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看了看，果然是兩個已經讓霜打蔫了的南瓜，但他還追問道：“跟誰買的?給錢沒有?”
周管理員不好意思地搖了搖頭。這下陳賡將軍真的生氣了，他語氣沉重地責備道：“誰讓你們這樣幹的?現在每個戰士都沒有飯吃，大家都在挨餓！我們共產黨員的幹部又不是軍閥，非要人伺候不行？我們是八路軍，不是土匪，怎麼能隨便拿老百姓的南瓜?‘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哪裏去了?”
這時候，一些幹部戰士圍了過來，大家都知道陳賡的紀律觀念是很強的，就紛紛為管理員求情。陳賡對勸阻的人說：“處分是一定要給的！我知道這裏沒有老百姓，可按你的說法，沒有老百姓的地方，我們就可以違犯紀律了！”
“不！那當然不能……”
“說得對，敗在日本鬼子手裏還可以挽回，如果是敗在老百姓麵前，那就沒法挽回了！”陳賡揮了揮手臂，提高了聲調說：“同誌們，咱們一定要記住黨中央毛主席的教導，隻有在群眾紀律上不吃敗仗的軍隊，才能在凶惡的敵人麵前取得徹底勝利！”
陳賡將軍慷慨激昂的談話，使在場幹部戰士深受教育。那次反掃蕩，很快就取得了粉碎日寇進攻的勝利。
65.許建國嚴教侄子
許建國在上海擔任市委書記時，曾兼任上海市公安局長。他執法嚴明，從不姑息任何人。
他有個侄子，有段時間不務正業，和社會上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幹了一些壞事。他自恃叔叔是公安局長，以為公安部門沒人敢管他。民警管教他，他根本不聽。許建國知道後，十分惱火，立即把他找來，狠狠地訓斥了他一頓，告訴他馬上到派出所去主動交代問題。隨後，他親自打電話給派出所所長說：“我們是執法者，必須帶頭守法，如果執法違法，又怎麼能取信於民呢?正因為他是我的侄子，就更要從嚴處理。”
在許建國的堅持下，公安局把他的這個侄子送進了管教所。有些親屬因此對許建國很不滿意，認為隻要他說句話，孩子就沒事了。事後許建國又找孩子們談話，他說：“不要以為我是市委書記、公安局長，你們就可以高人一等，你們也是社會普通一員，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
1958年，他的大兒子準備考大學，秘書起草了一封要求組織照顧的信。許建國知道後立刻加以製止，並且批評說：“這樣不好，考大學要憑本事，考上就考，考不上就去做工嘛！”後來，他的大兒子果然硬是憑著本事，考上了大學。
幾年後，大兒子從北京航空學院畢業。當時，許建國已經出國任大使。他的女兒和小兒子希望哥哥能留在北京照顧弟妹，聯合給父親寫信，要求他向有關方麵打個招呼，在分配時給些照顧。誰知，許建國回信，嚴厲地批評了他們，教育子女當個人和國家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一定要以大局為重。結果，他的大兒子服從統一分配，高高興興地離開北京去外地工作。
許建國還十分注意對孩子們進行艱苦樸素的教育。有一次，全家吃早飯時，不滿10歲的小兒子把一大截紅薯扔掉了。許建國看到了十分嚴肅又十分耐心地說：“你們不要因為今天有吃有喝就大手大腳。我們長征過草地時連皮帶都吃光了，為了堅持戰鬥，我們把前麵走過同誌糞便裏沒有消化的青稞都一粒一粒地揀了出來，洗一洗再充饑。現在連紅薯都咽不下去嗎?你們要珍惜別人的勞動成果，要養成艱苦樸素的勞動習慣。”小兒子聽了，紅著臉把扔了的那一大截紅薯從地上拾了起來。
他在國外工作了8年，從來沒有買過什麼貴重的物品。有一次，孩子要他從國外買手表，他指著自己手上戴的上海表，語重心長地說：“你們不知道，在國外，我為能戴上一塊國產手表有多麼自豪，我經常把它出示給外國朋友看。你們不要看不起我們自己國家的東西。再說，當前國家外彙緊張，要把外彙用到國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許建國的教育和影響下，他的孩子都衣食儉樸，對自己要求嚴格，成為國家有用的人才。
66.郭沫若“負荊請罪”
郭沫若(1892—1978)，四川樂山人，中國現代傑出的作家、詩人、曆史學家、劇作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著名的社會活動家。著有詩集《女神》，曆史劇《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郭沫若學識淵博，才華橫溢。他是繼魯迅之後中國文化戰線的一麵光輝旗幟。
作為著名社會活動家的郭沫若，同魯迅一樣，始終站在新文化運動的最前列。學生時期就因鬧學潮被開除。為此引出一段負荊請罪的故事。
1939年3月初，郭沫若乘坐飛機由重慶回故鄉東山沙灣探親。在縣城，他打聽到中學時期的老師帥平均還健在時，當晚便叫堂侄陪他前去探望。正當帥老師對郭沫若的來訪感到驚愕時，郭沫若“撲通”一聲跪倒在地，向老師請罪。
郭沫若的負荊請罪是有緣由的。帥平均老師留日歸國後，曾擔任過郭沫若的國文教員兼授東洋操。後來，郭沫若因參加學潮被開除離校。帥老師是力主開除郭沫若的關鍵人物。因此，郭沫若對帥老師極為不滿。他在《我的幼年》裏，譏諷帥老師是一個隻懂東洋操的冒牌留學生。這可惹惱了帥老師。從此，隻要誰提到郭沫若這個大文豪，他便大動肝火，罵他是“叛逆”。郭沫若的大哥郭開文，為此寫信批評他不該以文毀人，何況又是師長呢。郭沫若認識到自己言辭偏頗，便在再版的《革命春秋》中刪去了譏諷老師的那段文字。他決定，此次回故鄉，先向帥老師“負荊請罪”。
學生跪地請罪，感動得帥老師涕淚俱下。於是，師生重歸於好，暢談了別後之情。
戰國時期，曾經有個廉頗負荊請罪的故事，在中國近代，又出現了郭沫若“負荊請罪”的佳話。廉頗、郭沫若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精神都值得我們學習。
67.胡適寬以待人
胡適(1891—1962)，原名胡洪辟，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現代著名學者、詩人，曾任北京大學校長。
胡適的許多優秀品格，鮮為人知。他在同魯迅交往中所顯示出的寬宏大度，即是一例。
20年代初，胡適與魯迅同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他們共同倡導白話文，共同倡導新文學，成為新文化的奠基人。
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為新文學理論鳴鑼開道；魯迅發表《狂人日記》，為新文學創作舉旗示範。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方麵，他們也互相借鑒和研討，互相支持和鼓勵。魯迅出版了《中國小說史略》，胡適出版了《中國章回小說考證》。魯迅讚揚了胡適的《中國章回小說考證》，胡適也讚揚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開山的創作”。
他們之間也有過“衝突”。
20年代，“北京女子師大事件”爆發後，現代評論派陳西瀅支持官方，站在了革命學生的對立麵，魯迅給予有力地回擊。胡適是現代評論派的首領，魯迅在抨擊陳西瀅時，也捎帶譏諷了胡適。胡適未對魯迅反詰，更沒加入論戰。
1931年，胡適拜見了蔣介石，又與進步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發生了分歧。魯迅在《王道詩話》、《出賣靈魂的秘訣》中，對胡適進行了辛辣的諷刺，胡適也沒有公開答辯或反擊。
1936年，魯迅逝世，胡適參加了魯迅紀念委員會，還為《魯迅全集》的出版奔走。魯迅夫人許廣平大為感動。
胡適的學生蘇雪林，受陳西瀅思想影響，在魯迅屍骨未寒時，要“向魯迅開戰”。胡適給蘇雪林寫信，勸他停止對魯迅的攻擊，讓蘇雪林勸陳西瀅洗刷潑在魯迅身上的汙穢。
1962年，胡適逝世。在他數百萬字的著作中，沒有發現一句責難魯迅的話。
作為新文化運動主將的胡適，這種寬宏大度的品格，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68.馬寅初敢說真話
馬寅初，中國著名的人口論專家，經濟學家。他一生不僅在學術研究方麵有所建樹，而且素以敢說真話而備受人們尊敬。
抗日戰爭時期，馬寅初在重慶大學商學院任教時，由於他敢於揭露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現象，曾被蔣介石在歌樂山軟禁過。但這並沒有使馬寅初屈服，相反更加堅定了他的革命立場。
馬寅初說：“我這個人呀，叫我不講真話不行。我有一句座右銘：講別人講過的話是容易的，講別人想要講的話是比較容易的，但是，想要講別人不敢講的話，就不容易了。我就是要講別人想講而又不敢講的話。”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有一次，學院請馬寅初為全院師生員工作報告。報告的前一天，院長改變了主意，不想如期進行了。原來是校長聽到了國民黨政府要派特務進行搗亂的消息，擔心馬寅初教授生命有危險。
當馬寅初聽到這些情況之後，十分平靜地對院長說：“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要說真話，總是要得罪人的。講假話，講大話，不僅沒有生命危險，還會博得國民黨政府的青睞，甚至可以升官發財。院長，請您放心，我會對付的。”
報告會如期進行，整個商學院大禮堂座無虛席，連附近大學的師生也來了很多人。國民黨特務也趁機混了進來，情況十分危險。
馬寅初教授走上主席台，場上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但是人們也開始疑惑不解，因為馬寅初教授還帶來了女兒，還有四個大漢抬著一口木製棺材。
這時，馬寅初走到台前，鎮定自若地說：“今天，我來作報告，大家有些疑問，我為什麼要帶女兒來，而且抬來一口棺材。我想，今天的報告，我為了真理不能不講呀，我帶來了棺材，是準備吃特務分子的子彈的；我帶來了女兒，是讓他親眼看著特務分子是怎樣卑鄙地向他的父親開黑槍的，好讓她繼承我的遺誌，為了真理，要敢於說真話。”然後，他把話鋒一轉，開始了慷慨激昂的演講。他擺了國民黨政府的種種腐敗現象，四大家族如何壟斷了中國的經濟，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還得交政府規定的這個捐，那個稅，他大聲疾呼：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能再忍下去了……
他的話，像一把火點燃了人們的情緒，歡呼聲、掌聲響成一片。混進人群的特務分子，看到形勢對他們不妙，一個個偷偷地溜走了。
報告後，據說蔣介石寫信給馬寅初教授，叫他別在大庭廣眾中作報告了，如果他要“高官”，政府給他官做。馬寅初教授看後，把信燒了，說：“我要真理，我要講真話！”
馬寅初為了堅持真理，不怕犧牲，敢講真話，在戰爭年代，是何等的可貴。充分表現了一位中華民族優秀分子光明磊落的胸懷、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堅定的革命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