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他的豐滿深刻、飽含力量的敘述藝術，以及開創新風、幽默機智的才能。”
瑞典學院常任秘書
卡樂菲特
今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是出自美國某地，此地長久以來即與瑞典有所接觸。他誕生於蘇克中心鎮，是一個約莫有兩三千人宅居的地方，處於玉米的大產地明尼蘇達州。在他的小說《大街》（Main Street，1920）中，他描寫此地，而稱之為“哥佛草原”。那是一塊廣袤的原野，波狀起伏的土地上，遍布著湖沼與橡樹叢，於此產生了這個小鎮，和許多諸如此類的小鎮。拓荒者需得有場所可販售他們的穀物，商店可供他們購買補給品，銀行讓他們抵押貸款，醫師為他們診治身體，牧師來安慰他們的靈魂。城與鎮之間便產生了合作關係，然而同時也發生了紛爭。究竟是鄉鎮為了城市而存在，抑或是城市仰賴鄉鎮來生存？
大草原給予了我們深刻的感受。正如同吾國漫長且酷冷的寒冬一樣，猛烈的暴風挾雪而來，在寬廣的街衢與低陋的房舍之間肆虐。夏日，酷暑把排水不良、街道不潔的小鎮，熏炙出臭味來。即使如此，小鎮仍然感覺自己是優越的；它是大草原之葩。掌握住了經濟的樞紐，同時是文化的焦點——一個文化中心地，可傲岸的美國文化，糅合了受到外來淵源，日耳曼人和斯堪地納維亞人所左右的文化。
因此，鎮民在他們獨立自主與民主政治的信念下，生活和樂。他們並不排除適當的人民階級化，信守健全的商業道德，相信自動化帶來的恩惠：是以在大街上已有許多福特車。曾有一個充滿叛逆性的年輕女子，來到此鎮，意欲裏裏外外徹底地改革它，卻完全地失敗了，而她幾乎淹沒在這個嚐試中。
就描寫小鎮生活來說，《大街》的確是一部傑出的作品。可肯定的是，書中的小鎮是個十足的美國小鎮，然而就精神環境而言，更可能像置身在歐洲。如劉易士一樣，我們大多數人都曾被醜陋和頑強所困擾。強烈的嘲諷激起了當地居民的抗議，可是我們不能以尖銳的觀點來看，劉易士以寬容的筆調所描繪出的故鄉小鎮和人民。
隱藏在“哥佛草原”的自大自滿之後，卻潛藏著嫉妒。那聳立在平原邊緣的城市，像聖保羅和明尼亞波裏，可算是個小小的都市中心，它們那摩天樓的窗戶常閃耀著陽光與夜晚的霓虹燈。“哥佛草原”希望也像它們一樣，於是以戰時小麥價格上漲為借口，尋到了成熟的時機，進行擴展運動。
一個政治演說家被引薦進來，是那種充滿激情的實際群眾煽動家，他以滔滔雄辯來實證，讓“哥佛草原”領先群倫，且達到二十萬人口級大城是輕而易舉的事。
巴比特先生——喬治·福倫斯比·巴比特——是個如此小城中快樂的居民，（《巴比特》Babbitt，1922）他們稱之為“天頂市”，然而以此名，你無法在地圖上找到它。此後，此城遼闊的地平線，便成為劉易士的批判，打入美國精神領域的起點。
此城比“哥佛草原”大一百倍，因此，這富有十足美國精神和充分自滿的小鎮，它的革新精神與樂天主義的魅力均為巴比特所具體化。
實際上，巴比特近似美國中產階級理想的典型。商業道德與私人行為準則之相關性，是他所承認的信條，毫不猶疑的，他認為上帝的旨意，是要人們工作，增加收入，享受現代的進步。他覺得他服從這個戒律，因此他自己和社會相處得十分和諧。
他的職業是房地產，是目前最高尚的職業，位居郊區的家，植有草坪和樹木，裏裏外外都是一流標準的。他的車合乎他的身份地位，他常駕著它呼嘯而過市街，自負宛如不懼交通危險的少年英雄。他的家庭生活也合乎一般中產階級，妻子習慣於他在家中那大男人式的牢騷，而孩子們變得粗魯無禮，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他享有優秀的體魄，飲食良好且健壯，行事靈敏，性情溫和。每天在俱樂部午膳，總以有益的業務談話與刺激性的奇聞軼事取樂。巴比特不僅世故、有人緣，而且具有演講天賦。他記得所有的國家口號，在俱樂部與公眾集會的談話中，能以他三寸不爛之舌嫻熟地運用它們。乃至於高層次的精神問題，也不怕缺乏共鳴。他受過名詩人克蒙得利·弗林克的熏陶，一個將聰明才智投注在為各類商店書寫犀利的廣告韻文，而有高年薪的人。
巴比特自覺他完美的市民生活是有社會地位的，但是冷眼旁觀一般凡夫俗子，巴比特卻嫉妒他們的幸福滋長得太快了。像巴比特這樣的人，自然不必滋長。自創業起，已然如此。接著，巴比特，發現自己染有為他所忽視的惡德，即使不是全然的忽視，卻也是人所不能免。當他即將五十歲，他才急於彌補那些為他所忽視的。他參與了一個不法團體與一個輕浮的青年團，在此他扮演的是一個闊氣的“甜爹爹”。但是，他的行跡無異自掘墳墓。在俱樂部的午餐，他變得日漸沉默，而朋友也日益與他疏遠。他們暗示他正在自毀前程，他原可成為進步社團的委員的。仿佛到達紐約、芝加哥那錦繡的前程，就近在眼前。幸而他懸崖勒馬挽回了自我，他跪在牧師的書房，懺悔，而獲得赦免。對他來說，那真是一個教訓。此後，巴比特又可以像從前一樣把自己奉獻在主日學校與社會公益活動上。他的身世，結束得如同其始，未有絲毫的移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