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概論的學習，要了解：元代文學是在什麼樣的時代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元代為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什麼樣的特殊條件；元雜劇的發展經過了怎樣的階段；元雜劇興起的社會原因；元代以前中國戲曲的發展過程；元雜劇的民族特點；元雜劇的體製。
一、元代文學的發展背景
（一）元代始末
從12世紀末到13世紀初，蒙古族在北方草原興起。公元1206年，鐵木真統一各部，建立蒙古汗國，自號成吉思汗。此後不久，便積極對外發動戰爭。公元1227年，滅西夏。公元1234年，成吉思汗的兒子窩闊台滅金，占據了黃河流域。緊接著又與南宋發生衝突。公元1260年，蒙古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即位，積極推行漢法，改國號為大元。公元1279年，滅南宋，元朝統一了中國。
元代是一個以蒙古貴族為主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元代的統一結束了長期以來分裂割據、多個政權並立的局麵，水陸驛站普遍設置，南北大運河貫通，商業也繁榮活躍起來。元代文學，上限為公元1234年（元滅金），下限為公元1368年，共134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領導的農民起義推翻元朝的統治，建立了明王朝。
（二）交通的發達和都市的繁榮
蒙古的鐵騎打通了歐亞大陸。元代統治者對交通十分重視。水陸驛站的普遍建立和大運河的貫通，使國內外的商業空前繁榮。江南的絲織品、景德鎮的瓷器、各種手工藝品，遠銷亞、歐、非幾大洲的140多個國家。我們讀一下《馬可·波羅行記》，就可以知道當時的商業是多麼發達。譬如泉州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它經營海上貿易，控製的海船有15000艘。當時指示航行的燈塔至今依然完好無損。
農業逐漸恢複、社會逐漸安定以後，一些城市走上了繁榮的道路。北方的大都（今北京）、汴梁（今開封）、真定（今正定）、大同，南方的揚州、杭州、福州、溫州、廣州、上海，都是具有相當規模的城市。尤其是大都，更是一個國際性的商業中心。據《馬可·波羅行記》記載，城裏當時住著各地往來的外國人。每天僅絲一項，“進城者計有千車”。城中妓女竟達2萬人之多。繁榮的城市，商業的發達，空前的消費水平，為戲曲的發展提供了廣大的觀眾，提供了相應的物質基礎。
（三）民族的融合與文化的融合
元統一中國的過程，是一個民族融合的過程。這一過程當然是伴隨著各種衝突、鬥爭，乃至戰爭，代價很大。但不管怎樣，最終還是融合到了一起。不管是通過和平的方式，還是借助戰爭的方式，唐以後湧入中國的很多民族，像沙陀、吐穀渾、黨項、契丹、女貞、色目等，元朝以後都不見了，他們與漢族人民融為一體，成為華夏民族的一部分，成為炎黃子孫。從中亞、西亞進入中國的少數民族，因為都信奉伊斯蘭教，逐漸形成回教。這種民族融合的過程，遵循恩格斯所說的一種規律，就是文明程度較低的征服者總是為文明程度較高的民族所征服。其實，同一種民族也是一樣。隋唐統一中國，是北方打敗了南方，但文化上是南方打敗了北方。
華夏的文化以漢族的文化為主體，這是曆史造成的。在漢化的同時，少數民族的文化也給漢文化帶來了新鮮的血液。元代雜劇中就大量地吸收了少數民族的樂曲，豐富了自己的表現力。忽必烈是順應曆史規律的君主。他身邊的謀士，主要是漢人。忽必烈的智囊團就是以漢人為中心的。忽必烈在推行漢化的過程中，曾遭到了內部保守勢力的反抗，相當多的蒙古貴族起來反對，最後隻能靠政治的、軍事的手段來解決。忽必烈懂得利用漢人的重要性，曾經提拔程钜夫為尚書省參知政事，當有大臣反對，說程钜夫是南人且年輕時，忽必烈大怒說：“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台省部院，必參用南人！”
（四）種族歧視
元朝的統治采取種族歧視的政策。其實，列朝都有種族歧視，隻是漢族人做皇帝時，漢人多，少數民族少，所以有意見的人少。而少數民族做皇帝時，他們人數少，文化低，有意見的人多，種族歧視的政策就特別引人注意。
蒙古統治者將人民分成高低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色目人是指欽察、回回、唐兀、斡羅斯等諸姓（陶宗儀《南村輟耕錄》）。漢人是指淮河以北的人民以及雲南人、四川人和高麗人。南人是指原來南宋境內的人。漢人的地位高於南人，因為在蒙古統治者看來，他們被統治的時間長一些。漢人的地位最低，當時規定：蒙古人殺死一個漢人，賠一頭驢就可以。南人到中央當官的人，始終不多。
元朝在法律上、在科舉上，都有明顯的種族歧視。但是，在事實上，離開了漢族，又很難對廣大的國土進行有效的統治。多數蒙古貴族隻知道享受，隻知道享用中原地區的物質財富，讓漢人和色目人替自己服務，而不願意去學習艱深的漢文化。蒙古貴族不但人數少，而且他們也缺乏曆史知識和政治經驗；而要駕馭這樣一個龐大無比、早已高度發達的文明國家，這種曆史知識和政治經驗是必不可少的。在中下層的政權組織中，蒙古統治者不得不大量地依靠漢人。在上層的智囊團中，也不得不依靠漢人的智慧與經驗。從整體上看，元朝政權是一個蒙、漢地主階級聯合的政權。貫穿整個元代的種族歧視，使得元代的民族對立情緒始終未能緩和，而吏治的腐敗更使元代社會一直處於動蕩不安的狀態。
（五）文化政策
元朝的文化政策值得注意。元朝和宋朝相比，宋朝是重文輕武，壓製武將，優待文人；元朝是相反，重武輕文，以至於元代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娼九儒十丐”的說法。當然，這隻是個別人的憤激之語，不能看作客觀的評價；但元代的知識分子地位不高也是不爭的事實。
成吉思汗建國以前，蒙古人還沒有自己的文字。後來逐漸采用畏兀兒文。忽必烈登基以後，就命僧人八思巴製作蒙古字，八思巴依據藏文字母創造了蒙古字。此後，這種文字便成了當時官方法定的文字。與此同時，畏兀兒文也並沒有被廢棄，而且經過不斷改進一直沿用到了今天。而八思巴文則在元朝滅亡以後就基本上不用了。現在能看到的《元朝秘史》，一般都認為是用畏兀兒文寫成的。
蒙古統治者是馬上得的天下，得到江山以後，沒有及時地進行政策的調整，對文化方麵的統治也比較疏忽。而主觀上的疏忽和客觀上的放任造成了思想界的鬆動和信仰的多元化傾向。
（六）知識分子政策
元朝的知識分子政策經曆了一個變化的過程。唐宋以來，漢族的知識分子一向以科舉作為躋身統治階級行列、從政參政的主要途徑。所以儒生不屑為吏，一心攻讀經史詩文。元統一中國以後，長期廢除科舉。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前，蒙古對中原的統治已經實行了半個世紀之久，其間也已經安插了大量的官吏。元朝建立之初，另辟取仕途徑的客觀需要並不像其他新王朝那麼迫切。忽必烈“理財助國”的政策，遭到朝中很多儒臣的反對，這就進一步加深了蒙古貴族對儒學的反感，因此元朝的統治者對恢複科舉很冷淡。而且，當時由吏入仕逐漸製度化，官員往往精於搜括民財，這些很符合蒙古貴族的習慣和口味。而科舉的弊病確實很嚴重。宋朝的腐敗與滅亡，也促成了批判科舉的輿論。這種輿論當然非常不利於科舉的恢複。
由於上述種種原因，自忽必烈建立元朝算起，科舉製度的廢棄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直到元仁宗二年（1313），才恢複了科舉考試，而這時離元代的滅亡隻有55年。
但是，統治者在考試中又實行了公開的種族歧視，蒙古人、色目人考兩場，題目很容易，漢人、南人則要考三場，題目很難。這就製造出一大批科場的失意者。這些失意者後來便成為政權的對立力量。加上政府缺乏疏導，一旦王朝進入衰朽的階段，這些落第舉子往往成為改朝換代時期最活躍、最有能量的分子。
科舉製度長期廢棄，恢複以後又有種族歧視的現象，這些原因使大批的文人失去了前途。政治上沒有前途，經濟上衣食無著，一些文人為了生存，隻得廁身市井瓦舍，出入勾欄行院，與民間藝人一起，或是編寫話本、劇本，或者竟自粉墨登場。這樣一來在客觀上提高了通俗文藝的思想藝術水準。關漢卿、馬致遠、張國賓等雜劇作家，都是這樣的人物。這些作家遊離於體製之外，人格上相對獨立，與市民階層的關係比較密切，思想也相對自由活躍，這些因素對他們的創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二、詩文的衰落和雜劇的興盛
（一）中國文學的轉折
中國古代文學以元代為轉折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就是以詩歌、散文為代表的正統文學開始走向衰落，而以小說、戲曲為代表的俗文學逐漸發展壯大，開始取而代之。
元代的雜劇和散曲合稱元曲，作為元代文學的代表，在曆史上取得了和唐詩、宋詞並稱的地位。雜劇和散曲是性質不同的文學體裁，但是，雜劇中的曲子是由套數組成的，所以過去一概稱之為元曲。題材的廣泛，內容的現實針對性，極清醒的寫實，對被壓迫人民的深刻同情，與舞台的緊密結合，戲曲藝術的成熟，風格的多姿多彩，使元代的雜劇成為一代文學的驕傲。
需要說明的是，“雜劇”的名稱早在唐代就已經出現了，宋金時期將歌舞戲、滑稽戲等也都稱為“雜劇”，但它們還不是真正的戲曲。戲曲作為綜合性的舞台藝術，不僅需要音樂歌舞和動作對話，而且還需要用代言體來展現故事。元代以前的所謂“雜劇”，隻是各種雜戲、雜耍的統稱。歌舞戲隻有歌舞，滑稽戲隻是說白和科範，故事性不強。諸宮調雖然敘述長篇故事，但也隻能說唱，不能扮演。到了元代，才產生了有賓白、有歌曲、有科範動作、有角色（元雜劇稱之為腳色）化裝、有道具的舞台藝術。
此外，宋室南渡以後，在溫州雜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南戲經過一段消沉的時期，到元代也興盛起來，產生了像《拜月亭》、《琵琶記》這樣出色的作品。
（二）元雜劇的著錄
有關元代雜劇的最基本的資料保存在鍾嗣成的《錄鬼簿》、賈仲明的《錄鬼簿續編》、臧懋循的《元曲選》、朱權的《太和正音譜》等著作裏麵。《錄鬼簿》著錄作家152人，其中包括散曲作家。這個數字隻是一個不完全的統計，僅僅計入了鍾嗣成認為有名聲的那些作家。《錄鬼簿續編》著錄了元明之際的雜劇作家71人，其中有些是明代人。《太和正音譜》著錄元代“群英”作家187人，“娼夫不入群英”作家4人，另有一些有作品而無姓名的，加起來約200人。今人傅惜華所編《元代雜劇全目》，共收錄元代有姓名可考的雜劇家的作品500本，無名氏雜劇作品50部，另有元明之際的無名氏的作品187部。三項共計737部。其中所謂元明之際的作品，很多已不能算作元代的作品，所以，大略地說，元代的雜劇應該有600部左右。近幾十年來，陸續發現了很多元雜劇的刻本鈔本，譬如元刊《古今雜劇三十種》、明刊《古名家雜劇》、明脈望館鈔本《元明雜劇》等，今人隋樹森將它們彙編成《元曲選外編》，共計劇目62種。
（三）元雜劇的分期與地域分布
元雜劇的發展有分前、中、後三個時期的，也有分前後兩個時期的。
分前中後三期的，具體來說，前期指自蒙古滅金開始，包括整個忽必烈時期（1234-1294），有60年的時間；中期指元成宗元貞元年（1294）至元文宗至順三年（1332），大約40年；後期指元順帝統治時期（1333-1368），共36年。前期的成就明顯高於中、後期，是元雜劇的黃金時代。
分前後兩期的，具體來說，以金末為界，至元大德年間為止，大約100年的時間，是元雜劇的前期；大德年間到元末為止，約60年，是元雜劇的後期。本書采用前後兩期的分法。
雜劇的興盛開始於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北雜劇興起於山西、河北、河南一帶，山西的平陽（今山西臨汾、運城一帶）、河北的真定（今河北正定）都是演出繁盛的地方。平陽既是諸宮調的發源地，又是金院本流行的地區。公元1267年，元新建都城大都以後，大都（今北京）成為雜劇繁盛的中心。《錄鬼簿》上卷所著錄的56人中，計大都17人，平陽5人，真定7人，人數非常集中。
元雜劇前期的作家都是北方人，他們活躍在元朝的大都、真定、平陽、東平和汴梁等中心城市。前期作家大多終生不仕，做過官的人也大多是僚屬。南宋滅亡，元統一中國以後，大批作家移居江南，雜劇憑借便利的交通條件逐漸南流。江南的經濟實力遠超北方，大都的供應也依賴江南。後期雜劇的中心在杭州，關漢卿、馬致遠和白樸等元曲大家晚年都到了南方，北籍的鄭光祖、宮天挺、喬吉、秦簡夫和鍾嗣成也久居浙江。一批南北統一以後成長起來的作家開始在雜劇創作中嶄露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