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宗教製度也可以依據綜效概念做出區分。你會發現，上帝或神、鬼、超自然的東西在安全的或高綜效的社會中都一律會成為相當仁慈的、助人的、友愛的，有時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會像我們社會中某些人所說的成為神聖的。例如，在印第安黑腳族人中，任何人都可能暗自享有個人的精靈，那個他曾在一次幻覺中或是在一個山丘上看到的精靈，能在一次撲克牌比賽中受到乞求而顯靈。這些個人和他們的神相處得如此融洽，以致一個人覺得完全有理由暫停比賽，並到一個角落裏和他的精靈商量決定如何出牌。另一方麵，在不安全或低綜效的社會中，神、鬼、超自然的東西一律都是殘忍的、可怕的等等。
在1940年，我曾在布魯克林大學以一種非正規的方式讓一些學生當被試核實過這種關係。被測驗者有二三十人，問卷是從安全或不安全兩個方麵設計的。我問正規信教的人一個問題：你一覺醒來，忽然覺得上帝就在室內或在窺視你，你會有什麼感覺？安全的人傾向於回答覺得很安適，受到保護；不安全的人傾向於回答覺得很可怕。那麼在更大得多的規模上，你可以發現在安全的和不安全的社會中情況也差不多是如此。
西方關於報複之神和仁愛之神的對立概念表明，我們自己的宗教文化是由一種你可以稱之為安全和不安全的宗教混合物構成的。在不安全的社會中，擁有宗教權力的人一般會利用權力謀取員工的某種私利，以求達到我們會稱之為自私的目的；而在安全社會中的宗教權力，例如在祖尼人中，會被用來求雨或求豐收，為整個社會帶來福利。
這種對心理涵義的對照研究可以使人在各個方麵得出明顯的印象，例如祈禱的方式，領導的方式，家庭關係，男女之間的關係，性欲的表達，感情聯係的方式，親屬聯係的方式，友誼的聯係等等。假如你有這種差別感，你一定能沿著這條路線一直預測出你在這兩類社會中能夠期待的是什麼。我隻想再指出一點，這對於我們西方人可能有點出乎意料。高綜效的社會都有辦法排除羞辱，低綜效的社會做不到。在低綜效社會中，生活是蒙受恥辱的，令人難堪的，傷害人的，那是必然的。在本尼迪克特所說的四種不安全的社會中，羞辱引起怨恨，延續不斷，由於某種原因而永無寧日。但在安全的社會中，有一條途徑能結束羞辱生活，還清你的債，使你解脫出來。
大家完全可以察覺到，我們自己的社會是一個混合綜效的社會，我們的社會既有高綜效的製度又有低綜效的製度。例如，在慈善事業中我們有普遍的高綜效。我們的社會是一個非常慷慨的社會，並常常是以一種非常適宜的、非常安全的方式表現出來的。
另一方麵，在我們的社會中顯然也有一些製度使我們彼此對立，使我們必然會成為對手，把我們置於一種對立的情境中，弄得我們不能不為有限的利益爭吵。這好像是一場比賽，一個人能贏得榮譽，而另一個人必然輸光。
為了說明得更加清晰，我舉一個熟知的例子，如多數學院中所采用的評分製，特別是曲線圖上的評分，我曾經陷入那樣的處境。在那種情況下，我被放在一個和我的兄弟敵對的位置上，使他們的得益變成我的受害。假如我的名字從２級開始，而評分是按字母順序排開的，我們還知道隻有６個Ａ級。自然，我隻能坐在那裏希望在我前麵的人會得低分。每一次某人得一個壞分數，都對我有利。每一次某人得到一個Ａ級，都對我不利，因為它降低了我得Ａ的機會。因此，我很自然地說：“我希望他掉下來。”
這一綜效原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有助於一門客觀比較社會學的發展，不僅因為它有可能引起一種想法，使這種比較社會學能為一種超文化的價值體係開辟道路，並依據這種價值體係評價一種文化和它的一切內涵，它為理想國的理想提供了一種科學的基礎，而且因為它對其他領域中更專門的社會現象的研究也很重要。
首先，我覺得還沒有足夠多的心理學家，特別是社會心理學家，意識到有重大緊要的事情正在一個領域中發生，這個領域甚至還沒有一個恰當的名稱，我們或許可以稱之為組織管理理論或工業社會心理學，或企業或事業理論。大多數對於這一領域有興趣的人認為羅格利克的《企業的人性麵》是一本入門的著作；我建議你可以把它稱之為社會組織管理水平的Ｙ理論看作高綜效的一例。它表明，有可能以某種方式安排社會機構，不論是事業中、軍隊中或大學中的機構，使組織機構中的人彼此合作有序，從而結為同事和隊友而不是敵手。我曾研究過這樣的事業單位，我想可以依據高綜效或安全社會組織的概念來說明它，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這樣說明。我希望這些新的社會心理學家能試用本尼迪克特的概念對兩種組織管理進行細致的對比研究，一種是上述的高綜效組織，另一種是以非協同的學說為依據，即認為東西的數量有限，假如我要多得，你就必須少得。
我還想向你推薦利開特的著作《管理的新模式》，它是一本記述廣泛細致調查研究的著作，討論我們可以稱為工業組織管理綜效作用的各方麵問題。這本書有一處甚至討論到他所說的“權勢混雜”，力圖解決一個他認為很難處理的矛盾，即好的領工，好的負責人，從實際效果看評級較高的那些人要比另一些人更下放權力。對於這樣的事實——你越放權，你也越有權，你應怎麼說呢？利開特對於這個難題的處理是很有意味的，因為你能看到一個西方人在極力對付一個不那麼西方的概念。
我要說，沒有什麼理想國能夠由有見識的人構成而不歡迎綜效的概念。我時常認為，任何理想國或優美心靈組織（我想這個名稱更好些）都必須有一套高綜效製度作為它的一種基礎。
綜效概念也可以應用於個人水平，應用於兩個人之間的人際關係性質。它對深愛關係做出一個相當適宜的定義。這種深愛我曾稱為存在愛。愛曾有過各種各式的定義，如說你的興趣就像我的興趣，或兩係列基本需要彙合為一，或你的腳上長了雞眼好像我的腳也痛，或我的幸福好像依賴於你的幸福。已有的多數愛的定義都隱含著這一類自居作用。但這也很像高綜效概念，即兩個人以某種方式安排他們的關係使一個人的利益也成為另一個人的利益，而不是一個人的利益成為另一個人的不利。
對於美國和英國經濟低下階層中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一些新近研究，描述了被他們稱為剝削的關係。那顯然是一種低綜效關係。在那裏經常有誰掌權當家的問題，或誰是頭，或誰更愛誰的問題。結論是，誰愛得最深，誰就是傻瓜，或者說誰的傷害最大。所有這些都是低綜效的說法，它意味著物品的數量有限，而不是數量很多。
也許我們能說，愛可以定義為自我的、個人的、自我同一性的擴展。我想我們和孩子、和妻子(或丈夫)、和親近我們的人在一起時都有過這種體驗。你會有一種感覺，特別是和幼小的孩子在一起時，寧願你自己在夜裏受涼咳嗽而不是你的孩子咳嗽。孩子咳嗽比你自己咳嗽更使你痛苦。你較強壯，因此你能承受咳嗽。顯然，這是兩個存在物之間一種心理融合。我要說這是自居概念的另一個側麵。
在這裏，本尼迪克特過多談論直線連續係統中的極端、自私和不自私的二歧化。但我顯然覺得她的意思又分明含有對這種二歧式的一種超越，在嚴格的、格式塔的、創造上方位統一意義上的超越，它將證明，看來似乎是一種二重性的東西，僅僅是因為它還沒有充分發展到統一才是如此的。在高度發展的、精神病學上健康的人中，自我實現的人中，或不論你願怎樣稱呼的這一類人中，假如你試圖評價他們，你將發現，在某些方麵他們是非常不自私的，但在另一些方麵，他們又極度自私。由於某種原因，兩極性、二歧式、關於某一“多”意味著另一“少”的假設，所有這一切都將消失。它們彼此融合，而你有了一種單一的概念，一種我們現在還沒有適當字眼表示的概念。在這種情況下，高綜效隻能代表一種二歧化的超越，一種對立的融合，融合成一種單一的概念。
最後，綜效概念對於理解個人內部的心理動力是有價值的。有時這是非常明顯的，如把個人內部的整合認知轉作高綜效，把普通病態的精神分裂看作低綜效，如某人的極度不安而自己折磨自己。
在種種對於動物和嬰兒自由選擇的研究中，我認為可以用綜效說進行理論陳述方麵的改善。我們可以說，這些實驗證明有一種認知和意動的綜效作用或融合。打個比喻說，能使頭腦和心髒、理性和非理性都說同一種語言，使我們的衝動引導我們沿著明智的方向前進。這也適用於坎農的體內平衡概念，他稱為軀體“智慧”的概念。
也有一些情境能使特別焦慮的、不安的人有這樣的傾向，認為他們想得到的東西對於他們一定是不好的，味道好的很可能是腐敗的。明智的、正確的或應該做的事，非常有可能是某種你不得不督促自己去做的事。你不得不強迫自己那樣做，因為在我們很多人中都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想法，認為我們所希望的、渴求的、喜愛的，以及那些味道好的，很可能是不明智的、不好的、不正確的。但食欲實驗和其他自由選擇實驗表明，恰恰相反，更可能的是我們享受的正是對我們有益的，至少相當好的選擇者在相當好的條件下是如此。
我願用弗洛姆的一句話作為結論，這句話給我的印象很深：“所謂病態就是想得到不利於我們自身的東西。”在高度綜效的社會裏，社會準則使個人的行為同時有利於自己與社會，人們之所以會這樣，不是因為大公無私，不是因為社會職責高於個人欲望，而是社會綜效原則使兩者得到統一。
綜效原則中的協作觀
路斯·本尼迪克特最早運用社會綜效這個理念衡量並研究原始文化的健全程度。她認為，如果綜效製度利用得好，那麼個人在追求自私的目標時，會在無形中幫助他人；某個人盡力協助他人、保持無私，也會在無形中達成自私的目標。換句話說，這是化解自私與無私的途徑。它也清楚地表明，在低度發展的文化中，自私與無私才會形成相互對立的關係。我曾在某些人身上覺察到同樣的衝突。當自私與無私相互排斥對立時，就會產生輕微的心理病態征兆。
那些高度進化的人，即能夠自我實現的人，都能夠協調自私和無私的對立。別人的快樂就是他們的快樂。換句話說，他們能從別人的快樂中，得到自私的快樂，而這是一種無私的表現。我舉個很早以前我所使用的例子，我因為喂食小孩吃櫻桃而感到快樂，因為他很喜歡吃櫻桃；如果我看到他吃櫻桃也覺得很高興，而當我自己吃櫻桃時也會覺得很快樂。現在我要問一下，以上的行為是自私還是無私?我有犧牲任何東西嗎?我是在幫助他人嗎?我覺得很享受，難道這是自私嗎?
顯而易見，最好的解釋方式是，原本相互對立排斥的自私與無私已經消失，它們已融合在一起；我的行為既有自私也有無私，自私與無私同時發生。按照我個人傾向的、更為複雜的說法，我較喜歡把它詮釋為綜效行為。對我小孩有益的事也會讓我的小孩快樂，所有的差異都已經消散，兩者已相互認同，成為一體。我們學會與心愛的妻子或丈夫合為一體，對其中一人的侮辱就是對另一個人的侮辱；其中一人的名聲受損，另一人也會感同身受。在很多情況下，事情就是這樣的。
這也可以解釋愛情關係。也就是說，兩組原本不同的需求合成單一的需求，成為全新的整體。當存在時，我本身的快樂也會使對方快樂，而對方的自我實現就如同我的自我實現一樣，我會因此而感到高興，“對方”和“我本身”已完全融為一體。當論述共同的財產時，就成為“我們”或“我們的”。關於愛的另一種解釋是，隻有另一人快樂，我才會快樂。就某種意義上而言，不同的人可以得到同樣的對待，因為他們的分化已消失，已成為完全的一體。
在本尼迪克特手稿的最後部分，她還舉了許多民族學的例子。在我對黑腳族印第安人的研究中也出現不少類似的例子。泰迪·耶魯夫萊是我的翻譯，也是族裏唯一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曾接受兩年的大學教育。當泰迪變得有錢後，整個黑腳族都因此而獲益。例如，當他有足夠的錢後，就可以買車。依照黑腳族印第安人的風俗習慣，隻要有需要，族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向族人借任何東西。所以事實上，那輛車是屬於全族的。任何需要車的人都可以使用。泰迪自己使用的次數並不比其他人多。“所有權”的意義隻是在於付油錢和其他的費用。
另一方麵，每個人都以泰迪為榮並認同他，就像我們會對在奧運會贏得百米短跑金牌的運動員感到光榮一樣，或是為我們城市或大學的偉大哲學家、科學家感到莫大榮譽。同樣的，他們都以泰迪為榮，也都很喜愛他、尊敬他，並選他為族長，視他為非正式的發言人和領導。毫無疑問，泰迪具有利他性格，我想全族人都這樣認為。所有人對他的愛與尊敬讓他滿足，他甚至從未抱怨自己的車被別人使用。
另一個案例是每年太陽節慶典中的“贈禮”活動。過去一整年或數年，人們全心投入工作，他們己積存一筆錢，希望能表現出最大程度的慷慨，因為這樣的聚會是在非常公開的場合舉行的。我看到白頭族長站在由全族人圍起的圓圈中，在每年最神聖的時刻，族長都會發表演講，說他多有智慧、能力多強等，然後以一種極慷慨的動作，將毯子、食物和水送給寡婦、年老的盲人、小孩和青少年等。
他賺的錢愈多，愈努力工作，就越容易成為愈優秀的工作者；他的農場經營得愈成功，就可養更多的馬，對社會上每個人的生活助益就愈多。這與我們社會滋長的眼紅、嫉妒、憎恨以及自尊的失落完全不同。當我叔叔突然變得富有時，他會突然失去所有親戚的友愛，我想每一位美國人都知道其中的原因。他的財富對親戚來說，沒有任何意義，這點我非常清楚。他是很富有，但卻從未幫助過我這個窮學生。我認為他很自私，所以和他之間也沒有什麼情份可言。如果我們是黑腳族印第安人，情況就大不相同。每個人的財富對其他人沒有助益，因此美國人互相成為敵人而非朋友。
在我們的社會裏，我認為累進稅率製度是一個相當不錯的社會製度。錢賺得愈多，稅就繳得愈多。當然這是非常抽象的而且非個人性的，我們也無法真正看到錢。但實際上它是遵守了綜效原則。當有人創造一筆財富，就能嘉惠所有人。不過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情況正好相反，富人財富愈多，窮人得到的食物愈少，原因是價格高出他們的承受能力。他們沒有賦稅製度，有錢人可以占有所賺取的每一分錢，因此有更多的錢負擔較高的價格，而窮人卻因此而飽受饑餓的折磨。這是一種與累進稅率製度完全相反的製度，是一種反綜效原則。社會上任何一個人都比較喜歡做有價值的工作勝過無價值的工作。這是人們對於價值觀、了解世界賦予意義的高層需求。如果工作毫無意義，生活也變得毫無意義，甚至生命的意義也變得虛無起來。
綜效思考與發展模式
在這裏我可以運用的一個例子，便是弗洛伊德主張個人的本能欲望是有限的。根據弗洛伊德理論可知，每個人都隻有一定限量的愛，如果給這個多一點，給其他人的愛就變少了。例如他對自愛的主張，他覺得一個人愈愛他自己，對別人的愛就愈少。這就好比一個人隻擁有一定數量的錢，花掉的錢好比是給自己的愛，而剩下的錢好比是對別人的愛。顯而易見的，這和弗洛姆、荷妮(德國女精神分析學家，但是她反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的重要原則，她認為在人格形成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一個人的本能，而是他的文化及社會條件；文化及社會條件是人們產生焦慮及人格障礙的主要因素)以及其他人所定義的愛剛好相反。最終他們一致認為，至少在一個良好正常發展的社會下，愛會衍生出更多的愛。
也就是說，你所付出的愛愈多，將會因此創造出更多愛的財富。這就好比一對熱戀中的年輕男女，如果能互相為彼此付出，真心愛對方，就有能力去愛整個世界。他愈愛他的愛人或妻子，就愈有能力去愛自己的小孩、朋友甚至全體人類。
另外是一個使用金錢的例子。如果你以前有一筆錢，必須非常小心地擁有，你盡量不去花錢，還把它藏在地底下或鎖在保險櫃裏。但我們卻忽略這樣一個規律，錢應該是用來創造利潤的，盡量利用、投資，而非保持它的價值。在經濟王國裏，應該提高錢的價值，增加錢的數量。事實上，慷慨往往能增加更多財富而不是減少財富。
就這點考慮，與南美洲人和歐洲人相比，我認為美國生意人的做法以及想法非常特別。前者比較傾向堆積大量的存貨，以最高的價格賣出，以賺取最好的利潤。不過，擁有比較先進思想的美國人在很早以前就學到，周轉率愈高，所能賺到的錢就愈多，即使每一次所獲得的利潤可能不是很好，但因為周轉迅速，最後反而累積了比較多的利潤和財富。反過來看，一些手頭拮據、小氣又小心眼的拉丁美洲的雜貨店老板，可能會在一次的交易中賺到很多錢，但是卻不能累積更多的財富。例如汽車大亨亨利·福特的例子，亨利·福特通過把自己的產品銷售出去堆積大量的財富，通過把產品的價錢降低去提升銷售量，因此他能累積龐大的財富，而且變得越來越富有。
利開特所寫的著作《新管理模式》中曾研究過這樣一個案例——影響力，使他發展出“影響派”的理論，我引用他在57頁中所寫的內容：
企業或工廠中的影響力是一定的。因此可能的結果是：若部屬對組織的影響力愈大，主管的影響力就愈小。企業的權限是固定的，如果某些人擁有得愈多，其他人占有的就愈少。
然後他在58頁寫著：
較好的管理製度，可以提高屬下的影響力，同時也增加高生產力主管的影響力。
總體來說，在團體運作的情形下，你給予員工愈多的影響力和權限，你所得到的就會愈多。我們必須朝此方向發展努力，我們必須使每位員工都變成將軍，而不是墨守陳舊的教條，認為隻能有一位將軍。在此項假設下，將軍領袖就等於領導一群得到很大自主權的將軍隊伍。領導者賦予每位員工較大的權力，然後他將會驚訝地發現，實際上所獲得的權力和影響力比原來的做法還要多出許多。因此，他付出得愈多，得到的也就愈多。
此外，我們還可以觀察科學領域中的慷慨和開放的問題。科學家最在意的是權力和科學秘密以及擁有一份安全感。但事實上，這種行為比起監控蘇聯科學家更能造成無可比擬的傷害。這是一種傷害我們自己而非蘇聯的方式，原因何在?因為科學依賴於慷慨，知識能創造更多的知識。
企業界也有類似的商業情形。當我問凱依他是如何處理商業機密時，他卻說他們沒有任何商業機密，唯一的秘密就是未來的運作計劃，至於電壓計實際生產過程的知識，都是公開的。如果有人抄襲他們的生產過程，其實並沒有多大好處，因為那是他們管理製度所產生出來的結果。即使是最高明的小偷，也無法偷走創造力或良好的管理製度。
或者我們可以換用別的方式來闡述這個問題。任何發掘電壓計製造秘訣的人，最終會成為一個發明者，因為他們會發現製造這種東西的方式，就是成為一個有創作力的人。如果我們讓工廠自行全力運轉，並將所有信息公開，對我們社會的經濟體係將有很大助益。因為，企業不斷地運作，就會自動培養好的工廠、好的管理者以及好的員工，而不會關門大吉或減少產量。
在我還是個大學生的時候，經過一連串的事件後，我再也不擔心自己的想法會被別人竊取。理由很簡單，偷盜者是一個品質低下的人，偷走的都是最差的東西。我不再為此生氣或想全力保住秘密，反而覺得他們的行為有趣、好玩，所以我也不用煩惱如何隱藏我的想法。對於想法的討論過程，才真正有助於創造力的發揮，使得原本隻有一打數量的點子，暴增為100個點子。抄襲或竊取就像隻偷到蛋、沒偷到下蛋的雞一樣。簡單地說，錢必須充分被運用，心智必須充分被運用，創造力必須充分激發，而不是將其囤積起來，吝於花費，擔心一使用就會減少數量。
上述的所有一切都表明，拒絕和別人分享是一個非常不理智的想法。比方說，有關兄弟姐妹之間的敵對現象就反映出利益有限的想法。每一個小孩都想一個人霸占母愛，所以對新生的弟弟或妹妹也擁有母親的愛感到氣憤，因為他認為，如果母親把愛給了弟弟或妹妹，那麼就沒有多餘的愛可以分給他。要經過很長的時間他才會了解，母親的愛其實是可以同時分給兩個孩子，或４個孩子，甚至18個孩子。他還會明白母親愈愛其中一個孩子，也就會愈愛另外的幾個孩子，而不會減少對任何一個孩子的愛。
有關綜效原則的另一個方麵是，你享受著使別人快樂的滋味，別人快樂你也跟著快樂。或者實際一點地說，綜效是指你自私地享受著讓別人快樂的因素，所以你比以前更懂得去愛別人。因此綜效性的經濟體係應是製造無限量的更低價格的產品，而非有限數量的高利潤產品。一個人如果愈慷慨、愈懂得愛、愈具綜效性，他就愈喜歡贈送1000台收音機而不是100台，因為這項慷慨行為會創造更大的快樂，他也更能享受自己的慷慨。無限量的生產代表著對他人更多的關愛，更具有利他主義；有限量生產的人關心自己甚於他人，也就是傾向於利己主義。
在這裏，我認為有必要把解決分化的問題講得更清楚一些。榮格與達麗文強調相互衝突的好處，他們認為衝突所造成的動態影響與結果可強化個人心靈。衝突的結果有好有壞。但我所強調的是自私與無私的極性超越。也可以這麼說，個人必須超越衝突，而非從中獲益。我們必須認識到，過去認為自我的利益與他人的利益、自私與無私是不同且相互排斥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當我們更健康，察覺更高層次的需求時，當世界更健全更富有、沒有饑餓時，就會發現所有人類的利益都將統一為一個整體，對某人有益的事，也對我或其他的任何一個人有益。
從新的角度著眼，我們也可能從達成自我實現的人身上看到這種高層結合——自私和無私彼此融合，我們可以把這種新的形態叫做健康的自私，或者也可以說是有如被虐狂的病態無私。實際上，在自我實現的人身上，我們會發現一種非常獨特的特質，你無法從他們身上區別自私或不自私，他們同時自私與無私，但你也可以說他們既不自私也不無私。但這違反了亞裏士多德邏輯，亞裏士多德強調Ａ級與非Ａ級的雙向排斥。
再看一看科日布斯基(波蘭哲學家和科學家，他創立了普通語義學，這是一種語言哲學體係，試圖改進使用語言的方以及對語言的反應方法，提升人類傳達思想的能力)等非亞裏士多德學派對二元對立、非黑即白的思考模式的批判。他們都反映出一項事實：綜效代表超越分化，而非從衝突中獲益。
在有關什麼是真相、什麼是事實的問題上，其中有許多模糊地帶很難搞清。我認為所謂的綜效，是對高層真相與事實的客觀感知，這些真相與事實的確存在。綜效的發展就好比從眼盲變為目明的過程。當然這項假設很難用實驗給予證實，但隻要有完整的操作性定義，並在務實性健全的環境下，綜效的民主具有優勢即可。事實上，當人們相互了解、彼此相愛，所有人類的利益就能整合在一起，不會相互排斥，所有關於幸福婚姻的分析都證實了這一點。所有關於企業中合作關係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所有關於科學倫理的研究更證實了這一點。依此類推，對任何一位科學家有益的事，也對於我這樣的科學家有益。對老師有益的事也對所有的學生有益。
這部分工作表明，非Ａ即Ｂ的思考模式，或是二元對立、非綜效的思考是輕微的心理病態的征兆。我認為，對獨裁者性格結構的研究分析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一。如果叢林世界觀是成立的，唯一可能的現實就是獨裁管理。如果有人認同我們過的是叢林式的生活，人都變成了叢林動物，他們都隻顧自己互相排斥的利益，那麼，這種想法就不瘋狂，反而相當有理、有邏輯性、有概括性，甚至是非常必要的。再檢測一次這裏的用詞，我用的是“互相排斥的利益”這個名詞，這是個不錯的教學溝通方式，可以讓整件事更清楚、更合理、更容易溝通。
綜效的概念是整體性的；而整體性愈強，綜效的程度就愈高。相反，即是所謂原子式思考。一個結構體的整體性愈強，其中個人的相互依賴度就愈高，彼此的溝通就愈暢通，麵對團隊的影響就愈深，也就是說，社會的綜效性是高度整合的。
籃球隊即是一個例證，球隊由五位主力球員組成，如果每位球員都隻從自己爭取分數的自身利益觀點出發，完全沒把球隊的整體利益放在首位，那麼這個球隊就不可能是一個真正好的團隊。好團隊的球員會將團隊的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甚至可以這樣說，假設真是好的團隊，完全沒有個人利益與團隊利益之分。因為二者已沒有任何區別，隻要是能進球，誰得分已顯得不重要了。團隊的利益就是個人的利益。所有的球員都以團隊為榮，好的助攻手和投籃手一樣優秀。一旦球隊的綜效性瓦解，個人利益超越團隊利益，球隊就成了一盤散沙。
經濟領域的活動也是一樣。例如一個負責某項產品製造的數人小組，亦適用綜效原則。團隊合作的程度愈高，彼此的依賴就愈深，就愈信任對方，當然綜效程度也就愈高。這是可以經由實驗研究證明的。
層次整合也是同樣的情形，每個層次彼此之間亦是相互關連的，存在著高度的綜效性。考慮這一點是很有必要的。
在好的條件下，綜效是真實存在的，與心理健康相互成循環關係——心理健康的人有較高的綜效性。心理健康的人也較易覺察出真相、更務實，因此這項科學的假設是可以被測試、被證實的。例如，我設計一套測試實驗，探討較健康的大學生的認知能力、感官能力、思考能力和知覺能力是否較強。經由以上變因的測試可以看出學生個體的綜效性如何。若以感官層麵而言，我可以測試顏色分辨力、聽力、味覺和嗅覺等，測試對象包括心理健康的人、綜效性高的人和優秀的經理人。在高度綜效的條件下，假設對某個人而言是正確的，對我和其他人而言也是正確的。下麵我們就針對優秀經理人做一番解釋。
優秀的經理人是優秀的感知者。換句話說，他們的視覺辨析、聽覺辨析等能力相對比較靈敏。這一切都可由標準的實驗程序證實。此外，從感知層麵而言，優秀的經理人的邏輯思維能力較強，較能分清楚什麼是覺察到的事實和心中的希望，並依據現實狀況對未來做出較準確的預測。
在我的層麵而言，優秀的經理人較不易發生盧金實驗中的固執心問題。他們也不太可能成為艾殊(首創艾氏情境實驗，實驗主持者特定設計了一個情境，也就是提出一個與事實不符，但卻是團體中多數人同意事先的定好的陳述，再觀察受試者不知情的反應。通常的結果是，即使受試者對多數人同意的陳述表示質疑，但是他還是會受到團體意見的影響，接受這個與事實不符的陳述，盲目地擁護團體的意見)實驗中的被迫者或盲目的擁護者，更不容易有場地依賴(一種性格特征。假設有一木棒立在空地中央，至於木棒與地麵是否垂直由受試者自行調整，直到他認為垂直為止。假如空地上沒有其他刺激物時，每個受試者的判斷都差不多；但如果有其他刺激物，例如把木棒放在傾斜的方框中，受試者就會受到幹擾而做出錯誤的判斷，這種人就是所謂的場地依賴型)的傾向，甚至完全不易受到類似走狗的人物的影響。
事實上，所有關於心理健康的測試，其實就是關於優秀經理人的測試。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實驗結果所定義的優秀管理策略都牽涉到心理健康和綜效能力。我們可以提出上百種相關的案例。事實上，至少就理論而言，我認為不久的將來會有一係列像心電圖、腦電圖一般精準的測試實驗，完全準確地預測出哪種人在未來可成為優秀的經理人或領導人。假設這項預想可以實現的話，將會令人感到驚喜不已。我愈想到這裏，就覺得愈有可能。不管怎麼樣，這件事確實值得一試。
當然，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存在。當所有的關係網路都成為事實的時候，所有促成優秀經理人的因素都已具備時，其他人也能變得更優秀，甚至能改造整個人類。也可以這麼說，所有關於敏感度訓練、管理訓練、著書立說與從事研究的技巧等，就長遠利益而言，對所有人都有益處。
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心理健康。教育係統隻有足夠健全，才能培育出日後我們所需的將軍、老板、經理人或領導人。同樣，任何自我治療或心理治療的技術必然具有相同的作用。所有的一切都相互關連，使一個人變得更健康的因素，也會使其他人更有機會成為優秀的經理人。
相反的情形也是如此，改善社區的因素亦能改善社會的其他部分，改善某個人的因素亦能改善全體人類。如果某些因素能使一個人成為一個好丈夫，那麼同樣也可以使其成為一個好員工、好市民或好的運動員。
事實上，這些訣竅也是美國成功人士的特殊品質。這是很重要的一點，特別是最近有許多其他國家的科學家以各式各樣的方式打擊美國市場。例如，與美國員工相比，其他國家的勞工薪資比美國便宜許多。大部分國家盛行獨裁式的管理製度，人們生活在恐懼、饑餓以及失業的情況之下，他們較願意依指示做事。在這些國家裏，所擁有的原料比美國多出許多，擁有數之不盡的廉價勞工，有預防勞工罷工的製度法令。毫無疑問的，這種獨裁式的管理模式也有它存在的道理與好處。如果我們能夠維持多元化的存在價值觀以及它們的一體性，就可以透過任何一項存在價值達到一體性。隻要我們窮盡心力追求存在真相或存在正義，就可以真正擁有真相、正義和完美。
重新定義存在價值
在我們討論開明管理時，或在利他社會製度達到心理一定健全的程度時，最好是放棄“單一的偉大價值”之類的理論。例如，“全部都是為了愛”，或者像一位開明企業家所講的：“我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服務其他人。”至少目前不適於價值觀的純化，應采用最高價值的多元性。因為當我試著完整地定義真相與誠實時，我發現必須用其他的存在價值來定義。例如，真相是美麗的、好的、正義的、一統的……我還未針對其他存在價值下定義，但顯而易見的，美除了它獨有的特質外，也包含了其他存在價值的部分特質。
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也許能夠用某種方法詮釋所有存在價值的單一本質和一體性。但我懷疑因素分析——針對若幹個依變項做分析，研究彼此的相關性，化約成數個因素，但仍不失代表性。例如我們要研究一個人的心理能力，就必須測驗以下６種能力(６個依變項)：字彙記憶、心算速度、語文推理、數學演算、閱讀理解、數學解題。接下來我們分析這項能力的相關情形，總結出兩種能力(因素)：語文能力與數字能力，用這兩種能力代表心理能力，但與先前的６種能力沒有太大的出入——的技術有所助益。
但是，我們可以藉此判斷某種東西是否屬於存在價值。基督教學者視愛為最高價值，而自然科學家將真理視為最高價值，19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濟慈(英國詩人，也是十九世界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他的詩中對人、對物和情景的描寫給人一種直接如畫的印象。他認為詩人應該像變色龍一樣，反應各種經驗的色澤，不讓自己的個性幹涉感覺的傳處。他致力於透過神話或是哲學探索詩的完美境界。有名的詩作包括：《心靈》、《哀感》、《夜鶯》和《希臘古甕》)將美視為最高價值，律師卻覺得正義是最高價值，我們可以用以上批評的原則來判定，他們所抱持的價值是否符合存在價值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