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堅持就是勝利3(1 / 3)

酈道元專著《水經注》

酈道元(466或472—527),字善長,範陽涿鹿(今河北涿縣)人,他是北魏時期傑出的地理學家、散文家,一生勤奮好學,既周覽典籍,又重視實地勘察,為後世留下了不朽的地理學專著——《水經注》。

酈道元少年時,喜好讀書,尤其喜歡讀那些記錄山川地勢、風俗人情、掌故傳說一類的書籍。他常常在夢中遊曆那些名山大川,山勢的險峻雄奇,江河的洶湧巨濤,常常使他在夢中驚醒,他幻想著有一天能走遍神州的山山水水,那些奇山秀水、曆史掌故及優美的傳說多麼令人心馳神往啊!還在很小的時候,他就跟隨他的父親去了山東,後來長大了,又先後在山西、河南一些州郡任地方官。所到之處,他搜集地圖,按照地圖所示,親自到舊址遺跡踏察;每到一處,就造訪該地的大江和河渠。連綿不盡的河水,使他興奮地去追索著它的昨天,追索它的青春、它的幼年,去探究它濫觴的淵泉,去尋覓它走過的每一個足跡。酈道元每到一處,都對當地的地理情況進行詳細的記錄。他雖然生活在北魏統治地區,但對全域甚至域外的地理情況也非常關注。他深感神州的山山相連,水水相通。在從事地理研究和考察的過程中,酈道亢逐步覺察到以往的地理著作,諸如《山海經》、《禹貢》、《周禮·職方》、《漢書·地理誌》等,在記述山川地理情況方麵,都失之簡略,都賦一類的作品由於體裁的限製,更不能暢述達意,比較著名的《水經》,雖然記載了很多大川水渚,但都極粗略,屬於綱領性的記載,而且隻記述水道,至於水道以外的其他地理情況,罕記一二。酈道元清醒地認識到,地理現象是在不斷變化著的,隨著時光的流逝和年代的推移,人們對於上古地理情況的認識已很渺茫,加上部族的遷徙,城市的興亡,河道的變遷,地名的更換等,地理情況發生了複雜的變化,正所謂滄海桑田。曆史上的著作,已經不能滿足人們現實的需要了,他還覺得把曆史上的地理變遷盡可能詳細地記錄下來,可備遺忘,可訂正舛誤,也可以方便查閱,減輕不少翻閱史卷的麻煩,這是十分有益的事。因此,酈道元決心寫出一部超出前人而又有益後世的地理學著作。

在酈道元以前的三國時期的桑欽所寫的《水經》一書,簡要地記述了全國137條水道。酈道元以《水經》為藍本,經過艱苦的努力,最後著成了描述全國地理情況的《水經注》。

《水經注》的內容十分豐富,酈道元以大量的地理事實詳注《水經》,並係統地進行了綜合性的記述,既賦予地理描寫以時間的深度,又給予許多曆史事件以具體空間的真實感。書中以河道水係為綱,詳細地記錄了河流流經地區的地形、物產、地理沿革等,尤其對於河流分布、渠堰灌溉以及城市位置的沿革記述最為詳細,而且具有清楚的方向、道裏等方位和數量觀念。全書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當時的地理麵貌。有些地區我們可以依據《水經注》較真實地複原一千四、五百年前的地理情況,對現今的經濟建設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水經注》共計40卷,記述的河流水道比《水經》所記述的多出1115條,注文20倍於原文,約達30萬字,所引用的書籍達430多種。如果沒有長期的資料積累和深入廣泛的實際踏察,何以做到這一步!《水經注》對地理情況的記述,縱橫交錯、經緯分明、描寫生動、文字優美,可以說《水經注》是一部兼有文學和史學價值的地理名著。如果沒有精熟的構思和非同尋常的文字錘煉工夫,又何以至此!

隻可惜!這位傑出的地理學家後因執法嚴峻並彈劾汝南王元悅,遭元悅嫉恨,於公元527年受讒言加害,被雍州刺史蕭寶夤殺害。

心靈悟語

執著求索真善的理想在宦海中換來的卻是生命的代價!

劉知幾對史學的探索

劉知幾(661—721)字子玄,彭城(今江蘇徐州)人。是唐代著名的史學家,也是中國古代史上傑出的史學評論家。他所著的《史通》是中國第一部比較係統的史學評論專著,在中國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劉知幾誕生於世祿之家,有著良好的家學淵源。他的祖父劉胤之、父親劉藏器都是通曉經史之士。劉知幾自幼便習經遊藝,博覽群籍。劉知幾很有個性,在讀書方麵,不唯命是從,依樣畫葫蘆,盲目因循,而是依性情學習,以理解為快,在理解基礎上展開學習。17歲時,他讀遍了唐以前的各代正史和實錄,並注意到了“古今沿革,曆數相承”的問題。20歲科舉試中後,任獲嘉縣主簿,有不少時間讀史。他如饑似渴地閱讀從官府和個人手中借來的史書,擴大了曆史知識,增長了對史學的認識,並有了不少心得。如認為班固的《漢書》不該立《古今人表》,謝沈的《後漢書》應該為更始皇帝劉玄立“紀”等。當時的一些學者聽說此事,都認為他年少輕狂,胡言亂語。但劉知幾仍堅持自己的見解。他帶著批判的眼光去批史書,研核史學,這種學術性格,為其日後在史學上的建樹提供了主觀條件。

劉知幾過了不惑之年,才開始擔任史官。先以著作郎兼修國史,不久遷居左史,編撰起居注。擔任史官,對具有濃厚史學興趣和較高史學修養的劉知幾來說,可謂用得所學,任當其職了。劉知幾立誌成就足以懲惡勸善傳諸不朽的良史,然而事實並非如他想的那麼完美,那樣從心所欲。監修國史的官員,既不曉疏通知遠之旨,又不嫻屬辭比事之法,指手畫腳,摘取名譽。而且,監修又不止一人,他們之間意見又常常不一致,使親自編寫的人不知道如何是好,加之世家大族對修國史橫加幹預,要盡快修成國史是很難的,倔強的劉知幾經常和監修爭執,自己的見解得不到監修的采納,於是,劉知幾為了實現自己的願望,便私下著《史通》,從而走上了史學批判的道路。

《史通》,對唐以前的史學進行了全麵而深入的探討。建立了體用統一、文質相濟的史著理想模式。在史書體裁上,對以往各家各派的史書體裁進行了分析和比較。認為斷代紀傳體是史書內容賅備和維持一代之史完整的形式保證。劉知幾重視義例,以求得史學目的和史書編纂方法的統一,他把儒家名教觀念作為義例的本質。在史書內容上樹立了真實、賅備兩條重要標準,在史書的整體結構和敘述上,追求爽潔和凝練的風格,把史用貫穿於史書編纂的各個環節中。

劉知幾還闡釋了史兼“三長”、直書為貴的史家修養論。他一方麵繼承了孔子、孟子、班固、範曄等先代史家開列的“文”、“事”、“義”等範疇,並把它提升到史家主體這一層次來探討,另一方麵又襲取了劉邵《人物誌》中提出的兼才三品的形式,對史學家提出了才、學、識三個方麵的要求。在他看來,“識”是既相對獨立又貫穿於“才”、“學”之中並起統帥作用的主導要素。

劉知幾還提出了兼善忘私、因俗隨時的史學承創原則。這兩條具有鮮明時空性的原則,既是他於曆史人事的評價原則,又是他在史學領域繼承和創新的原則。衝擊了泥古的積習和主觀任意的偏見,具有一定的開放性。

劉知幾是對唐以前史學加以係統總結的第一人,對史識和史學的功能起了澄清和扶正作用,為唐以前史學落下了帷幕。他維護史學的客觀性,重視和強化史學的經世功能,和唐以後史學重製度、求沿革的脈搏是一致的。尤其他強調史家自身修養,促進了史家自我意識的覺醒,這構成了唐以後史學的一個潛在的變奏。所以從思想精神的取向上看,劉知幾的史學批判是繼往開來的史學驛站。

劉知幾在史學上能做出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和他在史學的園地裏,基於理性,追求真理勇於探索的勇氣和韌勁密不可分的,麵對浩如煙海的史籍,他不畏難,監修和世家大族的淫威,他不懼怕,奉為聖人的“至理名言”他也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批駁,寫出了“疑古”、“惑經”等閃爍理性光芒的奇文卓篇。

心靈悟語

劉知幾追求真理的勇氣和敢於探索的精神,是永遠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的。

和尚科學家僧一行

僧一行(683—727),俗名張遂,魏州昌樂(今河南南樂縣)人,他是唐代出自佛門的傑出科學家,也是中國古代佛教界的著名人物。

一行從小刻苦好學,博覽經史,尤精於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武則天的侄子武三思羨慕一行的才學和名望,想跟他交結,千方百計地去討好他。當時武三思結黨營私、敗壞朝政的惡名,世人皆知,但礙於武三思是皇親國戚,沒人敢指責他。一行不想和這類惡名傳千裏的人交往,便出家當了和尚,隱居在河南嵩山,師事普寂和尚。睿宗即位,征他入朝,他以身患疾病推辭了,因為他看厭了世俗的奪權爭利的醜劇,不願投跡其中。盡管如此,他對天文、曆象之學的興趣仍始終未減。出家之後,他仍然勤奮玫讀,為了精研數學,他曾長途跋涉前往荊州當陽山(今屬湖北),隨悟真和尚學習。開元五年(717),唐玄宗強征一行入京(當時為長安,即今之西安)。當時的麟德曆行用已久,誤差很大,玄宗命令一行等人參考先代各家曆法,編撰一部新曆法。一行雖然很不情願,但因具體工作正是他樂於鑽研的,所以就非常認真地工作起來。他對前人的曆法不是采取一些簡單的增損修改,而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大膽創新。為了使曆法與實際天象相符,他進行了一係列的實測工作,取得了很多實際資料,從而糾正了前人不少錯誤,把中國古代曆法的製定工作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一行利用黃道遊儀組織了一批天文學工作者進行觀測,取得了一係列關於日、月、星辰運動的第一手資料,發現了恒星的位置與漢代相比較,已有相當大的變化。這個發現導致在他的曆法裏廢棄了沿用長達八百多年的28宿距度數據,采用了新的數據,從而有助於新曆法精確性的提高。

一行從天文學的曆史發展中,認識到日、月、星辰的運動是有一定規律的。通過細心的觀測,可以初步了解這些規律,但因人們認識水平所限,對這些規律的認識還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根據這些規律推算出來的結果,會與實際觀測存在誤差。從實測中可以修正認識的不足,通過反複觀測、修正,就可以得到比較正確的認識。這一思想是非常可貴的。一行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從事天文學的工作,並突破了前人的成果,取得重大成就的。

為了使新編的曆法適用於全國各地,一行領導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大地測量。他還發明了一種名為“複矩圖”的測量儀器,供測量之用。測量地點共選擇12處,分布範圍到達唐朝疆域的南北兩端,測量內容包括每個測量地點的北極高度,冬、夏至日和春、秋分日太陽在正南方時的日影長度。其中南宮說等人在河南的白馬、浚儀、扶溝、上蔡四處的測量最重要。這四個地方的地理經度比較接近,即大致上是在南北一條線上,南宮說等人直接量度了四地的距離,測量的結果證實了自何承天起就被否定了的漢以前關於“南北地隔千裏,影長差一寸”的說法,是純屬臆測。一行從實測中得出了南北兩地相差351裏80步,北極高度相差1度的結果。我國古製為1裏等於300步,1步等於5尺,一周天為365度又四分之一度,換算為現代單位,即為南北相距12922公裏,北極高度相差1度。這實際上就是地球子午線1度的長度。與現測量值1°長1112公裏相較,雖有較大的差誤,但這是世界上用科學方法進行的第一次子午線實測。從實測和對前人謬說的批判中,一行初步認識到,在很小的有限空間範圍得到的認識,不能任意向大範圍甚至無際的空間推演,這是中國科學思想史上的一個重大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