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了，我們當代一些作家的突出成就也推動了愛爾蘭文學曆史地位的發展。謝默斯·希尼，弗蘭克·麥考特和羅迪·多伊爾引起了世人對愛爾蘭作家的再度關注；還有一些作家如科姆·托伊賓，雨果·漢密爾頓和考勒姆·麥肯則屬於很典型的愛爾蘭傳統作家，語言風格比較謹慎，敘述手法精妙，而他們也正在嚐試寫作很新的東西。
我認為愛爾蘭作家很注重堅持傳統風格，如講故事的技巧、生動而豐富的通俗語言、對於形式技巧的追求，還有語言上的創新精神。（我並不是說他們都喜歡玩文字花樣，隻是有時文字過於簡單就會有點別出心裁。）對於愛爾蘭作家來說，寫作的目的不在於僅僅講述一個故事，而在於怎樣講述這個故事。我相信所有的讀者對於這樣一種在作者引領下開啟的閱讀之旅都會感興趣的。
問：您是否會為文學附加任何社會功能？您個人會滿足於讀者喜愛您的作品嗎？
答：我必須承認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非常天真和浪漫。我讚同濟慈、雪萊和性手槍樂團（SexPistols）的說法，即藝術是為了改變世界。小說應該是美麗的，最好還要吸引入，但是對我而言，小說的創作絕對不是為了藝術而藝術。所有藝術家或作家藝術創作的策略都要服務於這一改變的宗旨。在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裏，創造美麗實際上是一項政治作為。不管我們意願如何，小說在客觀上確實能改變世界。
問：能談一下您對未來的寫作計劃嗎？
答：我的計劃就是繼續寫小說。我現在很少從事新聞寫作了，也大大縮減了其它類型的文學創作，就是想爭取更多的時間來專心寫作小說。我現在正在構思一部新的小說。
（原載《當代外國文學》2006年第3期）
寫作、政治以及《入土為安》
——哈羅德·品特訪談
戴從容譯
時間：1996年12月6日
訪談者：米瑞亞·阿拉該（MireiaAragay），巴塞羅納大學英語係教師拉蒙·西摩（RanionSimo），巴塞羅紳大學德語係教師我從未把抽象觀念作為寫作的出發點
阿拉該：寫作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品特：從很小的時候起，語言就一直讓我極為興奮。我開始寫作是在十一或十二歲的時候。當我還是個孩子時，我就愛詞語，那種興奮感陪伴了我一生。看到紙上的詞語，看到那張白紙以及想到可能寫在上麵的字，我現在依然會像過去一樣興奮。每張白紙都是一個未知的世界，而你將躍身其中。這非常具有挑戰性。
阿拉該：1961年你與理查德·芬德雷特進行了一次對話，後來以《為自己寫作》這一標題出版，在這次對話中，你說“我以處於某一特殊情境的人物作為出發點。我當然不是從哪個抽象的觀念開始著筆。”這些年裏，你的創造活動依然如此麼？
品特：是的，我從未把抽象的觀念作為寫作的出發點。並不一定是特定的人物，或者不如說是特殊、具體的意象，無論視覺意象還是文字意象。
阿拉該：即便在你更近期的政治劇中，你也是這樣著手寫作的麼？
品特：是的，即便在我更近期的明確的政治劇中。假如你要寫一出戲劇，描寫這些事態，你應該有一個創作衝動，這一衝動必須來自一個特定的形象。比女口，《餞行酒》（One for theR0ad）的起因，就是我腦海裏出現一個坐在桌子上的男人，等侯著某人——他的受害者——走進房間。我覺得薩拉·貝克特劇場（Sala Beckett）巴塞羅納的一個著名的實驗劇場。將這個劇本演得非常出色。坐在桌上的男人這一意象就是觸發了這部戲劇的那一具體事實。不是觀念引出戲劇，而是那個男人的形象使戲劇得以展開。
西摩：在討論你的創作活動的時候，你從未提到謀篇布局或者事先想好的結構，然而你的戲劇的形式極為精密。你能談談這兩者如何在你的作品中共存的麼？
品特：形式的構建是在創作戲劇的過程中進行的。我仍然發現我不得不構建非常精密的形式；這就是我誕生方式的一部分。我有衝動，然後我必須組織那一衝動，使它前後連貫。顯然，連貫涉及到的是你如何塑造戲劇的語言和結構。我非常注意這個方麵。兩者就這樣獲得一致，一個是另一個的一部分。在戲劇的中段我遇到一隻野獸，而作者必須抓住這隻野獸。不過，順便說一句，我喜歡野獸。如果沒了野獸，也就根本一無所有了。
阿拉該：創作政治劇的時候，你是如何努力解決其中包含的美學的和道德的困難的？你如何避免向觀眾說教，變成某種宣傳家？
品特：寫這樣的政治劇，如果你在開始寫之前就已經知道了結尾，那麼確實存在著很大的危險。我努力避免這一點，讓戲劇保持新鮮，我希望我沒在說教。我喜歡發現事態是怎麼樣的，然後讓它發生。《宴會時間》（Party Time）就是一個合適的例子。我最初有了一個想法，在某個城鎮的一個非常優雅、富有的公寓裏舉行的一場宴會。我在寫的時候，有個想法越來越清晰，即在外麵的街道上，另一件事正在發生。漸漸地，另一點變得更加清晰，即街道上正在發生的事情，一次鎮壓，事實上是由這個屋子裏的人組織的。但是，屋子裏的人自然從未討論過這件事，隻有一兩次提到，一閃即逝。他們喝著香檳，吃著開胃薄餅，非常非常開心。他們知道一切進展順利。換句話說，存在著這樣一個世界，這個世界事實上根本不屑於討論軍隊和警察的鎮壓行為，而他們是應對這些行為負責的。這一想法在寫作的過程中浮現出來。我對此感到非常興奮，因為它從來真正變得非常明確，但我想，又極為清晰。我相信不用努力告訴大家，它就成了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意象。我相信在所有國家，都確實存在著掌握巨大權力的人，他們住在都會的公寓裏，以許多非常微妙的方式——有時不那麼微妙——事實上控製著發生在街道上的事情。但他們實際上不屑於談論這件事，因為他們知道事情在發生，而且他們知道他們掌握著權力。這是一個權力如何運作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