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斷滿洲共產黨和延安的聯係，符合日本人的利益、蘇聯人的利益、王明的利益，唯獨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這次奉天特委被破壞事件，正是滿洲省委和中央被割裂的開始，而且一上來就是狠狠一刀。
為此，薩在進一步考證後，給不馬先生回文如下——
您提供的背景資料和人員名單，對這張照片的解讀太有幫助了。根據您的名單，我把照片對比度調到極限，發現大部分人員的名字都可以對上了。
前排右側起，當為張靄風，關天星，崔運河（可識別崔字，故此推斷），張俊芝（臉上有傷的），中排右起為李丕文，柳順春，張子和，黃哲煥（叛徒），尹昌燮（可識別尹字和燮字），最左邊一人無法確定，推測為李鎬軍。也可能是您提到了名字，但不在十人被捕名單中的張適（但也有一種可能張適和張子和是一個人，子和為其字，這純粹是我的推測了）。
不過，我也懷疑張適沒有在這次大逮捕中被捕，據我看到的資料，他是在1933年10月，而不是1932年被捕的，1933年五月在哈爾濱還領導過工運活動。想來，這種從廣州起義中輾轉脫難的人物，要抓他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張適1946年遇難後，1957年才被追認為烈士，世間有些晚。我猜測是他1942年出獄到抗戰勝利後找到組織之間的曆史需要甄別的原因，實際上，張適是1942年借偽滿“建國十周年”大赦巧妙地從監獄脫身的，不過，偽滿對於所謂“大赦”的政治犯多采取嚴密的監視措施，張無法繼續活動當也不奇怪。
您寫的文章中，頗有一些值得一談的點。
比如，奉天特委被破壞，是因為“飛行集會”。對這個“飛行集會”，看過《夜幕下的哈爾濱》或聽過這部評書的朋友都不會陌生。《夜》劇痛陳了“飛行集會”的危害，但曆史上真實的“飛行集會”造成的損失更大。所謂“飛行集會”純粹出於追求場麵的“麵子工程”，實際上，在力量不足的情況下造成了大批地下人員的暴露。同時，它既沒有真正的殺敵成果，對教育群眾也多有負麵效應——“飛行集會”是散發傳單和演說為主的，沒有對敵人的武裝進攻，所以沒有殺敵成果，而當時地下組織力量弱小，無法保障參加人員的安全，於是今天你在鬧市演講，激勵群眾，明天你就被憲兵隊抓住遊街，這樣的宣傳效果無疑適得其反。
再比如，根據當時親曆者的回憶，第一次滿洲省委被破壞的時候，省委書記張應龍當了叛徒，供出大量情報。宣傳部長趙毅敏卻堅貞不屈，咬牙不供，他的夫人淩莎也堅強地頂住了敵人的嚴刑拷打。
結果，敵人認為趙和淩沒有什麼價值，隻把他們關了起來，兩人後均經組織營救出獄，趙後一度擔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淩莎為北京師範學院院長。
而日軍認為張應龍還有很多沒說的，於是越發加以酷刑。供得越多，打得越狠，最後活活把他弄死了。死的時候據說張已經被打得精神失常。
您看這叛徒當的……
關於這批抵抗者後來的情況，可以證實的是，李丕文經過艱苦的鬥爭，最後終於活著走出了敵偽的監獄。至少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依然健在，應當已經是九旬老人了。原滿洲省委宣傳部長趙毅敏2001年曾經談到李丕文，說他幾年前曾撰《難忘的歲月》一文憶及在看守所的生活。
李丕文，又名李維周原名李顯謀，遼中縣滿都戶鎮官糧窖村人，生於1902年，1927年經任國楨介紹入黨。1928年擔任台安縣縣委書記。曾在遼中縣利用教師身份長期做地下活動。
他在遼中縣文史資料第三集中曾有文章談到自己的經曆。李丕文回憶自己是在遼寧省女一中被捕的，當時公開身份是教員。由於當時日本憲兵隊對於共產黨的偵緝工作還沒有完全展開，這個案子被送交偽奉天高等法院審理，審判官讓李丕文辨認共產黨員名單，李說：“遼中師中有五百名學生，我每天隻知備課上課，不認識。”盡管日方嚴刑拷問，但李始終未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1934年初李被取消共產黨嫌疑釋放。此後李和台遼縣委取得聯係，重新開始工作。4月，台遼縣委被破壞，李避開搜索逃到北平。離休前任遼寧省政協副秘書長。
另外，在查找資料時發現，這次日方的大搜捕，奉天特委依然有李晨笛曾警覺並脫險。說明當時地下組織還是比較有生命力的。
為了感謝您的幫助，提供一張也是在日本發現的珍貴照片——
根據日軍記載，這張照片拍攝於1938年10月27日的戰鬥中。日軍此時正向通化攻擊前進，在龍崗山隘口遭到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在畫麵左方的，就是一名戰鬥到最後一刻直到犧牲的中國戰士。可以看到這名戰士打著當時中國兵典型的綁腿，遺體已經被搜過身，而戰鬥還在繼續。
這應該是唐聚五所部遼寧民眾自衛軍的武裝。我想，由於當時的政局混亂，他們既沒有可能被追認為烈士，也不會出現在任何政府的花名冊上，他們的家屬，也不可能享受到撫恤的待遇吧。他們可以算是真正的無名戰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