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十年寫出《包身工》
夏衍(1900—)浙江省杭州人。現代戲劇運動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之一，著名的劇作家。曾任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
1927年，夏衍同誌在上海開展工人運動。當時，他住在滬東塘山路業廣裏一帶。此間，他結識了一些在紗廠做工的和做工人運動的朋友，從這些人的口中，夏衍聽說有一種女工叫“包身工”。這些年紀很小的女孩子，大多數是紗廠的工頭從江蘇、浙江一帶貧困的農村地區“包”來的。這些包工頭在招工時，盡量把工廠的條件和待遇說得如何如何好。正為吃不飽、穿不暖而走投無路的女孩子家長或女孩本人，便信以為真。同意自己的孩子跟著包工頭出去做工的，家長和包工頭之間要有一個包身文字契約。契約中寫著包工時間為三年。三年中女孩做工的全部工資歸包工頭；由包工頭負責女孩的生活費用，而且包工頭每年還要給女孩父母一些錢，作為父母把孩子包出去的“包身費”。
年齡很小的女孩來到上海或蘇州的紗廠後，看到工廠裏的一切並不像包工頭說得那樣好。廠房破舊，車間裏很潮濕，燈光也很暗。每天要做十幾個小時的工，累得腰酸腿疼。半夜三點鍾，她們要頂著星星、帶著疲困的折磨去上工；下工時，已是月升中天。每當下工回到工棚裏，她們連衣服也不願意脫，倒在鋪上就睡著了。在廠房裏做工時，她們要受到包工頭的看管；下班後離開工廠也要受到監視，一點兒人身自由也沒有。就是這樣，她們僅能從包工頭那裏得到一點點錢，根本不夠吃飯用。
夏衍首先把這些告訴了與上海明星電影公司有聯係的沈西林同誌，明星電影公司根據這些材料馬上拍出了《女性的呐喊》。夏衍也開始搜集有關包身工的材料，想寫出一篇小說來。
1935年，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極大破壞，組織上決定夏衍同誌暫時到工廠隱蔽起來，夏衍就利用這個機會深入到包身工中去，掌握第一手的更為詳細的材料，把九年前的願望付諸實現。
為了觀察到包身工的工作情況和生活情況，夏衍每天半夜三點從家裏動身往工廠走，工廠離他住的地方有十幾裏路。白天，夏衍混在包身工中間，體驗著人間地獄的生活。由於過分疲勞，包身工們成年累月連洗頭的時間都沒有，她們麵色蠟黃、衣衫襤褸，身上的氣味很難聞。四月到六月，正是上海的梅雨季節，外麵陰雨連綿，車間裏黴味、酸味、汗臭味，熏得人上不來氣。夏衍真是有些受不住了。就是這樣，他認真地觀察著、思考著、記憶著。他曾在日本看到過被資本主義世界認為生活水平最低、勞動條件最差的日本紡織女工。可是包身工們和日本紡織女工比起來，也是一個在天堂，一個在地獄。夏老至今回憶起包身工那非人的生活，仍是飽含同情的熱淚。
冒著隨時暴露身份被逮捕的危險，夏衍硬是當了幾個月的包身工。耳聞目睹之後，他反而覺得小說不足以反映包身工的境遇，如果將她們的情況如實地報道出去，不更能說明問題嗎?於是，他根據調查到的材料，真實的不帶任何虛構和誇張的寫出了《包身工》一文。1936年，夏衍發表了《包身工》。從此，中國文學史上便出現了報告文學。至今，這篇文章仍被我國中學語文教材作為典範文章選用。
心靈悟語
實踐出真知，隻有身入生活，體驗生活，才能升華生活。
張大千的《敦煌壁畫展》
張大千(1899—1983)，四川省內江人。傑出的藝術家，馳名中外的中國畫大師，當年與齊白石享有“南張北齊”的美譽，後在台灣等地生活了三十餘年。曾被紐約國立藝術學會公選為世界第一大畫家，和世界著名畫家畢加索交往甚密。
1940年開始，早已享有“南張北齊”美譽的著名青年畫家張大千教授決定去敦煌臨摹壁畫，他利用三次個人畫展湊足了去敦煌所需要的資金費用。
1943年秋，張大千和夫人以及幾名學生，從四川青城向北進發，計劃經廣元、天水，借道蘭州去敦煌。他剛來到嘉陵江東岸，忽然接到了二哥張善孖不幸病逝的電報。二哥是大千繪畫的啟蒙老師，也是他生活上的指路人，沒有二哥張善孖，就沒有藝術家張大千。他懷著極其悲痛的心情，坐船順著嘉陵江，回到重慶為二哥送葬。到了重慶，二哥安葬已畢，大千跪在二哥的墓前大哭一場。
第二年春天，大千告別了侄兒們和二嫂，從成都再去敦煌。一路上，道路坎坷，人煙稀少。進入戈壁灘後，到處是礫石和黃沙，舉目遠眺，天蒼蒼，野茫茫，一片寂靜、淒涼。他們騎在駝背上，頂著風吹日曬，終於來到了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建在三危山和鳴沙山之間的峭壁上。在南北六千多米長、東西二百多米寬的峭壁上，排列著重重疊疊、櫛比相聯的石窟群。這裏擁有近五百個洞窟，四萬五千平方米壁畫，兩千多尊造像，五座唐宋木結構建築群。然而，這裏塵封灰掩，窟前堆積如山的流沙幾乎淹沒了下層全部洞窟，到處是斷垣殘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