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通論：特殊時空 第一章 新時代詩歌的價值及局限
中國當代詩歌，指的是以後的詩歌。它是“五四”新詩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是“五四”新詩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研究方便，以為標誌來劃分詩歌。新舊中國的概念，是政體改變的概念，並不就是詩歌時代的概念。但是，產生的這場政體改變既然如此深刻地改變了中國人的命運，既然如此深刻而全麵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就不能不帶給詩歌以劃時代的意義。
新時代使新詩產生了新變化，這些變化使新詩開始了與過去的階段既有聯係又是獨自成立的新階段。這種新變化的基本點首先是在詩歌與現實關係的改善上，“五四”新詩運動的根本起因是，人們已經感到舊體詩詞已經不能適應時代和生活的發展，它不能很好地表達人們在新生活中萌生的思想情感。變革的基本動因在於，在新的時代裏詩需要尋求對於現實生活的更為合理的和密切的聯係。
這種尋求，最初在文學麵向社會、麵向人生的主張上得到了滿足。後來，在以中國詩歌會為代表的詩歌走向現實的鬥爭中得到了發展。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不僅完善了“五四”運動以來的切近生活的努力，而且直接地為當代中國詩歌奠定了基礎。“講話”是當代詩歌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設計師”。它以兩部典型的詩集塑造了當代詩歌的最初形象，這就是作為史詩性的頌歌《王貴與李香香》與作為對於不合理的生活進行幹預的戰歌《馬凡陀的山歌》。二者的相加，便是新時代的最進步的詩歌觀念。這種觀念，後來被明確定義為詩歌要為政治服務。在這樣的觀念下，詩歌不再是於社會人生可有可無的擺設，而是成為了變革和推進生活的及時而有力的工具，人們不再以單純的享樂和審美的目光看詩歌，而是以非常實際的社會功利主義的目光看詩歌。詩歌的形象有了根本的改變：詩歌進入了生活的每一個重要的環節。它不僅成為政治旋渦中的最活躍的浪花，而且的確已成為整部“革命機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當代詩歌是在表現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直接號召下誕生和發展的。詩歌尋求自己的直接領地，那就是人們的感情世界。在新的時代裏，詩歌表現新的感情，而且實踐著新的抒發感情的方式。作為詩歌為政治服務的最直接的、也是最豐碩的成果，抒情詩高度地政治化了。隨之而來的，是政治抒情詩這一詩歌體式的出現和日趨完善，它是一種抒發並不屬於詩人自己的，直接為政治的利益和目標所激發的詩。它成為了一種最主要的詩歌體式（不是統一的，也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樣式的綜合的體式）。政治抒情詩過去有過，但不曾成為如此重要的形式。政治抒情詩從出現到繁榮發展，是當代詩歌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現象。
隨著長期戰亂的結束，加上全麵開始的經濟建設，為當代詩歌提供了極為寬廣和豐富的題材領域。詩歌的觸角伸向了過去未曾或是很少表現的範圍，例如廣闊範圍內開始的新生活的前景，工業建設和邊疆地區的風土人情的表現，開拓邊疆的軍旅的豐富多彩的生活，以及民眾結束奴隸地位爭取新的生活權利的史詩性的場麵（這些場麵是戰爭結束之後，生活開始安定的時刻，方才有可能較為從容地加以再現）。以前未曾有過的動人景象以及由此而生的喜悅和感激之情，決定了詩人要采取頌歌的方式創作，無數的頌歌題材湧向目不暇接的詩人，這就造成了歌頌新生活的熱潮。歌頌的主題和歌頌的方式都有了深刻的發展。中國新詩史的頌歌時代於是形成了。它從另一側麵，展現了當代詩歌的獨特形象。
盡管當代詩歌經曆了長期的挫折，但它始終沿著歌頌社會生活的方向發展，而且始終試著實踐並不斷摸索著現實主義的道路。它無疑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對這種成就的概括的描寫應當是：詩歌探索與現實生活的更為密切地結合的目的已經達到，它創造了一種與現行社會製度、時代氣氛、生活實際基本上協調的詩歌形態。經過反複的試驗和調整，它們彼此適應了，而且建立了某種穩定的反映與被反映的關係，不管遇到了多大的挫折，這種自覺不自覺的互相適應的詩歌與生活的關係並沒有消失。
新的時代給新詩帶來了新的矛盾，也正是這矛盾給當代詩歌帶來了不同從前的若幹基本特征。這些特征並不全是成就的說明，也許竟是弊端的症結。總之，它們是值得探索的主題，討論當代詩歌的發展，如下三個問題是難以回避的：
（一）現實在當代詩歌中的地位。現實，指包括了各種各樣的中心任務和政治運動在內。平常的和不平常的社會生活，按照當時被確認為前進的詩歌觀念的要求，詩歌應當積極地麵對這個現實，並且為它服務，包括為現實的政治服務。當代詩歌的曆史，幾乎就是詩歌為政治服務的曆史。它取得了很多成就，也由此產生了許多弊端。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在高度組織起來的、而且充滿了多變的政治的社會生活中，詩人麵對現實如何保持一個獨立的嚴肅的態度，力求真實地麵對並再現這個現實，而不是虛假的。
（二）個性在當代詩歌中的地位。詩人和詩歌的個性特征正在衰退。一種長久流行的褊狹觀念，不斷地貶抑和批判具有個性特征的“自我”，並把這貶抑地稱之為“小我”，更通過片麵地鼓吹以“大我”來代替“小我”，其結果是詩人的自我形象越來越模糊，抒情形象越來越趨於類型化和一般化。
（三）多樣的藝術表現在當代詩歌中的地位。當代詩界習慣於把有異於它的不同的藝術表現視為異端。它有著凝固的“傳統”觀念，隨後這種“傳統”的觀念又被加上民族化、群眾化的光圈。最後由於古典詩歌和民歌基礎論的提出，迅速地形成了一種毋庸置疑和討論的藝術標準，對被認為與這個標準相排斥（其實未必排斥）的一切都予以排斥。在新時期以前，當代沒有多樣的詩歌，隻有統一或逐漸走向統一的詩歌。這個時期有這個時期的“統一”，那個時期有那個時期的“統一”，“小統一”之後有“大統一”。而且，這些走向一律的詩歌也隻有一種大體統一的“風格”，完全談不上藝術流派的存在與建立。在新時期到來之前，中國當代詩歌在藝術單一化的路上逐漸退化著。
不要奇怪這裏一開始就對詩歌的現狀作了“暗淡”的描寫，它根據的是當代詩歌發展的事實。但需要立即說明：這並不是事實的全部，或者說，這隻是事實的一個側麵。前麵說過，
開始的當代詩歌是另一時代的詩歌，這不是隨意性的判斷，因為這一時代的詩歌的確出現了與“五四”前後的詩歌迥然不同的東西：詩歌表現的生活內容比以前更為廣泛豐富，詩歌的題材有了新的開拓；詩歌與民眾的關係更為密切；詩歌在整部“革命機器”上的重要地位更為顯著；詩歌的主題有了新的發展；詩歌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更富有時代感，當代詩歌中始終顯示著一種作為社會主人公的形象；詩歌的形式有了新的拓寬，出現了新的、過去未曾嚐試過的詩的形式，特別是政治抒情詩這一形式的確立和發展更為重要的，作為一個詩的新時代的標誌，當代有著屬於自己時代的詩的星座，而這些星座不管存在多大的局限，卻是前人無可替代的。
當把中國新詩分成兩半的時候，對比便自然地出現了。的確，前三十的工作是從無到有的創造，是拓荒性的，我們前輩詩人以大勇大智的姿態用白話詩的“怪物”向著強大而鞏固的舊體詩詞發起攻擊，戰而勝之並取而代之。在這個持續甚久的抗爭中出現了一長串讓人難忘的、閃耀著詩的光輝的名字：郭沫若、聞一多、徐誌摩、戴望舒、馮至、殷夫、何其芳、卞之琳、艾青、田間、臧克家對比後三十，詩歌的發展似乎十分艱難。它麵臨著新的障礙，想要逾越這些障礙是非常困難的。不少有成就的詩人都不得不為之輟筆或變相地輟筆，他們經曆了太多的批判和衝擊。
從眾多的事實中直率地揭示那些阻礙新詩健康發展的症結，探索克服那些弊病的途徑，目的在於冷靜而清醒地估計成績，提高前進的自信力，著眼於未來，也許可以發展得更理智，也更健全一些。我們不願重複曆史的過失。在曆史麵前，我們隻能尊重它。我們不能要求它應該這樣應該那樣，我們隻能說明它曾經這樣曾經那樣。當代詩歌的曆史走過彎路，但是，它有屬於自己時代的價值。對這些價值全麵地加以論述是相當困難的。
久經苦難折磨而被迫停止歌唱達二十餘之久的艾青，當他從噩夢中醒來，他想到的仍然是——
最美的是
在前進中迎風飄揚的紅旗
這是艾青寫的《紅旗》裏的詩句，與此同時，他寫了富有鬥爭哲理的《魚化石》：“動作多麼活潑，精力多麼旺盛，在浪花裏跳躍，在大海裏浮沉；不幸遇到火山爆發，也可能是地震，你失去了自由，被埋進了灰塵；過了多少億，地質勘探隊員，在岩層裏發現你，依然栩栩如生。”這首詩發表以後，有人問艾青它的意義，艾青狡黠地回答說：“這些變成化石的人太多了。”艾青也許竟是自比。但他還算有幸，沒有埋藏“多少億”便被發現了出來，而“依然栩栩如生”。
複生的艾青仍然是輕的，中國老一代詩人有著十分可貴的韌性，這種韌性並不因為遭受厄運而消失。當然，與以前相比，艾青沒有寫出像《大堰河——我的保姆》那樣深切的土地之歌，對現實生活的表現力顯得疲弱。但艾青國際題材的詩卻取得了超越以往的成就。的《南美洲的旅行》、《大西洋》、《在智利的海岬上》，的《古羅馬的大鬥技場》、《萊茵河流過的地方》，以及其他一些國際題材的，關於維也納、巴黎的詩，都使艾青獲得新的榮譽。他是一位國際性的詩人。
寫過《王貴與李香香》的李季和寫過《王九訴苦》、《死不著》的張誌民，他們的詩篇，記述的是那個災難農民的受苦和翻身的故事，他們是送別黑暗迎接新生的詩人。來到了新的環境，他們唱著新生活的歌，張誌民唱著新的“村風”，寫著新的《公社的人物》。而李季，他進入新生活初期的詩篇從內容到形式都作了新的改革，他以明快的旋律寫著新的《生活之歌》，以及《玉門詩抄》中一些抒情短詩如《正是杏花二月天》：“正是杏花二月天，遍地麥苗像綠氈。汽車走在公路上，姑娘們鋤草在地邊。”展現著生活的歡快明朗的輕鬆情調。對他們來說，詩歌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他們已經送別了舊的人物和舊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