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年（1765年），35歲的洪大容隨朝鮮使節團出使清帝國，到達北京後，照例在正月初一盛裝去朝拜皇帝。朝拜之後，走出午門，有很多好奇的人圍上來。這時，“有兩官人亦具披肩品帽戴數珠，觀良久不去”，洪大容覺得很詫異，便上前詢問：“老爺熟看我們何意？”兩人笑容可掬地回答：“看貴國人物與衣冠。”洪大容追問道：“我們衣冠比老爺如何？”兩人都笑而不答。
據洪大容事後記載，這兩個人是翰林檢討官，一個叫吳湘，一個叫彭冠。此二人圍觀的朝鮮衣物，其實就是被清朝滅掉的明朝衣冠。到北京的時候，這些朝鮮使節團成了清帝國首都的一道異樣風景，不止這兩個翰林檢討，另一個李姓太常寺少卿也曾經來問：“貴處衣服是遵何代之製？”而另一個叫周應文的讀書人更好奇地問：“貴處衣冠可是箕子遺製否？”顯然，清帝國的文化人對於這種本來屬於漢族的衣冠已經不太熟悉了，對它們充滿了好奇。
其實稍早的時候，經曆過明清之際那一場天崩地裂的老人是記得這種舊朝衣冠的，這就是舊朝大明的衣冠。對於曾經滄海桑田的人來說，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個痛苦的過程。那時還是順治六年（1649年），也就是明朝剛剛滅亡五六年的時候，盡管南明朝廷還在南方掙紮，朝鮮還在東邊堅持沿用崇禎年號，可漢人卻已經不得不改易發服，以至若幹年後朝鮮使者來朝，國人卻已然忘卻了自己民族的服裝與發式，足見當年剃發令影響之深遠。
底蘊深厚的三千煩惱絲
曆史上最早關於頭發的記載來自商湯。《書傳》記載，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便把自己的頭發、指甲作祭品，也算是為萬人請命，於是天降甘霖，方數千裏。在這裏，湯其實用頭發替代了自身。華夏民族在遠古時期就認為，頭發可以代表人的整體，湯以犧牲自我而求雨，體現了很高的境界。
商代男子發式以梳辮發為主。從形象資料來看，這個時期的男子辮發樣式較多，有總發至頂，編成一個辮子，垂至腦後的；有左右兩側梳辮，辮梢卷曲，下垂至肩的；有將發編成辮子盤繞於頂的，等等。
提到商的發式，又不得不提笄。笄是我國在新石器時代就有的發飾，如骨笄、蚌笄、玉笄、銅笄等，用來固定發髻。周代男女都用笄，笄的用途除固定發髻外，也用來固定冠帽。古時的帽大可以蓋住頭部，但冠小隻能蓋住發髻，所以戴冠必須用雙笄從左右兩側插進發髻加以固定。固定冠帽的笄稱為“衡笄”，周代設“追師”一官進行管理。衡笄插進冠帽固定於發髻之後，還要從左右兩笄端用絲帶拉到頜下拴住。從周代起，女子年滿十五歲便算成人，許嫁，謂之及笄。如果沒有許嫁，到二十歲時也要舉行笄禮，由一個婦人給及齡女子梳一個發髻，插上一支笄，禮後再取下。
隨著中華文明的演進，頭發被賦予了更多特殊的含義。《孝經》的一句話最為人所熟知：“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華夏兒女除了出生時剃一次胎毛外，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幾乎終生不再剪發。不剪發，但需勤洗發，而且“五日一沐”，故有周公“握發吐哺”的精彩篇章。周公攝政時，既日理萬機，又禮賢下士，洗頭居然要“一沐三握發”，頻頻被來訪的客人打斷。
頭發如此顯眼，便成了古時人們互相辨認的重要標誌。春秋時期，楚平王懸賞捉拿伍子胥，並畫了人像，掛在各地城門口。伍子胥白天躲藏，夜晚趕路，來到吳楚兩國交界的昭關。因為官吏盤查得緊，伍子胥一連幾宿睡不著覺，愁白了頭發，竟使守關役卒辨認不出，僥幸逃脫，典型的壞事變了好事。
頭發的妙用在一代奸雄曹操那兒更是得到了充分發揮。曹操討伐張繡，正值麥熟季節，乃頒布軍令：“大小將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並皆斬首。”豈料他自己的坐騎卻踩壞一大片麥田。戲劇性的一幕上演了，曹操鬧著自殺，被勸阻後，來了一個“割發權代首”。這在當時可不算“作秀”，而是相當嚴肅的自我懲罰。如上述所言，頭發“受之父母”，“全而生之，當全而歸之”，所以中國古代曾有“髡刑”，強行剃去人的頭發，這是對人精神和人格的一種蹂躪。
頭發不僅被政治家所用，也為讀書人所用。漢朝儒學大師孫敬小時候讀書非常用功，經常通宵熬夜，為防止瞌睡蟲來襲，就幹脆將頭發用繩子係在屋梁上。這便是《漢書》所記“頭懸梁”的故事。而讀書人一旦注意上頭發，便激發出無限詩情——麵對安史之亂，憂國憂民的詩聖杜甫才四十多歲，就頭發稀疏，甚至連簪子都插不上，“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就是他的寫實。蘇東坡雖然仕途不順，日子卻一直過得比較灑脫，但貶官黃州、遊曆赤壁之際，瞻思周公瑾當年雄姿英發、建功立業，也不禁感慨自己“早生華發”。同樣抑鬱的李白，更將頭發的寫意發揮到極致——“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要知道太白筆下的廬山瀑布不過“三千尺”，長達三千丈的白發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