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壽山的墾荒實邊思想
１９世紀末，黑龍江將軍壽山提出了墾荒實邊的主張，本文想就壽山這一思想產生的曆史背景、內容及其曆史意義談點不成熟的看法，誠期專家不吝賜教。
１８４０年英帝國主義用炮艦打開了中國的門戶，到十九世紀末，中國已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並且麵臨亡國滅種的危險。
在列強中，沙俄是最早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並且是得到實惠最多、侵吞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早在沙皇亞曆克塞·米哈伊洛維奇時就覬覦我國東北地區，沙皇尼古拉一世上台後，更是變本加厲，實施侵略中國的計劃。他瘋狂叫囂：“俄國旗不論在哪裏，一經升起就不應當再降下來。”①１８５８年（鹹豐八年）５月２８日，沙俄利用英法侵華之機，迫使清政府就範，簽訂了不平等的《璦琿條約》，鯨吞了中國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的６０多萬平方公裏的廣大地區，並以“共管”的名義將烏蘇裏江以東４０多萬平方公裏土地實際占領（１８６０年中俄《北京條約》將這個地區劃歸俄國）。
沙俄欲壑難填。它在吞並上述地區之後，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軍事侵略、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妄圖有一天將整個東北地區納入沙俄帝國的版圖。１８９６年（光緒二十二年）９月８日，沙俄強迫
清政府締結了修築中東鐵路的契約———《中俄合辦東省鐵路合同》。１８９７年１２月１９日，沙俄艦隊強行開進旅順口、大連，並於１８９８年３月２７日迫使清政府簽訂了《旅大租地條約》，割去了遼東半島，取得了修築南滿鐵路的特權。同時，沙俄在中俄邊境屯駐重兵，虎視眈眈，伺機進犯。
麵對沙俄的咄咄逼人之勢，黑龍江方麵又是怎樣一個現狀呢？
居民情況。據１８８７年（光緒十三年）統計，“全省戶約五萬，口約二十五萬”；１９０７年（光緒三十三年）統計，“全省戶十八萬二千三百五十一，口一百二十七萬三千三百九十一。”②１８９９年（光緒二十五年）沒有統計，按其發展速度看，估計不會超過７０萬人口。當時黑龍江全省麵積約１００多萬平方公裏，平均每平方公裏不足１人，地廣人稀，兵源不足，財力匱乏，無法應付強敵的侵略。造成這種局麵的主要原因是清廷的封禁政策。
軍隊情況。１８９９年（光緒二十五年），黑龍江有旗兵（駐防兵）軍官（前鋒以上）１２３７人，馬甲（正兵）９９９４人，養育兵（屯田兵）７７０人，匠役兵１５２人，官兵總計１２１５３人（通肯城駐防兵數為薩保於光緒二十年原奏，其餘各城駐防兵數為《大清會典》光緒二十五年統計。為了簡要，筆者將之合計在一起）。壽山於光緒二十五年奉命招募鎮邊新軍１６營，其中：步隊１０營，每營５００人，共５０００人；馬隊６營，每營２５０人，共１５００人，總計６５００人。另外齊齊哈爾、墨爾根（嫩江）、黑龍江（瑗琿）三處水師營計有官兵１０００有奇。總之，黑龍江省有官兵不足２萬人。這不足２萬人的軍隊，因清末農民起義迭起，外國侵略不斷，連年征戰，很少整頓訓練，多為疲憊之師。加之武器裝備落後，清軍多配備長矛大刀片；水師營，僅有一號、二號戰船８７艘，江船１５艘，劃子２０隻，“多為運船，非戰艦也。”③這樣的軍隊是很難應付外敵的大規模侵略的。而沙俄於１８９９年末已在中俄邊境上陳兵１７萬，且裝備精良，訓練有素。顯而易見，不足２萬人的裝備落後的疲憊之師是不足以與裝備精良的１７萬大軍相對抗的。
作為封疆大吏的黑龍江將軍壽山早就清醒地看出沙俄的侵略野心，為防止沙俄的入侵，保衛祖國邊疆，提出了墾荒實邊的主張。雖然曆任黑龍江將軍如特普欽、增祺、恩澤等都曾有疏請放荒之舉，但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軍餉，補財政之不足，與壽山的墾荒實邊思想不盡相類，亦不如壽山的主張係統完整。壽山的墾荒實邊思想主要體現在他於１８９９年（光緒二十五年）４月關於條陳武備以固邊防的建議，同年６月關於放墾沿江荒地與旗地的疏請６條，和他於１９００年（光緒二十六年）８月以身殉國前夕寫的《遺疏》等文中。而《遺疏》則是他這一思想最係統最完整的體現。我們不妨以《遺疏》為基礎，來分析一下他的墾荒實邊思想的主要內容。
在《遺疏》中，壽山首先提出自己的放荒興墾的主張：“旗地、蒙地均應招放民荒，沿邊兩城（指瑗琿城和墨爾根城，筆者注）尤須變通興墾。”此主張是針對清廷的封禁政策提出的。
清政府視東北為“龍興之地”。於１６６８年（康熙七年）頒布了《停止遼東招民令》，實行封禁政策。後來，奉吉兩省得到開禁，黑龍江省則一直是旗人的領地，至１８６０年（鹹豐十年）以前從未開禁。盡管一些有識之士多次疏請，清廷仍頑固地恪守“祖宗規矩”，不準開禁放荒，私入流民一律嚴懲。因此，致使黑龍江省廣袤的膏腴之地白白地閑置，地廣人稀，邊陲空虛，國門不固。
１８６０年，在沙俄已吞並了我國１００多萬平方公裏土地，並繼續入侵，清廷處於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才批準了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關於招民試墾呼蘭廳所屬蒙古兒山等處的奏折，以補軍餉之不足。至此，清廷實行近２００年的封禁政策才宣告解體。
即便如此，清廷的開禁放墾還是不徹底的，往往是時開時禁，有開有禁。有兩個情況足以說明這個問題。一是漢人遷入的情況，據光緒十三年的統計，全省“民戶”（旗戶以外的居民，即招墾來的漢人）才發展到２０３７戶，人口約１０萬多人⑤；二是放墾情況，至光緒二十四年，僅呼蘭廳一帶，通肯河、克音河、湯旺河流域及觀音山一帶，巴（彥）拜（泉）與依克明安（今富裕縣）一帶放墾，放墾土地麵積不足全省可耕地的三十分之一。正因為如此，壽山提出徹底開禁，全麵放荒招民興墾的主張。“旗地、蒙地均應招放民荒”，那就是全麵開禁興墾，無一例外。而且，這“招放民荒”已不是以往“認佃”的形式，而是讓“民”有土地所有權和自主經營權。他們隻向政府納稅，而不是向旗的官丁納租，取消中間環節，防止貪鄙等行為。“招放民荒”，即是將“旗產”變為“民產”。唯其如此，才能使黑龍江“不出十年必能自立”，成為祖國強大的邊疆。從而實現他“備曆之艱苦，久蓄之心願。”
將旗地、蒙地變為民田，旗產變為民產，勢必招致滿洲貴族的反對，給放荒興墾大計帶來阻力。為緩解矛盾，使放荒興墾一事順利進行，壽山向朝廷提出“調劑各城旗人之法”：“應於招民開墾之時多撥司旗隨缺地，並酌留旗孳生地”。這樣旗人官兵“耕牧皆有所托”，“均不患貧”，也就不會過分反對放荒興墾事宜了。
接著，壽山批評了現行招墾辦法的種種弊端：“若如通肯旗領民佃，用意非不周密，其實膏腴之地盡在為官，諸人巧取，貧丁仍無所得。且務本之民以為地非己有，不願認佃；其認佃者又皆別有希圖，往往名為旗產，實非旗產，輾轉盜賣，無所不至。不獨實惠不能均沾，墾務亦恐難收速效。”通肯等旗的招墾辦法，據史料記載，是土地產權歸旗所有，以租佃的方式招民墾種，租佃者須向土地的所有者納租，沒有產權，即旗為地主，墾種者為佃農。這樣就造成“膏腴之地盡在官”，諸旗官利用手中的職權，巧取豪奪，把旗產（土地）實際上占為個人財產，利用認佃的缺點，乘隙而入，獨得實惠。這是弊端之一。那些“別有所圖”的認佃者，則買通旗官，從中作弊，轉手盜賣以自肥，使旗產名存實亡。此弊端之二。而“務本之民”因為得不到土地的產權和自主經營權，受到層層重租盤剝，無利可圖，等於為旗官做牛做馬，故“不願認佃”。此弊端之三。壽山認為這些弊端是造成墾務“難收速效”的根本原因。要清除這些弊端，其首要者是“招放民荒”，將荒地作價賣給“務本之民”，改變“地非己有”的情況，給他們以土地的產權和自主經營權，勞動所得除向政府納稅外全部歸己。隻有這樣，才能使之一心撲在土地上，實心實意地經營，墾務才能收到速效，從而達到放荒招墾的目的。
改“認佃”為“招放民荒”，變“旗產”為“民產”，更地租為地稅，壽山這一主張是一重大改革。如前所述，曆任黑龍江將軍雖都想墾荒興農以實邊，但都不敢在土地所有權上做文章，從根本上解決興農問題。壽山在“授命之際”，則無所忌憚，敢於衝破禁區，在旗人的領地和世襲特權問題上做文章，把部分權益歸給“民”。這也是壽山墾荒實邊思想與以往這類主張的本質不同之所在，是比較開明的。
對於反對旗地蒙地放荒招墾者的一些謬論，壽山在《遺疏》中也加以駁斥。謬論有三：一曰“漢民日多，有礙旗人生計”；二曰“山林日辟，有妨牲丁貢貂”；三曰“旗地勸設之官不宜民官治理”。顯然，此三種說法皆從狹隘的民族利益出發，置國家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於不顧。第一種說法認為放荒招墾後，漢人移入一天天增多，會妨礙旗人的生計。把漢人的移入與旗人的生計對立起來，害怕漢民移入多了會同化旗人，這仍是恪守“祖宗規矩”，是清廷封禁政策的變種。怕漢民移入多了會侵害旗人的利益隻不過是借口而已。第二種說法認為放荒後砍伐山林辟為良田，山林減少，會造成貂的生息地減少，因而貂產量減少，影響牲丁獵取貢貂。把招墾事宜與朝廷的貢品對立起來，認為開辟山林會侵害朝廷的根本利益，孰不知開辟的山林僅僅是極少的一部分，亦不是大林區，根本不可能“有妨牲丁貢貂”。即便稍有影響，與興墾大計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第三種說法認為旗地負責督導農務的官員不適宜由民官治理管轄。這乃是堅持旗民分治，維護旗的獨立王國狀態和旗人的特權地位，反對在招墾之地設治，更反對這些地方行政官員管轄，聽任“旗地勸設旗官”為所欲為。既然此三種說法如此荒謬，所以壽山說“皆狃於一偏之見不顧大局之言，更卑卑不足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