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西哲說：“教育的出發點就是愛。”
梅貽琦愛家。
梅貽琦有姐弟多人，兒時每人都有一個奶媽。可是等到幺弟貽寶出世時，家已日暮途窮，奶媽都辭了。10歲的梅貽琦當了嬰兒貽寶的“奶媽”，每日必做的功課是喂弟弟奶糕，照料弟弟。放洋期間，梅貽琦從牙縫中摳出十元五元，不時寄回家中濟窮，助弟弟們上學。回國後他供職清華，說媒提親者踏破門檻，麵對三個弟弟讀中學，特別是見到二弟貽瑞因無錢中斷學業，他很難過，為贍養父母，幫助弟弟們上學，他決計不考慮自己的婚姻。直到30歲時才與韓詠華結婚。弟弟們上中學、大學的費用全部由他一人負擔。即是婚後，他還把每月的薪水分成三份，贍養父母，助弟弟們上學，自己的小家僅留三分之一。梅貽琦逝世後，幺弟梅貽寶(曾任燕京大學校長)含淚回憶說：“五哥長我11歲，生為長兄，業為尊師，兼代嚴父。”
梅貽琦愛國。
早在1927年，他對清華遊美預備部畢業班作臨別贈言時，意味深長地說：“贈別的話，不宜太多，所以吾最後隻要勸諸君在外國的時候，不要忘記祖國。”1931年，他在出任清華校長的就職演說中強調：“中國現在的確是到了緊急關頭，凡是國民一分子，不能不關心的”。“刻刻不忘了救國的重責”。當然，他認為“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學術，造成有用人才，將來為國家服務”。次年，在紀念“九·一八”事變一周年的紀念會上，他沉痛地說，那是“國難追悼會”。麵對東北地圖變色的悲劇，他堅信“不甘淪為奴隸的民眾，將群起而圖之”，他信心十足：“東北三省雖亡，東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則東北將不致終亡。”在西南聯大時，到梅貽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會捧出一盤自製的叫“定勝糕”的點心招待大家，即米糕上嵌有“定勝糕”三個字，表達他們對抗戰勝利的信心。
梅貽琦向以訥於言而敏於行稱著，更以言必行，行必果而名世。由於他身居清華校長的特殊位置，對學生運動是十分敏感的。20世紀40年代末的清華中共地下黨幹部白祖誠回憶說：“……在那兩年中，以梅貽琦校長和諸士荃訓導長等主持的校務當局，始終基本上沒有幹涉、限製過學運和學生的活動。”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共清華地下黨負責人之一陶瀛孫回憶說：“梅貽琦比較明智，捐十元大洋做活動經費(指中共地下黨活動)。”西南聯大時期，梅貽琦“曾積極提倡師生為抗戰工作而努力”。在清華校友通訊上，他發表過兩篇《抗戰期中的清華》，在報告校務的字裏行間充滿愛國激情。1938年春，國民黨政府發動訓練機械化部隊，梅貽琦倡導機械係二、三、四年級學生參加交輜學校受訓，畢業後分赴各地工作。1939年，抗戰部隊急需電訊人才，他就在電機係專設電訊專修科，為抗戰服務。1943年盟軍來華征集譯員，隨軍上前線，那是很危險的。梅率先垂範，支持正在二年級(本不屬應征對象)就讀的兒子梅祖彥棄筆從戎參加遠征軍，二女兒梅祖彤也參加了戰地醫療隊。
受梅貽琦的影響、熏陶，兒子梅祖彥在部隊服務三年後，赴美留學。1949年畢業於梅貽琦的母校吳士脫工業大學並在美工作。1954年梅祖彥毅然回到大陸，為新中國服務。此舉是得到梅貽琦的默許而成行的。梅貽琦聽說兒子“回到清華母校任教感到快慰”。梅貽琦故去後，夫人韓詠華於1977年也落葉歸根回到大陸安度晚年。政府給予優厚待遇，安排她為全國政協第四屆特邀委員。
梅貽琦儒雅、謙和。他雖工科出身，但喜愛音樂、書畫和詩詞，又通曉四書五經、史地和社會科學，洞悉人性的隱微。人稱他是“寡言君子”，望之岸然，即之也溫，對人和顏悅色。如遇工作中問題，他總先問旁人：“你看怎樣辦好？”得到回答後，如果他同意，便說“我看就這樣辦吧！”如不同意，則說我看還是怎樣怎樣辦為好，或說我看如果那樣辦會如何如何，或者說“我看我們再考慮考慮”，從無疾言厲色。
1940年9月，西南聯大的清華師生為他舉行公祝會，紀念他為清華服務25周年，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他一塊“育材興邦”匾額，他的美國母校吳士脫工業大學授他名譽工程博士學位。麵對朋友、同仁道賀，他在答辭中說：“方才聽了幾位先生以個人為題目，說了不少誇獎的話，自己不敢說他們的話是錯的，因為無論哪個人總有一些長處，但也必有他的短處，隻是諸位不肯說這個人的短處罷了。仔細想來，或許諸位因為愛清華的緣故，愛屋及烏，所以對於這個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稱揚的話語；就是吳士脫工業大學贈給個人的名譽學位，也是因為他們敬重清華，所以對於這個學校的校長，做一種獎勵的表示。”他在“教育部”任內，一所新大廈落成，僚屬請他立碑紀念，並舉行儀式。可梅貽琦隻在簽呈上畫了個圖，標明尺寸，要求在新廈牆上加一碑石記上興工、竣工日期即可，其他都不要。晚年有人要為他設立“梅月涵獎學金”，他執意不肯。這些，都顯示了他的人格魅力。
“生斯長斯，吾愛吾廬”。梅貽琦用這八個字概述了他與清華的血緣之親，也表達了他對清華的摯愛。他說：“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遊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遊也。”
1931年底，他出任清華校長，可稱得上受命於危難之時。自羅家倫於1930年離職(當屬被逐)後，清華長時期沒有合適的校長人選，連續空缺了11個月，不斷易人，反複被逐。國民黨政府隻好令在任“留美學生監督”的梅貽琦出山。梅貽琦感到榮幸、快慰，但又擔心自己不能勝任，雖一再請辭，終未獲準，遂赴任。他在《就職演說》中有極為中肯的表白：“(我)又享受過清華留學的利益，則為清華服務，乃是應盡的義務，所以隻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夠稱盡自己的心力，為清華謀相當發展，將來可告無罪於清華足矣。”他借此提出一句關於大學教育的經典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他不拘一格攬人才，被“三破格”的華羅庚即是典型一例。
在治校方麵，梅貽琦倡導“吾從眾”的民主作風。他以京劇中的“王帽”自喻，把主戲讓別人唱，並說“那是自己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裏，……‘與有榮焉’而已。”大家都說他是個隻知有事，不知有“我”的人。他博采眾議，無為而治。但又擇善固執。他在主張學術獨立、自由教育的同時，審時度勢，極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認為在抗戰的特殊背景下，大學重心“應在通而不在專”，以滿足社會、國家的需要為宗旨。顯然，他的這一辦學方針是與國民政府頒布的《抗戰建國綱領》相悖的，但他一意堅持唯實，不唯上。他還強調對學生的操行的培養，要求教授在指導學生讀書、做學問時，“必須指導學生如何做人。”
八年的西南聯大主要校務工作是由梅貽琦負責的(另有南開的張伯苓和北大的蔣夢麟)。從《梅貽琦日記》中，可以看到在國難當頭、校務繁重、生活艱苦的環境下，梅貽琦嘔心瀝血，才創造出聯大“篳路藍縷，弦歌不輟”的局麵。
1940年9月，梅貽琦的美國母校邀請他參加校慶，並頒他榮譽博士學位，他丟不下艱難竭蹶中的聯大，沒有前往。他的胸懷是寬廣的。為渡危艱，當時清華的教師組織“清華服務社”，通過為社會服務取得一些報酬，以改善教職員生活。梅貽琦將該社所獲的利潤，讓西南聯大全體同仁分享，每人多發一個月的酬薪，深得大家的擁戴。
1948年時局發生變化，是年底梅貽琦與一些名教授被當局接到南京。12月22日國民政府要梅貽琦出任教育部長，梅堅辭。據當時一起同行的張起鈞教授回憶，梅貽琦在清華同學會上沉痛地表示：他身為清華校長，把清華棄置“危城”，隻身南來，深感慚愧，怎好跑出來做官？這“表現了學人的風格，樹立了師德的典範。”“不愧是個‘人物’。”
身為校長的梅貽琦，對清華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對“清華基金”，他更視為命根子。1949年後他在美負責管理這筆基金。葉公超每到紐約都去看他，勸他回台，把清華的這筆錢用到台灣。他每次都說：“我一定來，不過我對清華的錢，總要想出更好的用法來我才回去。”因他不願用這筆錢拿到台灣蓋大樓、裝潢門麵，他想用在科學研究上。因此，台灣有人罵他“守財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終於找到“更好的用法”，他到台後，把這筆款子用在籌建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和新竹清華大學上。
晚年的梅貽琦患病住院，無力支付醫藥費。而在他病桌旁始終有隻從不離身的手提包。在梅貽琦去世後，夫人韓詠華打開包一看，竟是清華基金的曆年賬目，一筆一筆，清清楚楚，在場者無不動容。
梅貽琦愛廬，亦愛廬內的同仁、朋友。
聞一多被害，令他悲憤欲絕。“日間披閱兩校公事頗忙。夕五點餘潘太太跑入告一多被槍殺，其子重傷消息，驚愕不知所謂。蓋日來情形極不佳，此類事可能繼李後再出現，而一多近來之行動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可竟實現；而察其當時情形，以多人圍擊，必欲致之於死，此何其仇恨，何等陰謀，殊使人痛惜而更為來日懼爾。急尋世昌使往聞家照料，請勉仲往警備司令部，要其注意其他同仁安全……”
梅貽琦為防止類似慘案發生，旋將潘光旦夫婦、費孝通一家和張奚若安排到美駐昆明領事館避險。他一麵妥善安排聞一多的善後，一麵向當局交涉追查凶手，向報界發表談話，揭露特務的罪行。
潘光旦是清華的教務長，梅貽琦的老同事、老朋友。1936年2月29日，警察局到清華大搜捕，逮捕數十位無辜的同學。學生們誤認為是潘光旦向當局提供的名單，圍攻潘。潘是殘疾人，一隻腿，雙拐被丟在地，隻能用一隻腿保持身體平衡。梅貽琦覺得他是一校之長，不能讓朋友代己受過。他挺身說：“你們要打人，來打我好啦。你們如果認為學校把名單交給外麵的人，那是由我負責。”他對情緒激動的同學們說：“晚上，來勢太大，你們領頭的人出了事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著要學生住宿的名單，我能不給嗎？我隻好抱歉地給了他們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是不大準確的。……你們還要逞強逞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後如果你們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護學術上的獨立。”
吳晗教授思想活躍，當局曾令清華解聘吳晗。梅貽琦一麵拒絕，一麵悄悄地通知吳晗離去。
梅貽琦愛生如子。他說：“學生沒有壞的，壞學生都是教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