，我怕出言不慎，傷了這個看上去蠻厚道的男孩子的心。
當時，我對回北京還抱著一線希望，我指望我的命運裏出現奇跡，或許哪一天有什麼機會，我可以調回北京，所以，我根本沒有想過自己會在山西結婚。
可事情的發展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之外，1970年，我母親在北京突然遇車禍去世，當我一路風塵從山西趕到北京時，母親早已火化，因為是盛夏，屍體不能久留。
想到母親說沒就沒了，我不由地大放悲聲，一邊哭我一邊狠抓住另一個人的手，我看到那人的手上流出了鮮血，才想到那是誰。
那是雷，一直默默跟我跑了幾千裏路來奔喪的雷。
母親去世了，這使我想回到北京的希望化為泡影，因為我是獨生女，本來可以享受國家的優惠政策調回北京。可現在這一切都已成為往事，對於未來，我兩眼茫然。
回到山西，我沒有再到別的女教師宿舍去擠，一種報恩的心情使我坦然地麵對雷。是的，我把我的身體交給了他，但是，我的心依然是沒有改變。因為對雷，我隻有感激，隻有報答，而沒有一絲一毫的愛。
如果我在這時能夠意識到自己這次走錯了一步而及時抽回腳，那麼，也許我們彼此都會留存美好的回憶。可是，那時的女人不能這樣想，我既然已經成了雷的人，那麼注定要嫁給他，哪怕是隻有婚姻沒有愛。
我和雷結婚不久，便有了一個女兒。
孩子的出生為我這個看上去並不那麼如意的婚姻帶來了安詳。我不再有很多夢幻，而是死心塌地地照顧孩子和雷。
盡管，因為我們之間缺乏愛的基礎，因而，總是在一些生活瑣事上磕磕碰碰，但我還是盡量保持沉默，心想自己這一輩子就這樣過去算了。
但是，不久我就發現雷的疑心特別重，每天下班回來總是東找西找地在屋裏來回轉圈兒，我說：“你找什麼東西嗎？”
他卻答非所問地說一句：“家裏有人來過是嗎？”
我在這裏朋友很少，雷的工作單位又在鄉下，根本就很少有人到我們家裏來，可雷總是不相信，總是要東瞅西摸地像搞偵探。本來，我對他就是沒有什麼愛意，這樣一來就更煩他的小心眼兒。一個堂堂的大男人連自己的老婆都信不過還算什麼男人。
對眼前的雷越煩，我就愈發想念我以前那個男同學，其實，真的一起生活，他不見得就比雷更好，可人對自己得不到的東西總是有一種渴望，這一點我很清楚。
女兒10歲的時候，也許我那時已經地地道道地成了家庭主婦，雷對我不再詢問盤查，加上那時，他也調到縣中學做副校長，有時候一高興，他就愛提過去的事情。
有一次，他突然提起我以前那個男同學的軍工廠，我說你怎麼知道我有個同學在那兒，雷一時有些語塞，半天才緩過神來掩飾說，我到傳達室拿信，看到過他給你的信。
我直到現在才明白，在我跟長沙的同學之間雷似乎做了點什麼手腳。但是既然雷現在已經是我的丈夫，而且，我們的女兒也已經那麼大了，我想過去的事情翻出來對誰都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何必去苦苦追究呢？
1985年，我外公輾轉從海外回到祖國，在首都機場隻有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等候他老人家歸來。40年的滄桑，物是人非，當老人知道女兒已死，唯一的外孫女還在山西晉城這樣一個小地方教書時，不由得仰天長歎。
經過外公的再三周旋，1986年12月，我們一家三口終於從山西遷回北京，我繼續在中學裏教書，而雷則改行進了一家企業做教育科副科長。
回到北京，昔日的同學開始聯絡起來，幾次聚會後，我才漸漸有了長沙那個男同學的消息，他至今還在長沙，但早已調離了單位，聽說到現在還沒有結婚。
聽到這些消息我心裏說不出是喜是憂，隻是與雷生活了十幾年，我的心從來沒有這樣跳過。要外人看來我們的婚姻平靜、安詳，實際上這基本上跟死亡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