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有夢，就有追求
——讀田冰《愛的天堂》
田冰的散文集《愛的天堂》終於出版了。由衷地感到高興，表示祝賀。
散文家周濤說：“寫作是一件寂寞的事業。如果能稱為‘事業’的話，那也是各種事業當中比較寂寞的行當。”當下社會，是一個物質迅猛發展，精神迅速退潮，人的欲望無限膨脹的時代。實用主義、享樂主義、虛無主義，無不像魔一樣地充斥於我們的生活空間。在這樣的時代麵前，文學正漸行漸遠，愈來愈淡出人們的視線。由此，田冰在繁忙的工作之餘，能夠一如既往地還堅守著自己的信念，做著不言放棄的文學夢，沉得下心來，耐得住寂寞，將心靈的點滴感悟，對社會、對人生的思考，傾訴於筆端。這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自覺不自覺地成了一個文學的殉道者。
《愛的天堂》裏的文章，相當一部份是發表過的，我或多或少的早就讀過一些。有些文章，當時就給我有過心靈的觸動，至今仍留下一定的印象。《情係西三圩》《泡桐花開》《揚中的三葉菜》等篇什，通過敘述、描寫和靈動的細節，能夠形象真實地展示出人物場景，表達了作者對故鄉的那分濃濃深情。或許是因為寫故鄉、故土，作者對其人物、事件和時代背景十分熟悉，抒發的情感自然是真摯的，筆墨也自然流淌，自然就能感染讀者，激起對閱讀的升華，聯想到自己的故鄉，萌生出一種對故鄉的熱愛和眷念。
該書的書名，是引用了其中一篇文章的題目。這篇文章，我記得曾經作為卷首語在《金山》雜誌發表過，說的是擁有三千年曆史文化名城的鎮江，湧動著大愛之聲的滾滾浪潮。愛是人類最高尚的美德，愛不需要任何理由，愛有時其實是很簡單的。愛親人，愛朋友，愛他人，在田冰的筆下，這樣的文章有著很多。我最喜愛的一篇是《列車邂逅》。2006年金秋十月，作者在和一位詩人由北京返回的列車上，邂逅了去北京為女兒治病後返回山東德州的一家三口，於是有了接觸和交流。作者和詩人為其女兒媛媛的身體狀況擔心，鼓勵媛媛要珍惜身體，快樂生活，感恩父母。後來，作者和媛媛一家經常在網上聯係，了解情況，祝福媛媛健康成長。在濃濃的愛心和牽掛下，媛媛終於戰勝疾病，好學上進，以優異成績考取上海交大。字裏行間，在關心別人的同時，也體現了作者的大愛之心。這樣的文章，自然是好的文章，能觸及人的心靈。
集子中的文章，也有相當部分是領略自然風貌而展示心靈感悟的。就是人們常說的“遊記散文”或曰“行走散文”。物質生活豐富以後，人們有條件走出家門，飽覽祖國大好河山，陶冶心靈情操。於是，大量的旅遊文章見諸於報刊、雜誌、網絡。然而，在散文這種文體中，遊記又是最好寫又最不容易寫好的題材。沒有獨特的感悟，沒有獨到的視角，這樣的文章大多易落俗套，流於一般化。田冰的這類文章，無論是在自己生活工作的古城鎮江探尋，千秋街、西津渡、濱江大道、古城小巷、千年華山村……還是行走於祖國的山川大地，圓明園、神農架、內蒙古草原、沂蒙山、鳳凰古城……都能在他深切的觀察、感受與體驗之後，抒發出自己真誠的情感，有的文章確實是能鮮明地留存在讀者的記憶中。
散文評論家王聚敏說：評論散文，有的人是評論某某的散文，有的人則是評論散文中的某某。我不是評論家，也決沒有那個才能，隻能是屬於後者。由此，我說的這些，至多隻能算是讀後感而已。但是，收在《愛的天堂》裏的文章，能有一些令人很受感動，已經是很不錯的了。對於作者來說，也算是一種慰藉了。
我和田冰，既是同仁，也是朋友。我們在文學的道路上，互相抱團取暖，雖然文學是寂寞的，但也要堅定地走下去。我希望他在取得初步的成功之後，在今後的創作領域中，還要不斷開拓視野，豐富創作題材，不僅僅是歌頌和讚美，還要對社會、對人類生存環境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思考，像魯迅先生所說的“揭出社會的病痛來”，以此向著成熟的高度和目標邁進。
衷心祝願他繼續攀登，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來。
與錢理群相遇
2008年冬天，赴北京參加一個散文創作的研討會，我有幸見到了錢理群先生，並聆聽了他的精彩演講。
錢理群是北大教授、著名學者、研究魯迅的專家。那天上午，錢先生微笑著走進會場，大家紛紛起立，報以熱烈的掌聲，還有人上台獻花。他為我們演講的題目是《作為散文家的魯迅》。整整一個上午，場內沒有人走動，中途沒有休息，魯迅的文學和思想，魯迅的精神和品格，經過錢先生的解讀，再次震撼了我們的心靈。瞧見先生那顆大大的、已經修頂的腦袋，我不斷地猜想，那裏麵該藏有多少豐富的知識和聖潔的智慧啊！
錢先生出身於世家。外祖父是晚清著名的維新派思想家王韜的學生，母親從小接受西式教育，父親是外祖父的得意門生，赴美國留學時和胡適同學，曾擔任國民政府農業部的常務司長，後隨國民黨到了台灣。這樣的家庭背景，錢先生自然是要受難的。他1960年大學畢業後被發送到貴州，在安順的一所衛生學校教語文，1978年考研究生回到北大，前後在貴州生活了18年。也就是說，從21歲到39歲，錢先生一生中最具活力的歲月是在貴州度過的。文革中，錢先生一開始就被許許多多莫須有的罪名打成了反革命。此時，一位和他關係並不密切的女學生，出於良知說了幾句公正話，也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壓力之下，這個女孩最後投湖自殺了。為此，在貴州的大地上，錢先生始終感到有這樣的一個墳永遠壓在心頭，他後來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壓在心上的墳》。他覺得在年輕人的麵前，有一種永久的愧疚之感，欠著年輕人的債，這也成了他九十年代以後研究、寫作與講學的一個內在動力。此外，錢先生在文革中還有過死裏逃生的經曆。這一切，促成了錢先生的反思，將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使他終於走上了學者道路，成為一名精神界戰士。
北京的冬天是異常寒冷的，然而，錢先生的演講卻給我們帶來了溫暖。他說，散文是最個性化的，你是什麼樣的人才能寫出什麼樣的散文，你不具備承擔就不要勉強，都在於你自己，你的一切都應當是發自內心的，是從血管裏流淌出來的。會後，我便迫不及待地來到當地的一家新華書店，買來了錢先生的兩本著作，一本是《我的精神自傳》，另一本是《與魯迅相遇》。
我原來是不大喜愛讀學術方麵的文章，尤其是理論方麵的書籍，總認為那些文章是從象牙塔裏著述出來的，從理論到理論，空洞說教，枯燥無味，且有的人也是高高在上的空談，並不做一點實實在在的事情，甚至其人品和文品也是斷裂的。然讀了錢先生的文章，卻被深深地打動了。
錢先生的著述，大多是他在北大講壇對莘莘學子的講稿，始終貫穿著他的“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精神和思想。他在《我的回顧與反思》中說：“你或許從政，但你必須做一個具有‘獨立、自由’的思想，‘批判、創造’精神的政治家、公務員，而不是謀求私利、隨風轉舵的政客和唯唯諾諾、無所事事的官僚。你或許經商，但你必須做一個具有‘獨立、自由’思想，‘批判、創造’精神的企業家、經營者，而不是投機取巧、謀取暴利的奸商，無所作為的庸商。你或許治學、任教、從事新聞出版工作，你也必須做一個具有‘獨立、自由’的思想，‘批判、創造’精神的學者、教師、編輯和記者，而不是出賣靈魂的幫閑、幫忙文人，混跡於文壇學界的無用之人。”這些話語足以抵達人的心靈深處，是一劑猛藥，給人精神上的警醒。
錢先生的著述，不僅是對曆史的反思，更是滲透了自身的生命體驗，對現實、對社會的關注和思索。對於當下時代，他在作過種種現狀分析後提出，由於中國社會的迅速物質化、世俗化，虛無主義、市儈主義、享樂主義已經成為重要傾向，最終要將人的精神消解殆盡。他在《關於啟蒙主義的反思》一文中說：“我們正麵臨著這樣的嚴重的民族精神危機，民族道德的危機，人心的危機，在我看來，這是當下中國最根本的問題。要糾正，恢複元氣，引上正道，是很難很難的，而且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的時間。這是從根本上製約著民族政治、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這些深刻的見解，無一不直指社會的病端，發人深思。
總結曆史經驗，中國文人有很多的是“誌大才疏”“眼高手低”。而錢理群先生不是，他不僅是思考、寫作，進行著他的學術活動，傳播著他的理念和思想，而且還身體力行地做著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2002年從北大講壇退下來後，除了繼續從事學術研究外，還投入大量精力從事社會文化教育實踐活動，關注和參與中學語文教育、西部農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青年誌願者運動。這些，正如他自己所強調的，要做一個真實普通的人，要“目光向下”，更要有“不怕做小事業”的“泥土”精神。
我對錢理群先生的景仰，不僅是他的學術，更是他的人品，那種強烈的社會關懷、底層關懷。現在，我和先生的一麵之緣已過去兩年有餘，他的兩本書也一直置放在我的案頭，我時常翻閱，常能獲取精神和力量。而先生當初的“腳踏大地，仰望星空”的臨別贈言，也始終縈回在我的腦際。
災難中，我們挺起脊梁
——僅以此文，獻給遭受汶川大地震的同胞和救援者
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每天下班回家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匆忙打開電視。收看頻道幾乎都固定在央視一套和四川衛視上，每天不間斷地24小時滾動直播，晚飯也是坐在電視機前吃，一直要收看到淩晨的三點。電視上那些受災的場麵和湧動愛心的畫麵，都讓我的淚止不住地潸潸流下。
汶川大地震太讓人感到了揪心，那些原本風景秀美的城市和村莊，都在瞬間遭到了重創。房屋垮塌，山體滑坡，道路、通訊、供電、供水中斷，無數人被埋在廢墟下，成千上萬的人無家可歸……消息通過媒體傳遍了神州大地，也撕扯開世界的目光。
眾誌成城，抗震救災。第一時間，胡錦濤總書記作出重要指示，溫家寶總理趕赴災區；廣大解放軍指戰員、武警部隊官兵、公安幹警、醫護工作者和各類專家，火速奔赴抗震救災一線，和時間賽跑，與死神爭奪生命。危難關頭，中華民族又一次麵臨著考驗與挑戰！
“鎮定、信心、勇氣”，這是溫家寶總理在飛赴災區時發出的聲音。麵對突如其來的災難，災區人民表現出來的自信和堅強令我感動，也令每一個中國人感動，令世界感動。
一位叫譚千秋的教師，在地震來臨時張開雙臂趴在課桌上，用身體死死地護住課桌下的四個學生，四個學生都活了，而譚老師的後腦卻被樓板砸得深凹下去。一位叫吳忠紅的老師，地震發生的那一刻，別人奔向樓下逃生，他卻往樓上走，去疏散他的學生，樓房坍塌了，他被埋在了廢墟下。一位警察在尋找自己的孩子時，不忍心跨過其他的孩子去救自己的孩子，幾個小時內，他一連救出了三十多個孩子，當來到自己的孩子麵前時，孩子已經停止了呼吸。災難發生後，有九位老師帶著71名學生，冒雨爬山涉水六個多小時，將學生帶到了安全地帶，學生中年齡最大的14歲，最小的隻有5歲，而老師中有四位家裏失去了孩子和丈夫，一位老教師家中七名親人遇難……
對於影像中所顯示的人類的痛苦和災難，包括戰爭，我總是覺得距離遙遠，因為那大多是導演出來的場麵。而現在，一個個畫麵，一個個鏡頭，有的就是主持人直接連線現場的記者，讓我感到了災難仿佛就發生在身邊，感同身受，痛徹心肺。災區人民在大難麵前表現出來的那種頑強不屈，那種大義凜然，那種百折不撓，讓我的淚水一次次長流。
平武縣縣長毛一兵，在組織群眾轉移中被山石砸傷，當他在醫院被搶救醒來後，第一反應就是牽掛著他的災民。一位女民警，父母和2歲的女兒均在地震中遇難，她沒有時間看上一眼，一直是強忍悲痛堅守在工作崗位上。許多回汶川尋找親人的人，在途中看到有那麼多的人需要救助，便立刻加入到救援者的行列。一群到汶川尋親的年輕人，當得知前麵的交通被阻塞時失聲痛哭，一位大姐上前反複勸慰：“別哭，別哭，我的家也在汶川，也有親人被埋在廢墟下！”
地震，摧毀了我們的家園，但卻不能摧毀我們的意誌。人有難，天知否？我不知道我的淚為誰長流，是為那些遇難的同胞，還是為那些救援的英雄；是為那些被埋在廢墟中堅持一百多個小時還存活下來的堅強生命，還是為那些加入了愛心行列的千千萬萬誌願者！
然而，眼淚救不了汶川。大難更顯大愛，大災更顯真情。在大難麵前，人性的光輝得到最大的釋放。別哭，汶川，讓我們為生者祝福，為遇難者祈禱，哪怕這個世界都成為廢墟，我們也會挺起脊梁！
原載2008年5月21日《京江晚報》
2008年第6期《金山》
2008年第6期《紅豆》
在張守仁家中
2011年冬天，在北京參加一個文學活動。活動結束後，從櫻花東街打的到中國作協，看望鎮江籍詩人、評論家馬季。馬季說：“你來得正好，吉林有位大自然文學作家，叫胡冬林，是來北京參加第八次作代會的，馬上就過來，約好了下午去拜訪張守仁老師。你是寫散文的，張老師是散文名家，一定會歡迎你。”於我來說，這真是一次意外的驚喜。
不一會，胡冬林來了。還來了位胡的粉絲，《中國國家旅遊》雜誌的副主編戴清小姐。我們相聊甚歡。胡是位地道的東北漢子，高大結實，眉宇間透出北方人的豪爽、堅毅和果敢。他放棄城市的優越條件，長期生活在長白山深處。他居住的小鎮，離長白山原始森林隻有數百米之遙，幾乎每天都要上山去觀察、體驗，用心靈、用生命和大自然親近，創作了大量的、獨樹一幟的生態文學作品，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並在中央電視台作專題講座。他出版的《野豬王》，受到青少年讀者的廣泛閱讀和喜愛。由此，胡也受到著名作家、翻譯家、《十月》雜誌原副主編張守仁先生的格外關愛。胡問我：“你熟識張守仁嗎？”我說：“沒有見過麵，記得讀過張守仁老師的一篇文章，是為山東濱州作協主席李登建散文集《黑陽光》所作的《序》。”說來慚愧，我讀的書真的不是很多，有些文章讀了也不大能記住。然而，這篇《序》恰是留下了印象，是關於土地、故鄉、農村、農民的，至今仍銘刻著其中的一段話：“故鄉的一切，像天上的太陽一樣，永遠照耀著、溫暖著寫作者的生命曆程和文學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