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當年到國外留學的很多，但在國外公司工作過的人似乎並不多？您在這個公司主要從事的是什麼研究呢？
王：我在該公司實驗室工作了五年，職務是研究物理員。在那裏我學會了如何從事研究開發工作。我雖然不許進入生產車間，但因為實驗室既是產品質量的控製中心，又是進行新技術、新產品開發的源地，所以對生產的組織形式，以及生產光學玻璃的要害問題能有足夠的了解。
所謂開發研究，就是要改進現有生產工藝，提高質量，發展新品種。同時研究為應用開發所需的基礎性問題。我作為既有應用光學基礎知識，又具備一定矽酸鹽知識的物理工作者，從事這類工作，理論和實驗結合，如魚得水。我進行了200多堝的玻璃熔煉實驗，為發展新品種光學玻璃掌握了一定主動權，發展出稀土玻璃係列，並獲得兩項專利。為了快速測量並提高測量光性的精確度，我創研了V-棱鏡折光儀，而且成為商品，現已成為測量光學材料光性的經典儀器。我還不懈地研究了玻璃的熱處理性質，這是保證光學玻璃精密退火以得到物理均勻性的理論基礎。
李：您在英國10年，最大的收獲是什麼？
王：在那些年裏，我雖然受雇於人，出賣自己的智慧，為別人出成果和經濟效益，然而可以自慰的是，我除了學到保密性很強的光學玻璃製造的要害技術外，還學會了一套從事應用研究和開發工作的思路和方法，特別是講求經濟實效的意識。這對我回國後從事新技術創業和應用研究的開發工作，有著深刻的意義。
在留學英國期間，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過著幾乎是工人和被雇傭者的生活，有機會洞察資本主義世界的形形色色。交往過德高望重的學者教授，也見到過市儈氣十足的學術人物，同時還體會到一些處世之道：即隻有通過自己的鑽研實踐，才能成為知識裏手；隻有做出貢獻並爭取出入頭地，才能被同行看得起，才能交上朋友，並在學問知識上得到互益。同時也理解到，在解決問題時，如何分清主次，洞察現象，發現分析問題而不受陳規約束，這也是科學發展和前進所必行的。這些思想上的認識和收獲，對我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所從事的各項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李：您回國是哪一年？請您談談回國後的情況好嗎？
王：我是1948年回到闊別10年的祖國的。我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國時，正值國民黨政權即將垮台的時候，經濟上通貨膨脹到天文數字。那時候我跟錢三強是好朋友。他回來後大概那時蔣介石也想搞原子彈了，要把他召集去，他沒理這個事。後來就解放了。那時政協已經在籌備了。建國初期時，我回來後暫時沒什麼事可幹，暫時跑到耀華玻璃廠那裏。當時我手裏有兩張牌，一張是英國的公司曾打電報來，歡迎我再回公司任職；一張是到解放區。吳有訓老師通過地下黨組織，引導我到解放區去創辦大連大學。在這截然不同的兩條道路上，後來我還是選擇了到大連的道路。
新中國成立以來，由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求，得以很好地發揮我的專長：使我引為自豪的是為國家做了一些創業性的工作。最先是在物質條件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創建了大連大學應用物理係。然而最主要是在上級領導及多方支持下，1952年起創建了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經過群策群力，逐步發展成為共同從事應用光學及光學工程研究開發與人才培養的搖籃和科研發展基地。
在那裏，在龔祖同先生主導和我的協同下，研製出我國第一堝光學玻璃，建立起全套規模生產技術和設備，培養了生產骨幹。在那裏，有青年科技工作者發揚開拓創新精神，研製出我國第一台激光器，成為我國發展激光科技事業的開端。在那裏，還研製出我國第一台電子顯微鏡，我國第一台紅外夜視光學設備，以及其他各種第一。
1959年，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思想指引下，通過“八大件”（指八項具有先進水平的高檔光學儀器）的研製，完善了該所從事光學工程的設計及工藝基礎，開始從仿製走上自行設計製造的道路。
60年代，側重搞軍工項目，大力協同研製成功靶場用大型跟蹤電影經緯儀，開國內自主研製大型精密測試設備的先河，形成了國防光學中的一個高技術重要領域。
我在長春光機所主持業務30多年，還先後從那裏分建或分流出一些廠、所、學校和人才。
我講的這些事件和變遷，都是在國際形勢的大環境中，國民經濟建設需求的促進和推動下，我所經曆的曆史的回顧，並不是我個人的功勞。
李：您當時為什麼選擇了大連而不選擇英國那家公司呢？
王：說實話，還是愛國因素在裏麵。那時我們決不是為了什麼生活好而留在這種地方，也沒想到說在外國成家。我回國到了大連後，就開始辦大連大學。那時辦大學等於是從零開始，當時在大連隻有一個關東工業學校，那完全是中專。我們借助那點房子，還有一點日本人留下來的設備。就在那個情況下，我在那裏鍛煉成了一個創業的一把手。我在清華大學念書時，一位先生就說，學生是不給他們用好儀器的，要他們從這個最粗糙的東西鍛煉出自己的本領來。這是一種傳統。我到英國留學，這種有名的實驗室裏也是這種傳統，就是能夠從最簡單的設備裏麵來做出最傑出的工作。所以是這種鍛煉，鍛煉出這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