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文章永流傳
北大在中國近代曆史上的登場亮相，自然是以1898年百日維新中光緒帝下旨開辦京師大學堂為起始。但若說到北大在曆史上最輝煌的一頁，則必然的非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那一激動人心的時期莫屬。想當年，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中華民國雖然在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喪鍾聲中艱難地矗立起來了，京師大學堂也隨之改稱為“北京大學”了，可在隨後的若幹年裏，巨大的黑暗仍然籠罩在廣大的國土上，因襲的創傷與重負，現實中無比憋悶無比汙濁的空氣，使世紀初年的中國仍然舉步維艱。
所幸的是，在沉悶的空氣中，一批可稱之為啟蒙思想家的人物登高而呼了！這一群人，就是圍繞在北大校長蔡元培身邊的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劉半農、錢玄同、傅斯年、羅家倫、鄧中夏等，以及王國維、辜鴻銘、楊昌濟、蔣夢麟、馬寅初、梁漱溟、張競生、鬱達夫、朱自清、徐誌摩、俞平伯、顧頡剛、茅盾，等等，他們意氣風發、叱吒風雲，他們暢快淋漓地鞭撻著舊秩序、舊堡壘、舊文化，他們奮力把古舊的中國推向新生的彼岸，他們把火把與光亮引進了他們所置身的時代，他們把綠樹和希望植滿了荒涼的視野，他們是國家進步、民眾解放的功臣，他們的思想光輝、革新精神包括他們的學術思考、人生理念無不照亮了20世紀初期沉寂與昏睡的中國，他們寫下的大量的或理性、沉靜的，或激越、戰鬥的文字業已成為我們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許多年後，當我們在新世紀的今天重又展讀起他們的文章，這個範圍其實並不局限於北大人，從魏源、曾國藩、左宗棠到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從孫中山、嚴複、馬相伯到鄒容、陳天華、秋瑾、黃興，從毛澤東、瞿秋白、惲代英到聞一多、郭沫若、沈從文、巴金等眾多思想者的文字，哪怕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諸北大先賢們的激揚文字，我們的心情也不能不激動，甚至我們的心海裏還會掀起巨大的波瀾。我們不禁要問自己，為什麼他們的文字這樣剛健有力？這樣振聾發聵？這樣沉雄勇猛？這樣愛憎鮮明？這樣沉靜溫情？這樣駁雜豐富？這樣的文字為什麼在今天難以產生也難以讀到？顯然，這是有原因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字，這些產生於國衰民弱年代的文字自然與國家的命運有關，與國家承負的苦難有關。
自鴉片戰爭始，整個19世紀後半期，直至20世紀上半葉，在長逾百年的曆程中，我們的國家可謂飽經憂患，遍體創傷，唉，一個有著五千年燦爛文明的東方古國，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之下，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賠款。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甲午之敗，八國聯軍，抗日戰爭……一塊塊國土被割讓了，無數的財富被劫掠了，一次次災難俯罩在這片土地上，一個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蠻橫地烙進了這偉大古國的肌體裏。近代之中國，何其頹喪！何其窩囊！近代之國人，又當何其沉痛！何其鬱怒！基於此，我們甚至可以說，生於那個年代的中國人實在是很不幸的。所幸的是，一批生於那個年代的有識之士、有誌之士、有為之士是清醒、覺悟而勇毅的，他們在曆史的煙塵中前仆後繼地向晚生的我們走來，向著我們多姿多彩的瞳孔中走來，他們是林則徐、鄧廷楨、關天培們，他們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們，他們是孫中山、黃興、蔡鍔們，他們是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們，他們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們……正是這些民族英雄和革命誌士，為挺起國家的脊梁，為打破曆史的鐵幕，為衝決衰敗的王朝，為呼喚黎明的曙光，或浴血戰鬥乃至為國捐軀，或奔走疾呼掀起維新的風雲，或數十年努力不懈革命不止……
比較而言，安身於今日、立命於當世的中國人則幸運得多了，不是嗎？
經濟蓬勃發展，老百姓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生活在這樣的時代，隻要你在人堆裏混得也還馬馬虎虎，就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了。隻是不知今日之中國人，究竟有多少是有意識地在珍惜著今日的生活的，或者他們隻顧營建著自己的安樂，並沒有去想這麼多，也無暇去想那麼多。我們所能感知的乃是，如果先輩們有知，則他們是一定要羨慕今日的幸福生活的。想當年，我們的先輩承受了多少殘酷的陣痛又沐浴了多少血雨腥風啊！這一切，當是我們今日之中國人所不能忘記的，即便從小沐浴著陽光雨露，即使我們神州大地花紅柳綠四季如春，我們的心中也當警鍾長鳴，也當如國歌裏所唱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那樣一刻也不能懈怠。何況，今日之中國雖早已是揚眉吐氣、昂然屹立在世界東方的大國，但在變幻莫測的國際舞台上，卻仍然免不了會在一些時候感到困擾和艱難，並且我們的國家還有著這樣那樣的許多問題有待大家去努力解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提醒於我們的乃是，不論是在戰亂年代還是和平年代，憂患意識都同樣重要，和平安泰的生活當然是人類的追求，和諧、幸福的好日子也當然是我們所要擁抱的，但貪圖享樂、耽於安逸在任何時候卻也是我們每一個國民都要有所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