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袁淵元，出生在河南省北部，毗鄰偉大的母親河黃河，至於我這蛋連蛋的名字，是我已經去世大爺起的，說是大爺，但其實他跟爺爺是表親。（大爺：很多地方大爺是指跟爸爸一輩的人，年齡大於爸爸就叫大爺，年齡小於爸爸就叫叔叔，但是我們這所說的大爺，是指跟爺爺一個輩分的長輩。）
這操蛋的名字，沒少讓我的學生時代充滿歡聲笑語，當然，歡的是別人，被笑的是我自己。從小學開始，我的綽號等級也是在不斷的提高，從三圓，到三菱，最後到三蛋。
不知道的還以為我的身體機能棒棒噠，比普通男性多長了塊肉疙瘩似的，每次女同學聽到這個稱呼，都會捂著嘴笑。
好幾次我跟家裏人說想要改下名字，最後得到的都是爸媽的教訓，爺爺更是有隨時從輪椅跳起來跟我切磋的衝動。
我著，我著（著zhao，當地方言，跟“知道”是一個意思），凡是去世的大爺曾經作的決定，在我們家差不多跟聖旨一樣，其實不僅是我們家，我們村子裏對他老人家也是相當的尊敬，但是幾十年前，大爺可是有著相反的處境。
那是19世紀50年代末，新中國剛剛成立十多年，百業待興，剛剛穩住腳跟的人民享受了幾年安定，一場浩大的運動正在漸漸發酵，並有蔓延的趨勢。
當然，這對我爺爺來說沒什麼影響，往上數三代全是貧下中農，成分幹淨得很，家裏住的土坯房子，放個屁都能蹦掉一碗灰。
但是我那大爺可就不一樣了，成分複雜的很，他爺爺是我們這有名的陰陽先生，去世後仍然很是受人敬重，有的戶裏甚至還供奉著他老人家的牌位，這第一條，可以算的上是牛鬼蛇神吧；第二呢，他老爹當初是我們這片唯一的地主，經過一係列改革運動，老爺子禁不起折騰嘎嘣去了，雖然土地財產都得到了公平的分配，但這地主的帽子卻不是隨老爺子一了百了、消失不見的。
這兩頂帽子自然而然要扣在我大爺頭上，那個時候全村都像避瘟疫一樣避開大爺，甚至他那條的直係親戚都通過各種辦法和他撇清關係，生怕一不小心也受了牽連。
然而，這一場批判運動還沒有持續多久，便被一場突如其來的饑荒抹平，久旱不雨，地麵崩裂，好死不活的，蝗蟲緊跟著鋪天蓋地而來。
按照我爺爺的說法，那時候的蝗蟲就跟從地獄爬出來似的，見啥吃啥，隻要它們能啃得動的，稍微好點的人家開始小心翼翼的分配僅存的糧食，苦人家已經挖草根和樹皮。
幸運的是，我爺爺家倒還不缺生存的口糧，原來，從分土地的時候開始，我爺爺並不敢把所有的指望放在地裏的糧食上，每當秋天，他便去有棗樹的人家求點剩下的棗核，據爺爺說，棗核和幾種野草曬幹混合在一起可以磨成麵，雖然有點苦味，但還是能夠讓人食用的。
一天夜裏，飯後，爺爺把碗裏剩下的麵糊糊舔幹淨，便坐在自己門檻上長長的歎氣，“不知道二貴哥咋樣了，這光景有地的人都快活不下去了，他可咋弄。”
奶奶正在收拾碗筷，聽到歎息聲，手在圍裙上擦擦，說道：“沒法啊，之前那情況咱也不著咋辦，現在又變成了這。”
“那以前是咱插不上手，可現在誰還顧得上誰，俺是肯定先護著你，但…”爺爺低著頭，摳著門檻下麵的土塊，悶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