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瑾由於有諸葛亮的這層關係而獲益。不過，這層關係，也為諸葛瑾帶來了麻煩。但是由於諸葛瑾的小心謹慎，早就避於無形了。
《三國誌·諸葛瑾傳》曾經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麵。這段故事，後來被許多學者認為是劉備不信任諸葛亮的鐵證之一。王夫之曾經在《讀通鑒論》中說：其信公也，不如信羽，而且不如孫權之信子瑜也。疑公交吳之深，而並疑其與子瑜之合；使公果與子瑜合而有裨於漢之社稷，固可勿疑也，而況其用吳之深心，勿容妄揣也哉！對於這個評論，筆者不敢苟同。很多學者都把責任推到劉備身上，但是卻忽略了這事情的另外一個主角－－－諸葛瑾。諸葛瑾的性格，同諸葛亮有一個共同之處：小心謹慎。這從上麵談過的諸葛瑾的生平已經可以得到一個佐證。而諸葛瑾的這種性格，到了諸葛瑾的晚年還是揮之不去、一直存在的。
《三國誌·諸葛瑾傳》中就說“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這種“憂戚”，正是其謹慎性格的一種體現。在這種謹慎性格的影響下，諸葛瑾自然也會采取一些常人所無法理解的行為。回頭說說“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的這件事。當時劉備已經得到益州，正處於冉冉上升的時候，這個時候劉備懷疑諸葛亮，時機不對，要懷疑也應該是在赤壁之戰諸葛亮出使東吳的時候，這才更加合乎情理；筆者認為：這次諸葛瑾的出使，沒有對諸葛亮產生任何影響，反而對諸葛瑾帶來了不便。因為幾年之後，諸葛瑾就因為曾經出使過蜀漢，而且有個在蜀漢做丞相的弟弟，孫、劉交惡而受到孫吳部分人的懷疑。並且把小報告打到了孫權那裏。為了這件事情，陸遜還親自上表為諸葛瑾擔保，孫權也不得不站出來公開辟謠：“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見《三國誌·諸葛瑾傳》）。
看來這件事情在當時鬧的還挺大的。從這裏足見王夫之的評論是錯的，把方向給弄顛倒了。說完對王夫之評論的看法，再說說諸葛瑾的這封信。筆者估計也正是因為此次出使的影響，諸葛瑾才寫信給劉備勸和。這封信與其說是勸和，還不如說諸葛瑾向懷疑者們的一種公開表白。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先將《三國誌·諸葛瑾傳》中該信的原文列明如下：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蹔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複谘之於群後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裴鬆之在作注的時候，就說這封信於理不合：臣鬆之雲：以為劉後以庸蜀為關河，荊楚為維翰，關羽揚兵沔、漢，誌陵上國，雖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為威聲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翦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答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回駐哉！載之於篇，實為辭章之費。對於裴鬆之之前的分析，筆者深感讚同，這封信的勸和內容從一個孫吳官員的筆下而出，實在是毫無道理（講的是歪理），“實為辭章之費”，但對於諸葛瑾這個小心謹慎的人來說，卻是很正常的，裴氏同樣沒有從諸葛瑾的身上尋找原因。基於同樣的原因，清人何焯在《義門讀書記》中對裴鬆之的反駁也是毫無意義的：及昭烈之時，以達意討賊，則人心尤易於聳動，子瑜之言，至言也。股肱或虧，何痛如之？顧可以先元首乎！後儒謂孫權亦漢賊也，則誠如裴氏所論。於此時也，責以犄角討賊，同好棄惡，告諸天地，騰書遠近，為文祭於羽，暗示士眾，旋師北向，身出秦川。若克關中，漢業可複，權亦稱藩矣。和裴鬆之一樣，何焯僅僅是對文章的內容進行了一番辯解，卻沒有抓住這封信的本質。筆者認為：諸葛瑾通過這封信，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堵住了懷疑者的嘴，同時也獲得了孫權的絕對信任。
通過這個事件中，我們也可以體會出諸葛瑾的老謀深算。諸葛瑾能在孫吳政壇屹立不倒，一直身居高位，這與其性格上的小心謹慎、官場上的左右逢源、處事深謀遠慮，都是密不可分的。也正因此，諸葛瑾才能成為孫吳政壇的不倒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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