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豐滿的自發
假如我們全神貫注於眼前的問題，由於它本身的原故而迷戀它，心中不再有其他的目標或想法，我們便更容易成為充分自發的，充分發揮作用的，任我們的能量從內部自如地流出，自動地流出，無須努力，無須自覺的意誌或控製，就像一種本能一樣，自動地、無思想地作用著；即，達到最豐滿的、最少障礙的、最有組織的活動。
它們的有組織狀態和適合於眼前問題的一個主要決定因素很有可能就是現實中的固有性質。我們的能力於是最完善、最迅速、最不費力地適應於情緒，當情境改變時能靈活地改變，就像一位畫家持續不斷地使自己適應他的發展著的繪畫的要求，像一位摔跤運動員使自己適應他的對手，像一對舞伴嫻熟地相互配合，像水流入縫隙和窪地。
對獨特性最充分的表達
充分自發是忠實表現自由活動的機體及其獨特性與風格的一個保證。自發和表現，都含有忠實、自然、真實、無矯飾、非模擬等等的意思，因為它們也含有非工具性行為的意思，沒有有意的“嚐試”。沒有費力的爭取或緊張，對於衝動之流和深刻人格的自由“輻射”表現為不加幹預。
現在僅有的決定因素隻剩現實中的固有性質和人的固有性質，以及兩者之間起伏波動相互適應的根本需要，需要形成一種融合，一個單元，例如，一支優秀的籃球隊，一場弦樂四重奏。這一融合情境以外的任何東西都是無關的，這不是一種達到任何外部目的的手段；它的本身就是目的。
人與世界的融合
隨著社會的高度發展，人與世界的融合度也越來越高了，通過一個個創造性的例證，我們有理由相信它也是先決條件之一。我想，這一我曾拆開並討論的相互關係網絡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種融合是一個自然的事件，而不是什麼神奇奧秘的東西。我想，假如我們把它理解為一種同型現象，一種相互影響的鑄型，一種越來越密切的相合或互補，一種融化為一體，它甚至是可以用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的。
河庫塞曾經說過：“假如你想畫一隻鳥，你必須變成一隻鳥。”這有助於人們理解上述觀點。創造性領域中的思考和研究大都太原子論、太特殊了，而不是像它能夠成為和應該成為的那樣整體論的、機體論的或係統論的研究。
創造性達到最佳整合的途徑
有時我曾對創造性領域的新的和古老的情況進行比較而深感興趣。首先我想說，積累的資料總數——純粹研究著述的數量——已遠遠超過了任何人所能想像的。
在我印象當中，創造性領域的理論與方法、精巧測驗技術以及純信息量的大量積累相比，進展並不大。我想提出理論的問題，即，有關這一研究領域中的概念化方麵有些什麼問題使我不安，並說明這些使我不安的概念化問題的不良後果。
我想，最重要的問題是我的一個印象。創造性領域中的思考和研究大都太原子論、太特殊了，而不是像它能夠成為和應該成為的那樣整體論的、機體論的或係統論的研究。當然我在這裏並不想進行任何愚蠢的二歧或極化的爭論。我不想表示對整體論的任何虔誠或對解析或原子論的任何敵意。對於我，問題在於如何使它們達到最佳整合，而不是在它們之間進行抉擇。避免這樣的二歧抉擇的一個途徑是利用皮爾遜的舊分辨法，他曾在一般因素和特定或特殊因素之間進行區分，兩者都進入了不僅是智力而且是創造力的構成之中。
我在閱讀文獻時認識到，雖然創造性問題沒有被作為建立理論的一個基礎，但它和精神病學的健康或心理學的健康之間有非常關鍵、非常深刻、非常重要和非常明顯的關係。例如，在以心理治療為一方、以創造性為另一方的兩類研究中，我們可以說這當中很少有什麼聯係。我的一個研究生，理查德·克來格曾發表過一項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證明材料，說明確實存在著這樣一種關係。
托蘭斯的著作《主要的創造才能》中曾以表格形式列出全部已證明和創造性有相關關係的人格特征，這是我們大家都有深刻印象的。也許他認為有30個或更多的特征是充分有效的。克來格所做的是把這些特征記錄在一欄中，然後在相對應的另一欄中列出那些我曾用於描述自我實現者的特征（這些特征和許多其他人用於描述心理健康的項目有相當多的交迭，例如，羅傑訪的“充分發揮作用的人”，或榮格的“個性化的人”，或弗洛姆的“自主的人”等等）。
兩者幾乎存在著普遍的交迭現象，一個表格中的三四十個項目中隻有兩三個特征用來描述心理不健康的人。沒有一個特征是屬於對立的方向的，結果是，讓我們大致地說，近於四十或至少三十七八個特征和心理健康的特征是相同的——它們補充了心理健康或自我實現的綜合性。
我之所以引述這篇文章作為討論的起點，因為我有一個極堅強的信念（早在很久以前就有的）是：創造性的問題是有創造力的人的問題（而不是創造產物、創造行為等等的問題）。換句話說，他是一種特定的或特殊的人，而不隻是一種老式的、平常的人，獲得了一些外部的東西，學會了一種新的技巧如溜冰，或積累了更多的一些經驗，它們雖然屬於他“所有”，但並非他所固有，並非他的基本性質。假如你認為那種有創造力的人，才是問題的本質，那麼你麵臨的問題就成為人性轉變、性格改變、整個人的充分發展的問題。
這又必然把我們帶入世界觀的問題中，帶入人生哲學、生活方式、倫理準則、社會價值等問題中。這和那種特別的、因果的、壓縮的、原子的理論概念、研究和訓練，形成了尖銳的和直接的對照，這一類說法我常常聽到，例如：創造力的起因是什麼？”“我們能夠做的最重要的、史無前例的事是什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在課程表上添上一門三學分的創造性課程？”我甚至料想很快就會有人問：“它定位在哪裏？”或“試圖插入電極促動它或抑製它”。在我和研究與發展中心的人商榷工業問題時，我也得到強烈的印象，發現他們總是尋求有什麼秘密的按紐能發動創造性，像開關電燈那樣。
我認為：大概有成百上千個決定因素來得到有創造力的人。任何有助於人向更大心理健康或更豐滿人性運動的事物都等於是在改變著整個人。這一更人性、更健康的人能產生和能發射出作為副現象，成打、成百、和成百萬各種不同的行動、經驗、觀察、傳達、教導、工作等等，這種種不同的行為都將是更有“創造性”的。他那時將簡直是換了一個人，會在各方麵以一種不同的方式行動。於是，作為一種替代，替代那獨一無二的或將特定地產生更多特定的創造性的按紐或三學分的課程，這種更整體論、更機體論的觀點將提出更有可能得出答案的問題：“為什麼不可以讓每一門課程都有助於培養創造性？”當然，這種對人的教育應該有助於創造一種更佳類型的人，能促使一個人長得更大、更高、更聰明、更有理解力（更敏感）——相應的，也自然會使他在生活的各個方麵更有創造性。
我可以提供一個有關這方麵的例子。狄克·瓊斯寫過一篇博士論文，我認為從哲學觀點看是極其重要的，但它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他所做的是對高中生進行一種團體治療，並在年終時發現種族偏見下降了，盡管一整年他都嚴守自己訂立的規約避免提到這一類詞句。偏見不是按一下按紐就能創造的。你無須訓練人染上偏見，你也不能真正直接地訓練他們“消除偏見”。我們曾經試驗過，這些都起不到很好的效果。但偏見的消除像火花一樣從輪盤上飛出，作為變成一個更好的人的副現象、副產品而實現，不論是由於心理治療或由於任何其他能改善人的影響。
我曾用不同於傳統科學的方法對創造性進行過調配研究。我不得不發明整體論的交談法。我試圖一個人又一個人地去了解，盡我的可能進行深入、深刻、充分的了解，直到我覺得對於他們作為一個整體的人（作為獨特的、個別的人）有了真正的理解。這是在獲取整個生活和整個人的非常充分的曆史材料而不懷有特定的課題或問題，就是說，不是抽取這個人的某一方麵而不涉及其他方麵，而是在進行個案研究。
但之所以稱之為法則研究也正因為如此，它也可以涉及特定的問題，在進行簡單統計後得出一般結論。你能把每一個人都看作一個無窮大，而多個無窮大可以相加，百分數可以求出，正如超窮數也能運算一樣。
如果你能用這種方式去深刻、深入和個別地了解人的樣本，那麼，就可以將某些典型傳統實驗中不可能的操作變為可能。我有一個大約包括120人的研究對象名單，對他們每一個人我都花去了大量的時間——僅僅用於對他們進行一般的了解。120人全都死了也能得出答案。這和就某一單獨的問題所做的特定實驗形成對照，在這種實驗中將變動某一變量，而所有其他變量假定“保持不變”，盡管我們自然都非常清楚，有成千的變量在經典的實驗範式中隻能假定受到控製而不是實際受到控製，更不用說保持不變了。
我想坦率地表達我的懷疑，我堅信因果方式的思維在作為普遍的科學哲學時已經過時了。盡管它曾在非生命的世界中發揮大的作用，而且也曾在解決人的問題中因取得或多或少的成功而被學會。我們絕不能再這樣做，因為它隻能引導我們進入特定的思維，即關於某一原因引起某一後果和某一要素產生某一要素的思維，而不是使我們對那種係統的和機體的改變保持敏感。
對這種改變，我曾試圖說明，其中任何單一的刺激都可能會改變整個機體，而改變的機體又會引起生活一切部分的行為改變(這也適用於社會組織，無論大和小)。
例如，假定你想要得到身體健康，又假定你問：“你是怎樣使人的牙齒好些的？你是怎樣使他們的腳好些的？”或他們的腎、眼睛、頭發等等。任何一位醫生都會告訴你，最好的辦法是改善一般係統的健康。也就是說，你要改善一般因素。假如你能改善他們的飲食和生活方式等等，那麼這些辦法將能一舉改善他們的牙齒、腎髒、頭發、肝髒、腸子，以及其他任何器官，即整個係統都得到改善。
同樣的，按照整體論的看法，一般的創造性也是從整個係統中出發的，一般地改善的。而且，任何能產生更有創造力的人的因素也能使人成為一位更好的父親，或更好的老師，或更好的公民，或更好的舞蹈家，或一位更好的什麼人，至於達到和一般因素的增強相應的程度。當然，接著還要有特定的因素與此相加，才能把好的舞蹈家或好的作曲家和好的父親區分開。
葛洛克和斯塔克寫過一本討論宗教學的好書，可以作為一種對這一類型原子論的和特定的思維的相當高明而又合格的描繪，特定的思想家，刺激—反應思想家，因果思想家，“一因到一果”的思想家正在步入一個新的領域，這兩位作者可以做為先驅。
首先，他們當然覺得必須給宗教下定義。當然，他們不得不下定義說宗教是純粹的、分立的，說它不是任何別的什麼，進而把它孤立起來，和其他每一事物分割開，然後開始用亞裏士多德的邏輯“Ａ”和“非Ａ”繞來繞去：“Ａ”是所有“Ａ”，不是“Ａ”以外的任何東西，它是純粹的“Ａ”；而“非Ａ”是純粹的其他事物，因此兩者沒有交迭，沒有融合，沒有結合，沒有熔接等等。
這使他們能夠繼續前進並陷入一種絕對的、全盤的混亂，我從未見過的一種美麗的混亂。他們鑽進了死胡同，停留在那裏，使宗教行為和所有其他行為完全分開，以致他們全書所討論的都是外部行為，去教堂或不去教堂，節約或不節約小片的木料，對某件事或另一件事表示或不表示敬意，這樣便把我稱之為宗教的宗教完全排除在全書以外，我所謂的宗教指那些有深刻宗教思想而又可能和宗教機構、超自然現象、偶像崇拜無關的人的宗教態度和情感、情緒等。這是原子論思維的一例，我還有許多其他的例子。在任何生活部門中，一個人都能進行原子論思維。
隻要我們願意，我們一定也能以同樣的方式解釋創造性。我們能把創造性弄成一種主日行為，它出現在一間特定的室內，一座特別的建築物中，比如在一個教室裏，並出現在某一特定的時間，如星期四。它隻有在那間室內和那個時間內而不是在任何別的時間和地點才是創造性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而且隻有某些領域和創造性有關，如繪畫、作曲、寫作，而不是烹調或駕駛出租汽車或做管工。但我還想提醒一下，創造性是幾乎任何行為都包含著的一個方麵，不論是感知的、態度的，或情緒的、意動的、認知的、或表現的。我想，假如你以這樣的方式研究它，你將能提出各式各樣有趣的問題，如果你以另一種兩歧化的方式研究創造性，將不會出現這些問題。
如同你剛開始學習跳舞時一樣，可能會采取不同的方式。大多數人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中都要經過亞瑟摩雷學校的訓練，先出左腳然後邁右腳走三步，這樣逐漸地你經曆了大量外部的、有意的運動，但我想我們都會這樣說。有助於學會跳舞的心理療法就在於使你懂得有成千的效果可以使你學會很好的舞蹈動作，就是說，要更自由地跳，更優雅、不拘束、不抑製、不自覺、不渴求等等。同樣，我想，好的成功的心理治療（而我們都知道也有大量蹩腳的心理治療）在我的經驗裏也能增進一個人的創造性而無須你有意去培養，甚至無須你提及這個詞。
另外我要說，有一些完全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被我的一個學生的一篇論文揭示出來。它的開端是關於生孩子的高峰體驗，來自母性的歡樂等等。但它接下去轉了話題，因為譚澤夫人曾發現，當生孩子是良好或偉大體驗的時候，會有各式各樣其他奇妙的改變發生。那時，許多事情在那位婦女的一生中都將改變。它可能有宗教轉變體驗的一些味道，或有類似偉大啟蒙的效果，或類似偉大成功的體驗，它強烈地改變了那位婦女的自我意象，因而也改變了她的一切行為。
另外，我認為這種一般的研究在談論“氣氛”時肯定是既高明而又富有成果。我曾試圖製定非線性係統組織的體製並找出這種組織中出現一切良好效果的原因。
那麼我隻須說，這種創造性氣氛是由整個社會環境造成的。我不能揀出某一種主要的原因蓋過其他。有一種一般性的自由，像大氣一樣，彌漫全身，無所不在，而不是便如你在星期二做的某一件小事——一件特定的、可以和其他事件分割開的什麼事情。能增進創造性的正確氣氛、最佳氣氛將是一種理想王國，或優美心靈的組織，像我寧願采取的名稱那樣。那將是一種社會，它是特地為促進所有人的自我完成和心理健康而設計的，這就是我的一般說明。在此範圍內並以此為背景，我們然後才能用一種特定的“輪廓”，一種特定的格局，用特殊因素使某某人成為一位優秀的工匠，而另一個人成為一位傑出的數學家。但沒有那個一般的社會背景，在一個不良的社會中（這是一種一般的製度論述），創造性就會較少可能出現。
我們也需要治療方麵的類似物的幫助。我們從那些對這一研究和思想領域有興趣的人那裏可學到很多東西。例如，我們必須正視他們提出的什麼是同一性，什麼是真實的自我，什麼是治療和教育，在幫助人趨向同一性時應該做的等等問題。
另一方麵，我們已經有了一個關於某種自我、某種特征的模型，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設想為生物性的，它是體質的、氣質的“類似本能的”。我們是一個物種，我們不同於其他物種。假如是這樣，假如你能接受這一模型而不是“白板”模型，不是把人作為純粘土可以鑄造或強化成為任何預先設計的形狀，像某一專斷的控製者所要求的樣子，那麼你也必須接受作為揭示、解除束縛的治療模型，而不是作為鑄造、製造和塑造的治療模型。這對教育也適用。由這兩種關於人性的不同概念所構成的基本模型也是不同的——在教育、學習，在每件事上都不同。
那麼，創造性是否是一般人類遺傳的一部分呢？它確實經常會喪失，或被掩蓋，或被歪曲，或被抑製，或受到任何可能的阻礙，那麼任務就在於揭示什麼是所有嬰兒與生俱來的能力。我想，這是一個非常深刻、非常重大的問題，一個我們必須討論的基本哲學基礎問題。
最後，我願再說一點，一個特殊問題，而不是一個一般問題。我願問一問，什麼時候我們不想要創造性？有時，創造性能成為一種沉重的負擔。它能成為一種麻煩的、危險的、混亂的事情。
我曾從一位“創造性的”研究助手那裏理解到這一點，她把我曾研究了一年以上的課題搞亂了。她變得“有創造性”了，中途改變了全部事務，甚至連個招呼也沒跟我打。她搞亂了所有的資料，浪費了我一年的時間，把工作弄得亂七八糟。
我們要求火車基本上正點運行，要求牙醫一般不要發揮創造性。我的一位朋友幾年前有一次要動手術，他還記得當時一直感到不安和擔憂，後來他見到了他的外科醫師。很幸運，醫師是一位精細專心型的人，非常幹淨利落，一絲不苟，這顯然是一位十分正規、有節製而清醒的人。我的朋友寬慰地長出了一口氣——這不是一個“有創造性”的人，這是一位能進行規範的、慣常的、平凡手術的人，不會玩任何花樣或試驗任何新方法或進行任何新的縫合手術實驗等等。
我想，這不僅在我們的社會中是重要的，我們的分工要求我們聽從命令，執行計劃，不出意外。而且它對於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重要的，不僅就我們作為有創造性的工作者來說是如此，而且作為研究創造性的學者來說也是如此。因為我們都有一種神化創造性的一個側麵的傾向，神化熱情、頓悟，神化啟示、高明的主意，神化夜半靈感的來臨，並往往會低估隨後幾年的艱辛勞動，那是任何美妙想法要成為有用的東西都不可缺少的。
站在時間的角度上，那些美妙的想法其實占有我們的時間是很少的，我們絕大部分時間用於艱苦的工作。我覺得，我們的學生不懂得這個道理。這些麻木的孩子更多出在我們的門下可能是因為我的學生常常同意我的某些看法，因為我寫過有關高峰體驗和靈感等等的文章，他們就覺得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生活沒有每日或每時的高峰體驗就不能算是生活，因此，他們不能做任何枯燥的工作。
有一個學生告訴我：“不，我不想做這件事，因為它不能使我感到愉快。”於是，我漲紅了臉，怒氣上升：“什麼話？選你幹，不然我開除你。”然而他認為我在踐踏我自己的原理。我也認為，要對創造性進行更有分寸和更平衡的描繪，我們研究創造性的人必須對我們給予他人的印象負責。顯然，我們給人造成的一個印象是，創造性像閃電在某一偉大而光榮的時刻擊中你的頭腦。能創造的人也是優秀的工作者這一事實往往被忽視。這是一個新的尖端領域，我想我要做的不過僅僅是扮演研究者、醫師和心理學者的角色，把我所學的知識拋出來，把我所有的看法提供出來，希望能對有關的人有點用處。
克服創造中的情緒障礙
在我剛開始研究創造性時，還完全停留在學院和教授課業問題的地步。後來我被調到工業這樣的機構，這真是一種使我驚異的事。對於新部門的業務我一無所知，我頗感不安，我的好多同事也和我一樣遇到類似情況。我不敢肯定，我所做的工作和我得出的結論及我們關於創造性的認識在大型機構的形式中有多少用處。我能提供的一切實際上都是悖論、問題和謎，我卻尚不知道，它們將如何解決。
這些問題，即使對有創造性的人員也是既棘手又重要的。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我要談的實質上都是一些不合群的人。我在工作中遇到的那種有創造性的人往往在一個機構中很容易和人發生摩擦，由於很怕再發生的這樣的事，他們一般都躲在一個角落或頂樓裏獨自工作。我以為，大機構中“不合群者”的地位問題，是這個機構的問題而不是我的問題。
因為我所研究的人具有本質上的革命性——他們背離現實，不滿足現狀，所以這有點像努力對革命和穩定的社會進行調和。這是一個新的尖端領域，我想我要做的不過僅僅是扮演研究者、醫師和心理學者的角色，把我所學的知識拋出來，把我所有的看法提供出來，希望能對有關的人有點用處。
在另一種意義上這也是一個尖端領域，那是使我們都不能不非常、非常深入開發的一個新的心理學尖端領域。假如我能預先概要說明我將要說的內容，我可能這樣概括：我們已經發現，原來我們正感興趣的那種創造性的根源，或真正新思想的產生，是深蘊在人性的內部的。我們現在甚至還沒有找到一個非常恰當的詞彙可以代表它。假如你願意，你可以用弗洛伊德的術語來談論，即談論“無意識”。或用另一個心理學派的術語“真實的自我”作為話題，但不論哪一種情況它都是一個更深層的自我。它的更深層是在一種操作的方式中表現出來的，如心理學家或心理治療家所看到的那樣，即在你不複挖掘它的意義上說它是更深的。它的深蘊就像礦藏的深蘊一樣，它是深蘊在機體內部的，為了得到它，你不得不奮力透過表層。
有一種非常特別的在曆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含義可以說明這種新的尖端領域，對大多數人而言是一無所知的。這是某種不僅我們不知道的東西，而且還是我們懼怕的東西。那就是說，有對於知道它的“抗拒”存在。這就是我要試著說明的問題。
我是在談我稱之為始發創造性的東西，而不是次級創造性，是超越現實的新思想之源。這是一種和我稱之為次級創造性不同的東西。這是一種多產性，一位名為安娜·蘿的心理學家曾在一些新近的研究中做出過證明，她在一組又一組的知名人物——有能力的、成果累累的、作用巨大的著名人物中發現了它。例如，在一項研究中，她研究了《美國科學家全書》中所有帶星號的生物學家；在另一項研究中，她又對美國的每一位古生物學家進行了研究。她能證明一個非常特別的悖論，我們都無法回避的問題，即，許多的科學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心理病理學家或治療家稱之為相當刻板的人，相當拘謹的人，對他們的無意識有所懼怕的人，像我上麵提到過的那樣。於是，你可達到我曾達到的一種特別的結論。我現在已習慣於兩類科學的想法，兩類技術的想法。假如你需要，科學能定義為一種工具，運用它，沒有創造性的人也能創造和發現，隻要能和大多數的人一起工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小心翼翼地工作等等。那就是我稱之為次級創造性和次級科學的東西。
我曾選出一些進行仔細研究的特別有創造性的人，在他們身上發現了這種來自無意識的始發創造性。這種始發創造性極有可能是一種每一個人都有的遺傳素質。它是一種共同的和普遍的東西。在所有健康兒童中肯定都能發現它的存在。它是任何兒童都具有而大多數人長大以後又會失去的那種創造性。它在另一種意義上也是普遍的，假如你以一種心理治療的方式挖掘它，假如你深入到無意識層，你就會發現它的存在。我隻要向你提供僅僅一個例子，你們自己或許也都能經曆到的例子。
你知道，在我們的夢中，我們能比在醒時的生活中有更多得多的創造性。我們能變得更聰明，更機敏，更大膽，更有獨創性等等。把蓋子掀開，把控製去掉，把壓抑和防禦撤除，我們一般能得到比可見表麵更多的創造性。我問過我的一些精神分析家朋友，想了解他們解放創造性的經驗。他們的普遍結論，我敢肯定那也是所有其他心理治療家的意見：通常期望一般的心理治療能解放出治療前沒有出現的創造性。要證明它是非常困難的，但那是他們共同的意見，甚至有資格被稱為專家意見。那是從事這件工作的人的印象。例如他們曾幫助那些想寫作卻有心理障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