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楊顯惠
秦嶺的長篇小說《斷裂》是一部有創意和深度的作品。
我在《文藝報》撰文分析秦嶺的農村題材小說創作時說過，對於秦嶺的創作，我始終充滿期待。這是因為在更多的作家總是習慣於追風逐浪，迷戀時尚的情況下，秦嶺始終堅守著自己，保持著自己的創作個性和追求，並不斷凸顯具有自身特點的創新意識和探索精神，這也是他的小說總是受到讀者關注的根本原因。他的長篇新作《斷裂》，再次滿足了我的某種期待。
閱讀《斷裂》帶來的快感，可以用“酣暢”兩個字來概括。據了解，這部小說在出版之前，其中的一部分曾在發行量位居同類期刊之首的《小說月報》原創版長篇小說專號上隆重推出，並引起了一些專家和讀者的關注。在當前長篇小說泛濫成災、泥沙俱下的情況下，一部作品能夠引起專家和讀者的雙重關注，我認為是奢侈的、也是彌足珍貴的事情，這樣的小說首先是貨真價實的，是值得反複品味的，是可以和書架上的優秀圖書擺放在一起的。
經典現實主義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其批判性，批判的力度源於小說對社會存在的問題暴露的深度。我認為，《斷裂》是一部具有自省意識和現實批判意義的力作。《斷裂》不單在講述故事，它所承載的具有象征、寓言、批判意味的“幹貨”“硬貨”全部夾裹在故事的揍理和骨髓裏，有些甚至隱蔽在矛盾的背後或者故事濃陰之中。這注定了它不是浮光掠影的，而是厚重深邃的；不是快餐式的，而是餘味悠長的。這就激發了讀者急於探求、尋覓的欲望，這是秦嶺的創作一貫表現出來的“拿人”之處，他的招數往往使讀者欲罷不能。小說中的主人公卞紹宗是個優秀大學畢業生，有著堅定的理想信念和遠大的抱負，為了實現人生的價值，他不惜拋舍珍貴的愛情，毅然決然地來到了條件艱苦的九十裏鋪當中學教師，但是，基層權力支配下的教師價值觀的缺失、功利思想對教師靈魂的剝蝕、嚴酷的生存環境給教師造成的心靈傷害以及“三農”問題對農村教育的侵襲，徹底打碎了他的青春夢想，他開始試圖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借助鄉黨委書記架建民、初戀情人周筱蘭等各種可以利用的力量投機官場，並千方百計在上層矛盾的旋渦裏巧妙周旋。在碾軋博弈中，他一步步得到了升遷。值得一提的是，他謀取權力、大肆收受賄賂的過程，也是他想方設法為九十裏鋪的脫貧、發展與進步疲於奔命、辛勤工作的過程。他用受賄所得為癱瘓在床的父親治病的同時，又不忘資助農村貧困生；他與情人周筱蘭利用一切機會縱情，卻又不忍心與一個中學生妓女縱欲；美麗妻子的紅杏出牆給他造成了難以愈合的創傷，他卻在善良的小保姆那裏發現了底層女性難得的人性之美。卞紹宗最終登上了清穀縣權力的頂峰，與此同時，九十裏鋪的建設與發展也在他的“支持”下達到了曆史最好水平，也就是說，他遠大抱負的最終實現，是以攫取權力為前提，以喪失人格為代價，以扔掉尊嚴為條件，以藐視法律為背景的。最後，伴隨著由他掛帥的豆腐渣工程―愛民橋的斷裂倒塌，卞紹宗的違法犯罪問題也浮出水麵。主人公最後選擇了自殺，在遺書中，他請求把自己的屍體埋在為之奮鬥過的九十裏鋪。法律對他犯罪行為的定性且不贅言，而九十裏鋪的老百姓對他的自殺所持的不同態度，才是最值得思考的。故事的深刻性和現實意義，在於功過是非背後的社會反思和人性的多重思考。
《斷裂》給我的感觸很深，特別是小說所蘊涵的豐富的信息量，常使我的思考陷人沉重和縱深。這幾年，我或多或少地看過一些所謂的官場小說，品讀過一些相關的評論。我發現，有些官場小說的主題要不是過於集中在權力和金錢對知識分子人格和價值觀的摧毀上，那麼必然是在不遺餘力地反映現實官場生活對人性的消解和腐蝕，更有一些所謂官場小說，與那些流俗的言情小說一樣，類型化或程式化特征十分明顯，基本沒有什麼值得研究的藝術獨創和人文精神。有人簡單地把《斷裂》劃人官場小說範疇，我認為不盡準確，而有的評論家在報刊撰文給其冠以反腐小說，我覺得更有些牽強附會。秦嶺確曾寫過一些官場小說，如發表在《鍾山》《上海文學》《長江文藝》等期刊並被多次轉載的《難言之隱》《狗墳》（（打字員蓋春風的感情史》等，這些小說用漫畫、誇張、反諷的手法，揭示了權利場各色人等在潛規則中困惑、無奈、尷尬、迷茫的生存景象。而《斷裂》絕非簡單意義上的官場小說，充其量含有一些官場文學的元素而已，它超越時下官場小說的地方在於：首先，作者主要展示的是當代青年在物欲社會的心靈演變史，它沒有停留在官場的表象上，而是以官場、城市、農村、家庭為背景，以精神的變化和情感的走向為線索，多角度切人人的精神和靈魂，全方位反映人的精神追求與現實利益之間的矛盾。其次，主人公善與惡、榮與辱、崇高與墮落的交織，本質上源於精神與物質、清高與欲望、權力與利益之間無法回避的、牢牢凝結在一起的矛盾，從而構成了他的人生鏈條，那就是從堅守信念，到迷失自我，再到放棄操守，牟取金錢和權力，回過頭來又利用權力為老百姓辦好事、辦實事直至自取滅亡。再次，《斷裂》顯然擺脫了官場小說的習慣視角，譬如，主人公妥協於現實，卻並沒有完全隨波逐流，靈魂被汙染卻沒有喪失心靈的原則，權欲、肉欲和物欲在吞噬他精神的同時，卻一直保持著一顆善良、悲憫的心。在現實生活中，一個“雙重”人格的人，是很痛苦的，我們可以想見卞紹宗複雜而備受煎熬的心路曆程，當人生的價值需要靠謀取權力來實現的時候，我們就不難為卞紹宗每一次痛苦的抉擇和精神上的斷裂找到答案。第四，小說給以孔令謀為代表的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勞模“父親”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主人、以校長龐社教為代表的中國農村貧困地區教育工作者、以甄芹芹為代表的農村個體戶、以小乖乖為代表的賣身貧困生等各階層“角色”提供了“登場”的機會，構成了奇異而逼真的現實世風、世相、世貌，把對中國各階層人物命運的思考置於了一個更寬闊的社會背景下，使作品有了更強的現實意義。這些可圈可點之處，在普遍意義的官場小說中是看不到的，這再一次證明了秦嶺思考問題的獨特性和提煉素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