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出身農村。我們的祖先曾世代在大山、平原、山野中生存和繁殖。他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終年“身朝黃土背朝天”，在鄉村為生存而奮鬥了幾千年。農村推行田土責任承包製後，他們的積極性像火山一樣爆發，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解決了溫飽問題。“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農民為了追求更高檔次的生活，千百萬農民就進城謀生存。這是一股順應曆史的潮流，任何人都無法阻擋。但是，農民進城謀生，追求幸福生活的這種舉動，被極少數人看成是大逆不道。他們看不起農民“牯子”，處處設關設卡阻止農民進城生存。農民每賺一分錢，都沾滿了血汗水；農民每取得一點成績，都付出了艱辛、心酸的代價。有一位農民工帶著村裏人來城裏工地包工，一位老板空手套了這位農民工的“白狼”，害得這位農民工把終生省吃儉用的血汗錢付之東流。公元2010年的春節前，因這位老板不撥給工程款，這位民工包頭被民工圍困了二日一夜，春節沒有過好還大病一場。廣大農民工的苦和累，辛與艱都無人知曉，無人同情。他們呼天搶地，許多困難都難以解決。
也許我們的血管仍然流著祖輩農民的血，我們的心就與農民工心心相印，因而從內心裏對農民工深深同情，從而在內心拚發出願為農民工鼓與呼的呐喊。特別是小說執筆者楊先生，回憶起43年前的一件往事，更是夜不能寐，心中流著難過悔恨的淚水。公元1986年，“四人幫”為了迫害一批著名作家，組織人員對湖南作家周立波先生進行批判，並重點批判他的名著《山鄉巨變》。有關部門要楊先生以農民代表的身份寫文章在《湖南日報》、《人民日報》發表批判周立波先生。那時，楊先生是一個屁事不懂的學生。他被“四人幫”利用後，對《山鄉巨變》斷章取義，上綱上線，高帽子亂戴。寫文章歪曲《山鄉巨變》寫的是資本主義山鄉，起的是複避資本主義的巨變，打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旗號。把農業合作化的帶頭人劉雨生，說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帶頭人。這篇文章在有關報紙上發表後，曾使楊先生在痛苦和不安中度過了40多年。為此，楊先生懷著懺悔的心情，對農民進行了重新的認識和評價。他心中流著淚，塑造了一個又一個豐滿的農民形象。他經過長久的醞釀，三易其稿終於和他人寫出了這本書。
作家魏劍美對該書的創作和出版給予了指導。這本書的寫作和出版，得到了許多領導和同誌們的支持。永州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向望東同誌為該書作了序；永州市冷水灘區地方稅務局長卿誌彪同誌為本書題了書名；永州市國稅係統和地稅係統、永州市吉發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對本書的出版給予了支持。永州市開創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王孝明先生和王錫順先生對這本書的寫作出版也給予了關心。易先根、韓立軍、唐偉源、鄒德和先生對本書的寫作提了極為寶貴的意見；譚聲雲、鄧中秋、王瓊麗等同誌對該書的病句及錯別字、標點符號進行了更改，黃傑貞對封麵設計提出了建議。為此，我們對支持該書出版的公司及個人表示謝意。
2011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