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一段時間，雅各布·讓對猶太人湧入上海的原因又有了更為客觀和深入的了解，在另一篇文章中說道：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日本軍隊占領了上海大部分地區及其周圍地帶，使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日軍占領區內的一個“孤島”，隻能通過海路與外部世界聯係。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無法在上海地區繼續行使自己的職權，而日本占領軍當局一時也還來不及在上海建立起地方傀儡政權，使上海在對外事務方麵處於一個十分特殊的地位，成為當時世界上唯一一個無需辦通常的入境手續就能進入的大城市。特別是從1937年秋至1939年秋，近兩年時間裏，外國人進入上海不僅不需要簽證，而且也不需要經濟擔保，不需要預先找到工作並出具警方提供的品行證明，這對那些被關過集中營、以“非法”途徑逃離歐洲、來到上海時身無分文的猶太難民來說無疑是個天賜良機。
那麼中國的普通民眾對於這些遠道而來的歐洲猶太難民是什麼態度呢？雅各布·讓引用1939年中國人在上海出版的《東方雜誌》上的刊文作了介紹：“雖然我們在上海尚有十多萬難民的生活不易維持，但我們隻要能辦到，總可以盡力幫助猶太難民……我們應站在弱小民族的聯合戰線上，一致對付欺淩弱小民族的敵人。”
這些歐洲猶太難民為什麼偏偏選擇已經被日本法西斯占領的中國上海，並且是通過什麼途徑來到上海的呢？雅各布·讓走訪了很多從奧地利來的同胞，他們滿懷感激地記住了一個中國人的名字。但在當時，為了保護這名向他們這些落入生命即將被剝奪的茫茫苦海中的人拋散“救生圈”的恩人，為了後來的猶太同胞能夠繼續得到這名中國人的幫助，他們暫時隱去了他的名字。雅各布·讓在報道中說道：
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館以簽發赴上海的簽證的方式救助了大批猶太難民。需要指出的是，當時上海正處於“護照簽證失控”的狀態，歐洲猶太難民不需要簽證就可以入境，但猶太人仍須持有簽證，以證明目的地才可獲準離開奧地利。簽發簽證的人也知道，多數持有中國簽證的猶太人的目的地不一定是上海，但出於對猶太人悲慘處境的同情和基於人道主義考慮，他們還是向申請入境上海的奧地利猶太人發了成千上萬份簽證。很多猶太人在他們的幫助下從意大利乘船或者通過陸路由蘇聯順利抵達上海。當然也有很多人利用手中的簽證逃到了巴勒斯坦、菲律賓或者其他國家。
逃到上海的猶太人的生活狀況如何？遇到困難到哪裏去取得應急的和必要的幫助？在接下來的日子裏，雅各布·讓又陸續作了一些記載和報道：
鑒於進入上海的歐洲猶太難民越來越多，對難民提供援助與救濟的組織也增加了。上海的猶太富商、社團和國際猶太救援組織紛紛采取措施，幫助、救濟和安置那些幾乎身無分文的猶太難民。
1938年10月，在滬猶太富商嘉道理家族成員霍瑞斯·嘉道理出麵召集成立了“上海援助歐洲難民委員會”，該團體擁有多名猶太名流，到1938年底，共籌集到8000美金。另一名嘉道理家族成員埃利·嘉道理則和有關人員成立“複興基金”，目的在於幫助猶太難民創辦一些中小企業，增強自救能力。
沙遜家族的第三代核心人物維克多·沙遜捐了15萬美金作為“複興基金”特別款項，不僅如此，他還捐出蘇州路400號的河濱大樓，作為上海猶太難民接待站，使數百戶猶太難民得以入住。
同樣富有的亞伯拉罕家族和依托格家族開設了公共廚房，每天向約600名難民供應夥食，著名的阿哈龍會堂也被用作接待站和難民廚房。
此前記者已經報道過的，從1939年1月起，上海援助歐洲難民委員會相繼成立了愛爾考克路、熙華德路、彙山路等多個路段中的多個猶太難民營，這些相對集中的難民營幾乎合成為一個“工”字形。
與此同時，國外的猶太人組織也給予了上海猶太難民大力支持。如1938年在上海設立辦事處的“世界猶太難民救濟組織”，為上海猶太難民提供谘詢、聯係、貸款等各項服務。
最突出的是美國的“美猶聯合分配委員會”（JDC），該組織於1939年成立了上海辦事處，當時每隔一段時間即寫出上海猶太難民情況的報告，並在美國募集了大量的捐款，一時成為當時援助難民經費的主要來源。
其餘的有各國旅滬僑民、中國教會和其他一些非猶太救援或慈善團體，如上海難民收容所、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倫敦會及美國育嬰堂等也都捐房、捐款資助猶太難民。
“八一三事變”後，上海市民在自己也淪為難民時，依然克服種種困難，無私地接納和幫助了歐洲猶太難民，尤其是虹口地區的中國居民，騰出了自己的住房給難民居住。不少中國醫院盡管缺醫少藥，還是騰出地方收治猶太難民，挽救了不少垂危的生命。
那些俄國猶太人還巧妙利用自己“中立國”的特殊身份，成立一些救濟組織，將救助對象從原來的東歐猶太人逐漸擴展到德奧猶太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