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幼年就知道，社會上除去士農工商、帝王將相以外，還有所謂盜賊。盜賊中的輕微者，謂之小偷。
我們的村莊很小，隻有百來戶人家。當然也有窮有富，每年冬季，村裏總是雇一名打更的，由富戶出一些糧食作為報酬。我記得根雨叔和西頭紅臉小記，專門承擔這種任務。
每逢夜深，更夫左手拿一個長柄的大木梆子，右手拿一根木棒，梆梆地敲著，在大街巡邏。平靜的時候，他們的梆點，隻是一下一下，像鍾擺似的；如果他們發見什麼可疑的情況，梆點就變得急促繁亂起來。
母親一聽到這種雜亂的梆點，就機警地坐起來，披上衣服，靜靜地聽著。其實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過了一會兒，梆點又規律了，母親就又吹燈睡下了。
根雨叔打更，對我家尤其有個關照。我家住在很深的一條小胡同底上，他每次轉到這一帶，總是一直打到我家門前，如果有什麼緊急情況，他還會用力敲打幾下，叫母親經心。
我在村裏生活了那麼多年，並沒有發生過什麼盜案，偷雞摸狗的小事，地邊道沿丟些莊稼，當然免不了。大的搶劫案件，整個縣裏我也隻是聽說發生過一次。縣政府每年處決犯人，也隻是很少的兒個人。
這並不是說，那個時候，就是什麼太平盛世。我隻是覺得那時農村的民風淳樸，多數人有恒產恒心，男女老幼都知道人生的本分，知道犯法的可恥。
後來我讀了一些小說，聽了一些評書，看了一些戲，又知道盜賊之中也有所謂英雄，也重什麼義氣，有人並因此當了將帥，當了帝王。覺得其中也有很多可以同情的地方，有很多聳人聽聞的羅曼史。
我一直是個窮書生.對財物看得也很重，一生之中，並沒有失過幾次盜。青年時在北平流浪，失業無聊，有一天在天橋遊逛，停在一處放西洋景的攤子前麵。那是夏天，我穿一件白褂，兜裏有一個錢包。我正仰頭看著，覺得有人觸動了我一下，我一轉臉，看見一個青年，正用手指輕輕夾我的錢包，知道我發見，他就若無其事地轉身走了。當時感情旺盛，我還很為這個青年，為社會，為自身，感慨了一陣子。
直到現在，我對這個人印象很清楚，他高個兒，穿著破舊，滿臉煙氣，大概是個白麵客。
另一次是在本縣羽林村看大戲，也是夏天，皮包裏有一塊現洋叫人扒去了，沒有發覺。
在解放區十幾年，那裏是沒有盜賊的。韌進城的幾年，這個大城市，也可以說是路不拾遺的。
問題就出在“文化大革命”上。在動亂中，造反和偷盜分不清，革命和搶劫分不清。那些大的事件，姑且不論。單說我住的這個院子，原是吳鼎昌姨太太的別墅，日本人住過，國民黨也住過，都沒有多少破壞。房子很闊氣，正門的門限上，鑲著很厚很大的一塊黃銅，足有二十斤重。動亂期間，附近南市的頑童進院造反，其著名的領袖，一個叫作三豬，一個叫作癩蛤蟆，癩蛤蟆喜歡鐵器，三豬喜歡銅器。他把所有的銅門把，銅飾件，都拿走了，就是起不下這塊銅門限來。他非常喜愛這塊銅，因此他也就離不開這個院，這個院成了他的革命總部和根據地。他每天從早到晚坐在銅門限上，指揮他的群眾。住戶不能出門，隻好請軍管人員把他抱出去。三豬並不示弱，他聽說解放軍奉令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他就親爹親娘罵了起來。誰知這位農民出身的青年戰士，受不了這種當眾辱罵，不管什麼最高指示，把三豬的頭按在銅門限上，狠狠碰了幾下，拖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