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現代性語境的生長與近現代知識分子的演變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於1872年《籌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中所發之感歎，在其後的百餘年間被反複提起。若按“方生方死乃是大時代”的看法，從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開始的一百五十年間俱可稱為變動不安的“大時代”。隨著兩次鴉片戰爭、1883年中法戰爭、1894年中日甲午之戰以及1900年八國聯合侵華戰爭等接踵而至的失敗，民族、國家、社會陷入整體性危機。這使得保持了兩千餘年的傳統文化麵臨著巨大的壓力。隨著傳統文化闡釋力的急遽下降，民族心理中的“斷代感”不斷地增強，相比於兩千多年中央集權帝製傳統所帶來的循環感，近百年的中國曆史進程顯現出它強勁的線性指向。無論這種曆史進程被描述為何種意義上的“現代性”，或是被歸因於“現代性”的哪些特質，這都是個激進而亢奮的探索階段。洋務、變法、新文化、革命、躍進等詞彙標誌著某種理論的想象以及實踐，它們允諾短時期內對當時中國社會主要問題的解決或有效緩解。也正是在這種不斷的期望以及實踐後更強烈的失落感的反複交織中，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呈現出另一種意義上的“斷代感”。“發展”與“穩定”在此時期成為新的時代路標，這意味著溫和漸進的“改良”將替代激進決絕的“革命”，社會的結構、層級不再受到整體性或強製性的扭轉，生活本身的需要壓倒某種意識形態藍圖的構想——“經濟”正在成為社會生活中不可替代的新核心。經濟的發展有效地不斷刺激著資本實現自我複製和擴張，社會運行的注意力已經轉向為怎樣掌控經濟的良性增長，並將這種增長轉化為盡可能的分配公正與社會和諧。在此進程中，一百多年以來對家國存亡、民族前景的焦慮，相當程度上已經在社會的整體觀念中被逐漸稀釋、淡化，許多來自於不同社會層級和不同社會身份的聲音表明，這新時代的開啟在總體上值得樂觀並且的確洋溢出某種幸福感。“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彷徨百餘年之後，似乎可以走向一個“感歎的終結”。
然而從另一個視角來說，“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所包含的問題意識與危機感卻遠未趨於終結——毋寧說它正以新的結構、新的方式、新的麵貌和新的途徑不斷地生成、繁衍，這種視角的主體就是“知識分子”。上到中國近代民族家國危機誕生，下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一個半世紀中，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思想觀念、知識結構、身份功能、群體實踐等等經曆了全方位的變更和重組，其幅度之大、程度之深，並非“從‘士’到‘知識分子’的現代轉型”觀所能全部概括。此一百五十餘年中，知識分子始終扮演著重要的曆史角色，除去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後的約三十年間作為反麵政治符號而無所作為之外，中國知識分子總是以不同的身份角色左右著曆史進展的方向和各種政治力量的興衰。自鴉片戰爭的硝煙從南中國的洋麵上飄向內陸，域外的思想倫理就伴隨著異邦的軍火器物由當時的士人如魏源等引介入中國。某種程度上，正是古代士人對時局的敏感及其社會責任感，使他們點燃了中國現代性的導火索，並最終使知識分子群體自身也伴隨現代性的生長而發生質變。當時的知識分子即士大夫們不僅提出並試行了從器物到製度的係列針對外患的構想，更為重要的是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儒家知識分子出身的朝之重臣在清帝國的肌體已接近衰竭的情況下仍然完成戡亂重任，避免了更深重的民族國家危機的爆發。在這些朝臣和地方督撫的努力之下，清王朝甚至出現了回光返照式的“同治中興”。但從根本上說，儒家觀念體係出身的士大夫難以跨出自身的觀念係統並全麵應對近代中國的危機，格裏德爾在其《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中就對李鴻章深表“曆史之同情”：“他從內心深處發現或者感覺到了變革的不可避免，但他既不能在事物的傳統框架中為變革讓出位置，又無法使自己超越那個仍然視傳統為神聖的思想境界。這是古老帝製滅亡之前最後幾十年間不知所措的儒學思想家們麵臨的困境，是一個他們無法回避的問題。”（〔美〕傑羅姆·B.格裏德爾：《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單正平譯，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頁。）據梁啟超的《李鴻章傳》所載，直至李鴻章臨終前一小時，仍有俄國公使立於床前“促畫押”，李死前“未嚐口及家事”，所掛念的仍然是兩宮安危與和約協商。李鴻章對儒家知識分子信念及其實踐的詮釋，在特殊的曆史境遇中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其晚年的無奈與悲涼也正是當時身為“社稷棟梁”的知識分子群體處境的縮影。
麵對危機的逼迫，傳統知識分子所恪守的儒家學說越來越暴露出它的無能為力，此外，知識分子群體進入權力體係的培養與選拔機製也遭遇到深刻的危機。1905年，綿延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製度正式落幕，這是傳統的“士”向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轉化的核心事件。有學者將此前後的知識分子曆史演變概括為“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同時也是近代中國社會權勢中心的位移。（羅誌田：《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分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分子的興起》，見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對此描述易暉有不同看法，他以為羅誌田對知識分子邊緣化的描述和分析不足以支撐其判斷，他傾向於使用“分化”一詞來描述晚清以後、1949年以前的知識階層麵貌。（易暉：《“我”是誰——新時期小說中知識分子身份意識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7頁）但無論是“邊緣化”還是“分化”，知識分子群體從傳統社會結構中心的撤離都是不爭之事實。）君主專製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政體的衰亡，使得“在朝為官，在鄉為紳”的古代知識分子作為體製與社會之棟梁的地位隨之消亡。伴隨著西學登陸和社會現代性的不平衡發展，知識分子群體也逐漸由單純的人文社會科學屬性發展為文、理、農、工、商等多學科屬性。在此過程中，身處轉型期的近代知識分子於軍人集團和商人群體興起的同時，繼續探索屬於“大時代”所特有的強國新民道路。康有為、梁啟超、嚴複、章太炎、蔡元培等最後一代“士大夫”雖然受過良好舊學教育，持有傳統功名，卻重視並促進了域外科學體係和文化倫理在中國的推廣。在他們之後，魯迅、周作人、胡適、陳獨秀等後一代的知識分子構成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形象的軸心，尤其是魯迅、周作人和胡適這三人，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身處“方生方死”大時代中的文化精英類型。他們的價值立場、價值判斷、思維方式以及人生姿態大多成為現代知識分子研究中不能輕易繞過的“原點”式問題，其中充滿了矛盾甚至是難以破解的悖論。魯迅的“一旦開口便覺空虛”、“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周作人的“半儒半釋”、“流氓鬼與紳士鬼”，胡適的“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蔣介石挽胡適聯。此對聯在對胡適的整體把握上是很準確的。），都顯露出他們各異的人生哲學中深存的悖論。然而這一代知識精英仍然保持了強烈的“用世”心態，無論取何立場或姿態，他們各自代表了不同知識精英對世道時局的認知和作為，在他們身上，傳統士大夫的責任意識和西學知識帶來的新視野觀念相互混合。雖然科舉製的廢除在社會結構上取消了讀書人的中心地位，然而周氏兄弟及胡適這代知識分子卻開創出現代文化思想的軸心時代。
在他們之後，被殷海光稱為“後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則更多像分工明確的知識專家。（關於近現代知識分子代際的劃分，可參考許紀霖《20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見其《中國知識分子十論》，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也可以參考王嶽川在其《中國鏡像：90年代文化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中對知識分子分代問題及思想命運的討論，但這些劃分大同小異，對近現代知識分子思想類型等問題的討論影響甚微。）雖然馮友蘭、賀麟、傅斯年、羅隆基、顧頡剛、潘光旦、費孝通、朱自清等這批知識分子在學術上的成果頗為可觀，但他們中相當部分人出於各種原因而不同程度地參與了政治實踐，當時的民國政府的中高層聚集了許多知識精英。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由於政治力量的改變和意識形態的更新，工農文化水準成為時代的新標高，被官方立場所接納的知識分子也大多僅受過戰爭時期被改寫的“中國式”馬克思主義的教育，諸如《聯共（布）黨史》類的教材以及中共領導人的政治書籍影響極為廣泛，意識形態的灌輸基本上取代了獨立思想的權力。五十年代後的二十餘年間，全國規模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批判運動此起彼伏，各個領域的知識分子都未能幸免，文藝界尤重。1950年批判電影《武訓傳》，1951年批判蕭也牧的小說《我們夫婦之間》，1954年展開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同年對不肯回歸大陸的胡適展開了政治學、哲學、史學、教育學等領域的全方位批判，1955年胡風及其追隨者被視為“反革命集團”，兩年後丁玲、馮雪峰“反黨集團”案也拉開序幕。1962年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千萬不能忘記階級鬥爭”之後，楊獻珍、翦伯讚、周穀城、邵荃麟、羅爾綱、孫冶方等分屬各不同領域的學者也遭受批判。（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9頁。）“文革”十年對知識分子而言“似將海水添宮漏”，漫長的敵視與批判扭曲了學術的正常表達和知識群體的人格操守，知識群體成為政治上最負麵的價值符號之一。八十年代後治國方略的改變使西潮得以重新進入封閉已久的大陸，新啟蒙的理想在多學科知識視野開拓的平台之上重新升起，以文化批判帶動現實批判的潛流在湧動，知識分子的責任意識和啟蒙情結在時鬆時緊的政治氛圍內逐步蘇醒，文學充當著某種意義上的先鋒。但啟蒙的整體努力最終由於學界自身的浮躁、商業氛圍的侵蝕等諸多複雜因素的合力作用而消散，身處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知識分子發現，知識分子軸心的時代的確不再複返。他們所麵對的時代語境、知識體係、話語類型仍然類似於1840年以來的那種迅速變幻——他們所麵對的問題群在曆史上找不到可以借鑒的解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以一種新的“現代性”的問題集群的方式複現，這也是本書研究對象所置身的曆史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