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澤爾
我有至少兩位鄰居，都曾經是黨衛軍成員。
2003年住在Pfahlbühl街71號時，住所隔著兩棟樓的、偶然認識的女士聽說我家中還沒有鞋櫃，硬是要將家裏不用的櫻桃木鞋櫃送給我。去她家看過，鞋櫃很好，比想像的要大得多，一個人不太好搬動。她是老年人了，又是女士，卻執意要幫我送到家裏——也不理會我提出的去找些朋友過來幫忙的建議，不由分說地打了通電話。大約五分鍾後，一位戴扁帽、穿吊帶西褲、身材高大、年齡約摸七十出頭的德國紳士敲門進來，同我一前一後，搬了鞋櫃進電梯，一直抬到我家裏。
於是理所當然，請他喝啤酒致謝。幾杯黑啤下肚，從愛好聊到家庭，他忽然收起臉上的笑容，嚴肅又低沉地對我說了句：“你不知道，我曾是納粹黨員，黨衛軍上士。”
總是這樣。凡在戰時當過納粹的，都有遇人主動揭疤、表明身份的習慣：態度上既不是榮耀也並非恥辱，更像是揮之不去的某種印記。若是像君特·格拉斯那樣隱瞞了，到自己主動選擇的關卡上才說出口，不止容易遭遇他人不齒，簡直連自己心裏的坎都過不去。在大學裏，我上的幾門金屬與無機材料課程，是由老得不能再老的兩位老教授負責授課的。他們兩人無論性格、外貌、風度上都全然不同，隻有一點相同——上第一堂課時，會以看似無意的閑聊態度，向學生們透露兩點“秘密”：第一，自己參加過二戰，當過兵打過仗，是條硬漢；第二，以前是納粹黨員。
很長一段時間裏，我無論怎樣冥思苦想，都無法理解這種古怪習慣形成的機理。
另外一位鄰居，住在樓上的那位先生；鰥居、銀發、身形矮小佝僂，說話輕聲細語到幾乎難以辨識，卻是個意外熱心的人。知道我喜愛讀書，便將家裏多年來的藏書，一捆捆地送給我，不止送，還細心地在每本的扉頁上都插張便利貼，寫著“這本不可不讀”、“這本相當一般”之類的評語。他很固執，或者算是害羞，每次都是摁門鈴，遞書，說句“閱讀愉快”就轉身離開。隻有一次，可能因為那天心情特別愉快，進到屋內來，喝了一杯我沏給他的碧螺春。然後，表情略顯詫異地盯著我擺在展示櫃上的“虎王”坦克模型發呆。我還記得他那時問了句：
“你喜歡納粹坦克？”
沒錯，納粹坦克——不是德國坦克，不是二戰坦克，是納粹坦克。
雖然疑心他可能是猶太人，但當時的我可說是年輕莽撞，說話直來直去，直接就答他道：
“是的，喜歡得很。我還有頂軍帽呢。”
然後，我就拿出自己在慕尼黑一家複刻軍用品商店買來的黨衛軍帽；雖然仿真度很高，和舊貨攤上的真家夥幾乎一模一樣，但在德國，是不允許公開出售帝國鷹徽的（因為鷹爪上抓著卐字花環——在德國，有納粹卐字的商品不能公開販賣。如果是印刷品，卐字會被一個個塗抹掉），所以帽上也就沒有軍徽了。
“哦哦，缺個軍徽對吧，也難怪……”
他沒再多說什麼，微笑著起身，告辭，離開。
一周後他又來給我送書。不過，這次，書給我之後並沒有急著走，而是從口袋裏摸出一樣東西，硬塞進我手裏。
“一側卡子掉了，但應該能裝上。”
那是一枚貨真價實的帝國鷹徽，錫製。
“我曾是武裝黨衛軍……沒什麼為自己申辯的意思，不過——虎王，你那輛坦克，我開過……所以，無論如何，這個給你做紀念吧。”
後來的故事就比較乏味了。他仍舊隔一段就過來送一次書，直到我搬家，最終離開德國。離開時，我也沒跟他道別。而那枚錫製的帝國鷹徽，至今還鎖在我臥室衣櫃的最上層。
在約翰·多諾霍先生的這本書中，如果要找一個與送書的老鄰居最相似的人，那顯然就是麥斯納中尉。多諾霍先生在書末的《史實參考》中，說麥斯納是“完全虛構”的人物，但實際上，麥斯納先生至少在兩個方麵是“完全真實”的。
其一，在黨衛軍短暫的曆史當中，有一位名叫保羅·豪塞爾的一級上將（曆史上隻有四位，武裝、普通黨衛軍各兩人，俗稱黨衛軍“四大金剛”）。他是國防軍出身，以名譽陸軍中將軍銜退役，1934年底加入黨衛軍，隨即成為黨衛軍軍校校長，二戰開戰後，他率領赫赫有名的帝國師，取得無數輝煌戰績。1941年底在蘇聯格楊斯克作戰時被坦克炮彈炸傷，失去右眼，在醫院休養了七個月。出院後，做了一段時間部隊建設工作，隨後參與諾曼底戰役。1945年，因與希特勒激烈爭執，他被解除實權，改任西南方司令部總參謀長。德國戰敗投降後，豪塞爾被美軍逮捕。雖然被判刑六年，但隻服了四年刑就被釋放。出獄後，他致力於“黨衛軍老兵互助會”，為前黨衛軍軍人在戰後遭遇的不公待遇鳴不平，努力爭取平等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