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親情鑄成的大義
——流沙
一位農民從外地打工返鄉，乘車趕往自己的老家。到了離家50多裏的地方，他突然感到自己身體不適，發熱、咳嗽，從新聞中他看到過“非典”症狀的宣傳，聯係自己的症狀，心頭便是一驚。
他想如果他是“非典”感染者，那麼一車人就會被感染。他讓司機把車停下來，自己走下車，慢慢步行回家。
那幾十裏路他走了很長時間。到了村口，已口幹舌燥，真想回家喝一碗涼茶，馬上見到他的妻子和老父親。但他卻停住了腳步，他怕把自己的疾病傳染給親人和鄉親。
他就站在村口，大聲喚著妻子的名字。他的妻子聞訊趕來了，他讓妻子給他端一碗水，擺在村口的一塊大石頭上，然後讓妻子走遠些，不要靠自己太近。
水喝完了，他又對妻子說：“把父親叫來。”
妻子就把他的老父親扶來了。他雙膝跪下，朝老父親磕了一個頭，說：“孩兒可能得了‘非典’，這就上醫院去，您老人家多保重。”說完，他在老父親和妻子的眼淚中獨自步行去了醫院。慶幸的是，他患的不是“非典”。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江蘇豐縣。市委書記聽到這個故事後，感慨萬千，盛讚這位叫張元俊的大義農民。
兒女之情仿佛與大義相去甚遠。常人看來，大義者必置兒女家庭之情於度外，有其無以複加的高尚的覺悟。但在這非常時期，這位農民兄弟恰恰用這些零碎、或許有些家長裏短的情感構建了令人動容的義舉，卻沒有讓人感到一絲的瑣碎和自私。滴水可見海，眾涓彙成洋，世間之大義，皆同此理啊！
新聞背後的母親
——衛宣利
這是他進報社的第29天，手機仍然在口袋裏靜默著，辦公桌上的電話不時會響一下，鈴聲並不很亮，但每次都震得他心驚肉跳。29天，每天幾乎都是一樣，早上七點半被鬧鍾叫醒，洗漱，來不及吃早飯，匆匆趕到報社，等新聞線索。他像那個守在樹後的農人，期待有一隻兔子會突然撞在他的電話上——作為一個剛入行的新聞熱線欄目的記者，沒有關係沒有線人，他隻能這樣笨拙地等待，希望突然出點什麼大事讓自己碰巧遇著。
然而卻沒有，世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安靜。電話隔一會兒響一下，都是些很繁瑣的事情：小區的垃圾無人清理，市場的亂收費，兩棵被砍的樹，谘詢出國的手續，手機裏的中獎短信……他覺得自己的心就像一個氣球，電話一響，就迅速地膨脹起來，接完電話，又迅速地癟下去。
他必須從那些雞零狗碎的事情中，分析，判斷，過濾，敏銳地找出有價值的，背著采訪包，坐車，問路，采訪，回轉，寫稿，忐忑不安地傳給編輯……他的運氣不是很好，已經29天了，隻在報紙的角落裏發過幾篇小豆腐塊。他很清楚這樣下去的後果，同宿舍一起來的小吳，已經被辭退了。他想保住自己的工作，他是從農村出來的，父親去世早，母親為了供他讀大學，五十多歲了還出來打工，大冬天裏給人洗床單衣服，在建築工地上一個人做幾十個人的飯……每次看到母親，她都好像又老了一些。看到母親那過早佝僂的腰身，溝壑縱橫的臉，他的心就又酸又疼。
他必須保住這份工作。
一個上午又過去了，明天就是月末，如果他再找不出有價值的新聞……他煩躁地在辦公室兜著圈子，報紙整好又翻亂，煙抽了半截又掐滅，他眉頭深鎖，臉沉得能擰出水來。
這時，手機突然響了，他不由地打了個激靈，手機拿出來，是個陌生的號碼，他深深地吸了口氣，調整了呼吸，才接起電話。
“星兒，是你吧？怎麼這麼久才接電話？是不是身體不舒服？午飯吃了嗎……”電話那頭，是母親蒼老的聲音。
“媽，你有事兒嗎？”他悶悶地問。
“我……也沒啥事兒……你工作做得還好吧……我這兩天老是夢見你……你又瘦了吧……”
母親顯然聽出了他口氣不對，卻還是躡嚅著，想多知道一點兒他的情況。
他粗暴地打斷母親的詢問：“你沒事兒我就掛了。”他心煩意亂，哪裏有心情去聽母親的嘮叨。
“不，我有事兒，有事兒……”母親急切的聲音有些顫抖，頓了頓，卻又小心翼翼地問，“你有不順心的事了吧？跟媽說說，看媽能幫你不……”
他苦笑，“媽，你就別起哄了。你幫我？除非你能開飛機撞上世貿大廈……”他嘟嚷著，合上手機。
晚上九點，他在宿舍裏收拾行李，開始做離開的準備。他想，自己真是差勁，連個記者都做不好。
九點十五分，手機鈴聲驟響，他接起來，馬上就愣了——是猛料：有人在17樓上，要跳樓自殺。
他迅速趕到現場，是一棟尚未完工的大樓，樓體黑乎乎的，整棟樓已經被警察包圍，借著手電筒的光線，隱約能看見一個人正坐在樓頂。警察在喊話，消防車和急救車正呼嘯著朝這個方向奔過來，樓底已經鋪開了一個巨大的充氣墊。
他拿出記者證，被特許上去。和他一起上去的，還有都市報和電視台的記者，樓道很窄，到處漆黑一片，沒有一點光。那是他走過的最長的一段黑暗，終於到達了天台。他看到那個人背對著他，從背影看，好像是個女人。她的背影有些佝僂，是個不太年輕的女人。頭發有些淩亂，在夜空中飄著，正要往下跳。
他從來沒有見過這種場麵，有些眩暈。如此直接地麵對一個人的可知的死亡，她要跳嗎？她真的敢跳嗎？她為什麼要跳呢？……他感到自己渾身的血開始沸騰。
一束光打上來，那人在光亮中慢慢轉過身來，眼睛在黑乎乎的人群中搜索著，一邊往後退一邊說，你們不要過來，再過來我就跳下去。突然，那人一個趔趄，幾乎要跌下去。周圍一片低低的驚呼。
他呆呆站著，目不轉睛地盯著那個人的臉，沸騰起來的血，一下子就凝固了。
然後，他做出了所有人都難以置信的舉動：飛身上前，一把抱住那個人的腰，兩個人一起，跌坐在天台上。他跪在那人身旁，喊：媽！淚，流了一臉。母親安詳地笑著，她問：“警察都來了，這算不算特大新聞？”
讓我摸摸你的臉
——稂曉燕
10個月大時，她被醫生診斷出患了脊肌萎縮症，全身無力的她一生不能行走，隻能在輪椅上度過；一歲多時，父親因為嫌棄她是個殘疾孩子，離開了她們母女倆。
但她的母親並沒有被擊倒，她對周圍的人說：“孩子不是來這世間受罪的，我既然把她生來，就有責任把她的病治好，中國治不了就到外國治。”
母親辭掉了工資少得可憐的穩定工作，一個人跑到外麵打工，而且一打就是兩份。兩份工可以掙800多塊錢，對沒有技術的她來說已經很了不得了。可是，這相對於女兒的醫藥費而言，不過是杯水車薪：女兒的藥一個療程就要一千多塊錢。母親窮盡十八般武藝，還是掙不來給女兒治病的錢。母親打聽到開餐館掙錢多，情急中又盤下了一個餐館。可她剛接手餐館，就碰上店門前整修路，生意自然大受影響。兩個月，生意冷淡到她連房租都付不起，隻好躲著房東不見。失意的心像刀割一樣的痛，但每當想起自己這些年一個人帶著女兒的辛苦和窘境，母親都會下意識地去抱抱女兒，摸摸女兒的臉。母親一摸到女兒稚嫩光滑的臉，就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
母親為了不讓她成為一個“廢人”，把她每一天的時間都安排得滿滿的。因為怕女兒的腿慢慢萎縮而不能走路，母親每天都用繩子把她綁在鐵架子上，讓她站立。站立時的疼痛讓她呼天喊地慘叫，而她的母親卻像沒聽見一樣……一天到晚的學習、打針、吃藥和近乎殘酷的鍛煉讓她心生厭煩，她越來越感覺生活沒有一點兒樂趣，更無法想象未來的生活會怎樣。厭世的她甚至覺得生命裏最快樂的事就是上廁所，很多時候，她在廁所裏麵一待就是幾個小時。
母親每天都很晚才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家，一回家就躺在沙發上一動不動！她心裏明白媽媽的辛苦，可是她連自己都照顧不了，根本幫不了母親。她開始自責：如果我沒有在這個世界上，也許媽媽就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也許就不會那麼辛苦，甚至爸媽根本就不會離婚！她越想越覺得是自己連累了母親！為了解脫母親的痛苦，9歲的她想吞鏈自殺，希望能以此換來媽媽的輕鬆和幸福。
她真的吞下了項鏈，然後自己躺在了地毯上。但過了好一會兒，她也沒什麼異常反應。她好奇地問照顧她的阿姨：“我把脖子上的項鏈吞下去了，為什麼我還沒死？”阿姨聽了，大驚失色，馬上把她送到了醫院。
母親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工作上，因為她想多掙錢給女兒治病。女兒的自殺讓母親感到失望、悲傷、委屈、憤怒，她第一次扇了女兒一巴掌，母親哭著說：“你知道嗎？我吃這麼多苦，為的是什麼？……你是我的精神支柱，沒有了你，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你怎麼可以自殺呢？”
也是從那天開始，母親意識到孩子的心理健康比她的身體健康更重要，她對女兒說：“一個人要為愛你的人而活，如果你愛媽媽的話，你就要好好活下去，你活著就是對媽媽好。”她回答說：“可每天看著媽媽這麼累，我心裏難過。”母親摸摸她的臉，笑：“你以後每天給媽媽唱歌吧，你一唱歌，媽媽就不累了。”
上帝還是挺關照這對母女的，因為它雖然沒有給她健全的身體，卻給了她一副會唱歌的嗓子。母親開始幫女兒找聲樂老師，讓她學習聲樂，但老師們都認為輪椅上的她肺活量太小，不適合練唱歌。但母親說：“我覺得她行。”語氣裏的堅定讓麵前的老師懷疑自己的判斷有問題，破例答應收下了她。
她每天在聲樂老師那兒練過後，又在母親麵前唱。而每次唱完，母親都會走過來摸摸她的臉，對著女兒舒心地笑。她的音樂天賦很快顯露了出來，11歲那年她參加了全國大都市青少年歌唱大賽，一舉奪下少年組的銀獎，當聽到念她的名字時，她的眼淚“涮”地流了下來，而在台下，母親更是笑著淚流不止！14歲，她參加了第十四屆在德國舉行的國際舒曼聲樂大賽，而成為這項賽事中年齡最小的選手和50多年來國際舒曼大賽中第一位殘疾選手，最終，她用歌聲征服了世界，在大賽中她獲得特別獎，並獲得了“舒曼大賽使者”的榮譽稱號。
這位女孩就是來自中國西安的張佳歡。母親說：“別人是在用嗓子唱歌，我女兒是用生命在唱歌。”現在，16歲的張佳歡是中國殘疾人藝術團的一名歌唱演員，為了讓女兒有一個好身體，母親要求單位在女兒化妝間臨時搭了個折疊床。化過妝後，母親會讓女兒小睡一會兒，在離演出還有一兩分鍾的時候她才舍得叫醒女兒。每一次叫醒，她都不叫喊，而是用手去輕摸折疊床上女兒的臉，母親的手一摸到臉上，她就醒了。接下來的演唱，張佳歡總能超常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