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回族的聚合
中國曆史經曆了魏晉南北朝數百年的動蕩分裂之後，跨入了隋唐封建社會新的發展階段。特別是唐朝以其高度繁榮的經濟文化和強大的國力，吸引了周邊各民族和國家人員赴華貿易、學習和交往，中外交通進一步加強。這時，由穆罕默德創立的阿拉伯帝國日益強大，逐步統一阿拉伯半島，攻占波斯、敘利亞、巴基斯坦、埃及等地，勢力擴展到中亞地區，與唐朝在中亞的統治對峙。這兩大帝國的交往，比較可靠的記載始於公元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從此，阿拉伯、波斯貢使及商人不斷來華並留居中國，形成史書所稱的“蕃客”、“胡商”。至宋、遼、金、夏時期，蕃客來華數量進一步增加，尤以海路貿易為盛，外來富商巨賈集聚廣州、泉州等口岸城市。在西北，遼、金、夏與大食、波斯則由陸路而交通。《文獻通考》卷三四六《契丹》稱：“高昌、龜茲、於闐、大食、甘州人時以物貨至其國，交易而去。”馬可·波羅、拉施特等旅行家亦稱，在甘、涼、河西、寧夏各地有許多穆斯林。商業貿易是這一時期阿拉伯、波斯人來華的主要動力。
13世紀初，蒙古軍興起於漠北，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征服了中亞、西亞各國，東西陸路交通為之大開，中亞、西亞與中國的關係空前密切。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伊斯蘭化的突厥人被蒙古人征調，東入中國參加攻打金、夏、南宋的戰爭，從而形成外來穆斯林人口大量湧入中國的潮流。
蒙古軍西征中，每攻占一處，往往將當地的青壯年男子征入其軍，如不花剌人投降後，“適於服役的青壯年和成年人被強征入軍”；在撒麻耳幹，“從青壯年中挑出同樣的（三萬）人，編為一支簽軍”。工匠也是征調的對象，蒙古人僅在撒麻耳幹就擄掠了三萬工匠。這些被征調的軍士、工匠沿古絲綢之路入華，許多人留居於陝甘各地。元廷還在西北大舉屯田，“立河西屯田，給耕具，遣官領之”。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以忽撒馬丁為管領甘肅、陝西等處屯田等戶達魯花赤，督斡端、可失合兒工匠千五十戶屯田”。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詔“免回回人戶屯戍河西者銀稅”，可見河西等處回回屯田戶數不少。此外，元朝為平息西域叛亂，在陝甘駐有大量軍隊，內有不少屬探馬赤軍和回回軍。
由於元代來華的西域人口數量巨大，回回人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作用亦大，元朝設立“回回戶”，將他們納入封建國家戶籍之內。西北的回回人則以軍士和屯田戶為多，從事農業和畜牧業生產。故《明史》卷三三二《西域四》稱：“元時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肅者尚多。”蒙古軍征調回回人和西北屯田對西北回族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元代以後，西北回回人日益聚集，其生產形式和社會狀況趨於穩定，從而奠定了西北回族社會發展的基礎。
入明之後，西北回族進一步發展。明初，回族以武功著稱者甚多，沐英以建功西北而受賜武延川（今寧夏西吉葫蘆川）等6處草場，其部眾中有不少回民屯居西北。明代尤為突出的是西域人持續入遷。西域曆來政治動蕩，居民遂有東遷之風。嘉靖初年甘肅巡撫陳九疇奏稱，肅州城內的西域回回寄居者已達兩千多人。明廷這種招徠與優待回回貢使商人的政策，吸引了西域人大量入附。1528年兵部尚書王瓊到甘肅平涼府，見東關居住著許多來自撒馬兒罕、阿拉伯、土魯番、哈密的穆斯林。這些人都是由入貢而滯留西北的。兵部侍郎張海奏稱：“甘肅即古河西五郡之地，自哈密為土魯番侵占，人民奔潰，諸夷熟羌來歸，在邊安插，積聚數年，蕃育日多。”由社會動亂導致的人口內附較之貢使、商人數量更多。入附人口的急劇增加，引起了明朝的注意。巡撫甘肅都禦史朱英等提出處理邊務諸事，“欲將甘州等處久住夷人遷徙河南、陝西地方，庶免交通漏泄……欲將先年哈密殘破夷人隨土魯番使臣入境者分寄甘肅一帶者，暫送腹裏陝西、河南地方”。兵科給事中章鎰亦稱：“哈密遺種，寄附我邊，日增月益，在在有之。”
綜合各種記載，明代數百年間，西域人之入附持續不斷，人數極多。當時新疆各民族接受了伊斯蘭教，其留居陝甘不僅因為地理關係，亦因宗教相同，與原有回民融為一體，從而進一步擴大了西北回族的人口。同時，西北之蒙古、撒拉、東鄉等族亦受伊斯蘭教影響，或舉族改信伊斯蘭教，或某些部落成為穆斯林。他們雖然在族別上仍與回族不同，但在宗教等方麵已與回族一致，反映了伊斯蘭教的日益傳播。外來人口的融合逐漸演變為民族文化心理的認同，這一過程大概在明末基本完成。從此，回族人口的增長轉入以自我繁衍為主。這一變化為西北回族社會內部聯係的加強創造了條件。明末清初，西北發生了回族單獨組織的政治鬥爭，表明回族自身的壯大和自我認識的強化。丁國棟、米喇印領導的反清活動，可以被看做是西北回族單獨的政治鬥爭的開端。此後，西北回族社會在相對安定的環境下發展，經濟和文化都有新的氣象。到清代後半期，陝西、甘肅兩省的回族人口應該有兩百餘萬。陝西回族人口據《續陝西通誌稿》和《陝西回教概況》的統計，約在七十萬至一百萬。甘肅的回族人口遠多於陝西。當時有人說：“陝則民七回三，甘則民三回七”；也有的稱甘肅回民“倍多於陝”，“甘肅漢回錯處，綜稽民數，本漢少而回多，漢弱而回強”。保守一點估計，若以陝西回民人口為七十萬至八十萬，甘肅回族至少有一百五十萬。人口數量與社會經濟狀況之間存在緊密聯係。這個數字反映了清代前期西北回族社會經濟增長的事實。
人口、經濟和文化三者的水平，決定著一個社會的總體麵貌，同時也是該社會與其他民族社會集團之間關係變化的基本要素和推動力量。西北回族正是在這種基礎上形成了新的社會格局。
二、宗教製度的發展
明末興起的伊斯蘭教經堂教育是一場宗教改革運動。隨著回族的形成和民族意識的增強，文化上的認同成為迫切的需要，因為這對於一個民族的進一步凝聚和自我確認是至關重要的。對於回族來說，文化認同最現實的道路就是宗教文化的建設，因此，幾乎在相同的時間，西北產生了經堂教育，東南出現了漢譯伊斯蘭經典。經堂教育最明顯的意義在於它改變了過去父子相傳培養阿訇的方式，而在一些較大的清真寺集中進行宗教教育。它改變了家傳式教育的狹小性，代之以社會化、公共化的教育。這樣，阿訇的教育不再是個人行為，而是一種影響廣泛的社會活動。這一變化，直接導致了兩個結果：第一，回族伊斯蘭教教育水平提高。經堂教育“有大學，造就阿衡之學府也；有中學，中年失學者之受教育處也；有小學，兒童之教育機關也”。其中，小學教育最為普及，各清真寺幾乎均有小學；大學則在較著名的清真寺設立。這種分級教育表現了回族宗教教育的規範化發展，同時，教育內容也有比較嚴格的規定，形成了完整的體係。大學課程分為基礎課和專業課兩大類。前者包括阿拉伯語語法學、修辭學、邏輯學；後者包括認主學、教法學、聖訓學、《古蘭經》學及波斯文等。教材典籍據劉智采輯，有六十七部之多，此外還有各種規定的參考書。經生在這樣一個規範的教育體係裏接受語言和宗教的專門化培養，其水平絕非家傳式教育所能達到。第二，阿訇數量增加。家傳式教育的對象主要是阿訇的子弟，數量很有限。經堂教育采取開放態度，吸收社會上有誌求學的各種學生。學生中有本地回族青少年，亦有外地求學者。設有大學的清真寺，學員多者達數十人，少亦十數人。學生畢業，在本地或赴外鄉清真寺任職，源源不斷地擴大著阿訇的人數。隨著經堂教育的發展，回族宗教階層日益擴大。
經堂教育的作用不僅表現在上述諸方麵，它對回族社會還有更深遠的影響。我們知道，門宦製度產生以前，回族社會的宗教組織製度是教坊製。從教坊製到門宦製有一個過渡，而經堂教育是引起和推動這一過渡的重要力量。教坊製在組織方麵的主要特點是分散性和封閉性。以清真寺為中心、以回族村落為範圍的教坊采取獨立的活動方式，坊與坊之間不存在組織聯係。這種組織狀況與元明時代回族居住的分散和民族內部聯係的鬆散相應。阿訇培養的家傳方式是維係教坊存在的教育形式。經堂教育改變了家傳式教育，也就改變了教坊的封閉性。確切地說，經堂教育推動了教坊之間的宗教聯係，它使得回族宗教職業者階層由家庭關係發展為師承關係。各地的經生彙集在經堂接受教育，他們與老師、經生相互之間構成一種密切的關係，畢業後必然把這種關係帶入到教坊之間。宗教職業者階層人數的增加和他們傳教地域的變動使教坊更加活躍，教坊的分散性和封閉性逐步削弱，相互之間產生了聯係。史籍中可以看到由於聯係而出現的矛盾。1747年，河州老教回民馬應煥“控告同教馬來遲邪教惑眾”，就是因為馬來遲到河州傳教引起的爭紛。這種爭紛正是打破教坊封閉的表現。大概更多的情況是在阿訇流動往來中通過師承關係形成相互支持的良好關係，沒有出現矛盾，自然不聞於官府。門宦產生後，在各教坊之間形成了組織關係，這是在經堂教育所推動的教坊聯係基礎上形成的。
當然，經堂教育還沒有使各教坊之間形成組織化的聯係，它隻是在一些教坊之間形成宗教活動和人際聯係，也沒有產生出公認的領袖人物。西北回族宗教製度的根本變化是從蘇非派教義的傳播開始的，但這也與經堂教育有密切的關係。如前所述，經堂教育有力地提高了回族伊斯蘭教的研究和教育水平。宗教理論的提高在回族中形成了發展宗教和研究宗教理論的潮流。清代西北回族的宗教活動顯然比明代更為活躍。這是因為，一方麵宗教教育更為普及，另一方麵宗教理論水平的提高使更多人產生了研究宗教的熱情。高水平才能帶來高要求，因此，經堂教育似乎也不能完全滿足許多人追求宗教研究的需要了。
回族伊斯蘭教從阿拉伯世界傳入，因而深入研究伊斯蘭教的一條重要途徑，就是直接向阿拉伯地區的伊斯蘭教學者求教。同時，赴麥加朝覲也是廣大穆斯林的願望。甘寧青地區的許多回民不辭艱辛，遠赴阿拉伯、中亞朝覲或求學。其中有些人在那裏潛心研習，在理論上獲得很高的造詣後，返回西北傳教。而這一時期，新疆及中亞一帶的蘇非派教士也來到甘寧青地區傳播教義，受到廣大穆斯林的熱烈歡迎。他們選擇一些宗教修養精湛的阿訇為徒，授以理論和傳教的憑信。“大拱北的創始人祁靜一、畢家場門宦的創始人馬宗生、穆夫提門宦的馬守貞，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創立門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