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斑斕多姿迤邐起伏（4）
我是一個編外的江西人
主持人的話
在上海訪談完了趙鑫珊先生，又一頭紮向40度高溫的大火爐——武漢，此行為的是見熊召政。熟悉新時期文學的人大概對這個名字不會陌生，他獲得首屆全國新詩獎（1979-1980年）的《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製止——致老蘇區人民》，濃濃地折射出了他一腔飽滿的血性和總在湧動、拍打於心閘的憂患意識，這便注定了他的文學道路不會是平坦的。果不其然，這二十多年間他磕磕碰碰、曲曲折折地走了過來，遠不如文壇上的一些玩得轉的同代人要風得風，想雨來雨。從二十多歲的小青年變成了今天的知天命之年，他的血性卻沒有半點稍減，還是那麼燙；他的心頭，一旦聯係起了中國，還有中部及湖北，依然是沉甸甸的…
他這些年陸續出版的《張居正》（四卷本），其發軔隻在於著名美籍華裔曆史學家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裏寫到的一句話：“張居正本身是一個令人感情激動的題目。”許多史籍給予張居正的評價，都沒有這句話如此煽情而又留下極大的想像空間。張居正是明代萬曆年間的一位名相，中國曆史上又一位王安石式的改革家。他挽狂瀾於既倒，厲行改革，多有建樹，使病入膏肓的朱明王朝有了名垂後世的“萬曆十年之治”。他生為人傑卻又生不逢時，他的帷幄運籌與席無暇暖的打拚，隻能讓帝國抹上一層夕陽西下式的餘暉。一棵近三百年的老樹在昏鴉亂飛的聒噪聲中訇然倒下了，張居正也陷入了人生失敗的泥淖，他死後非議如潮，被抄家奪爵，禍及整個家族。這裏當有他剛愎自用、為人冷峻等個人原因，但主要的，正如黃仁宇所說“他把所有的文官擺在他個人的嚴格監視之下，並且憑個人的標準加以升遷或貶黜，因此嚴重地威脅了他們的安全感”。
張居正的失敗便是必然的了。老謀深算的孟子講過“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但對於改革而言，就是要削弱那些大大小小“巨室”們的特權，以鬆動鏽斑遍布的社會，施惠於民怨鼎沸的百姓。在封建社會的改革中，期待那些“巨室”的合作，就無異於期待改革隻是宮廷裏一次座次井然、紅燭高照、衣香鬢影的歡宴，而其實每一場改革就是一場沒有刀光劍影的戰爭。近些年來，曆史小說興盛不衰，但是大都在描述清朝，其中不乏“戲說”“偽說”之作；寫唐朝次之，寫宋明兩朝卻更如寥若晨星。但仔細我的族譜是在南昌，湖北很多姓熊的人輩分與我不對，恰恰南昌有很多姓熊的人與我輩分一樣，南昌縣有一個姓熊的“大”字輩官員與我父親是同輩，“光”字輩則是我爺爺一輩的人，像現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上將就是這一輩的人。我爺爺是一個老秀才，後來跑到湖北黃岡來教書，結果全家留在了湖北。
我原來是詩人，後來改寫曆史小說，曆史小說其實就是兩個字——史和詩，融為最高境界的史詩就是曆史小說。我的憂患意識迫使我要帶著很多問題去思考中國的曆史，加上我本人又是一個對現實充滿激情的人，我改寫曆史小說便是早晚的事了。研究曆史就會發現——飽受腐敗政治與封建經濟的摧殘、資本主義萌芽艱難生長的晚明，還有萬曆年間張居正倡導並力推的這場流星般倏然劃過曆史茫茫暗夜的改革，對時下中國的參照意義，遠遠超過清朝……
我相信，凡讀了《張居正》這部書的人，都會為熊召政遠離紅塵外的清澈而又堅韌的曆史目光所打動。
在彼此性情交融的一席談話之後，我被自命是“一個編外的江西人”的他對故土的玉潔冰清的情愫而深深感染……
中部地區這種“強盜”文化的遺風尤甚，不少人幾乎天生有一種“吃大戶”的精神，你隻要做得好一點，吃大戶的人就來了。
似乎中部津津樂道的就是華山論劍、井岡星火，所引以為自豪的都是能改朝換代的事業，而不是文化的薪火傳承。
關於對湖北、湖南、江西等中部省份的思考，我本人也想了很多。前不久，武漢市一位副書記還問過我怎麼看武漢？我給書記舉了幾個例子，武漢是湖北文化的一個代表，第一，武漢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有一批非常好的產品，像紅山花電扇、西島冰櫃、鶯歌電視機、梅花手表，這些產品全國人民都知道，但今天安在否？西島冰櫃跑火的時候，海爾、海信還不知為何物，但為什麼這些好產品現在都沒有了？第二，四川一個賣豬飼料的劉永好可以成為中國的首富，重慶一個賣摩托車的人組建了中國馳名的力帆集團，全國很多地方出現了大型的民營經濟組織，而湖北沒有，江西、湖南似乎也沒有，湖南惟獨一個遠大集團，是做空調的，總部還搬走了。我以為，這是由這些地方的文化所決定的，曾經有一位思想家說過這樣一句話，中國人心中有“兩尊”，一是“菩薩”，二是“強盜”，當他走到順境的時候，會有向善的一麵，到處樂善好施；一旦自己境遇不順，利益分配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便覺得社會不公，“強盜”的麵目就可能出現。中部地區這種“強盜”文化的遺風尤甚，不少人幾乎天生有一種“吃大戶”的精神，你隻要做得好一點，吃大戶的人就來了。湖北是一個九省通衢的地方，湖北人有一句話叫“打碼頭”，意思就是強者為王，斯文不起作用，規矩不起作用。唐朝魏徵曾說過“中原方逐鹿，投筆事戎軒”，意思就是說秀才是沒有用的，我們的最好出路就是揭竿而起！在中部地區連知識分子都是這樣的想法，可見“打碼頭”確是中部文化一個久遠的特色。
我把長江文化分為三截，最上麵的是巴蜀文化，巴蜀文化從來沒有問鼎中原之心，所以偏安一隅，有自我調笑的幽默，多出勤勞而又會生活的女子，有文采的“鬼才”不少。長江中間一段是荊楚文化，這個文化區很大，包括河南、江西和兩湖以及安徽一部分，其典型特征就是李白的兩句詩“我本楚狂人，奉歌笑孔丘”。李白在湖北住了十年，久隱安碌，蹉跎十年，得出的惟一結論就是“我本楚狂人”，這是中原一帶的狂人文化。狂人文化就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一帶是一個揭竿起義、板蕩天下的地方，張居正如此，曾國藩如此，毛澤東亦如此。狂人也就是天才，天才們的理想是建設性的，可以改朝換代，如果是毀滅性的，結果也是改朝換代。但天才對後人來說，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即，可看而不可學。再往下遊走就是吳越文化，曆史上這些地方很少有天災，屬溫柔富貴之鄉，人們的生活節拍是溫婉，生活信條是務實，所說的即為所能做的，故此產生了日後昭示近代中國科學精神的“乾嘉學派”。像朱元璋立國時去請教“京華三傑”，他們說出的治國方略一套又一套的，都是可以操作的。這種最適宜和平與建設時期的文化，必然推崇的是人才，所以這一地區近代以來出了大量的實業家和科學家。
今天我們走到江浙可以看到千年的古鎮、古寺，古代文化也得到很好的保護。在過去是屬於徽州的婺源也可看到不少的古建築、古樹、古村落。但在湖北、湖南、江西、河南一帶很難見到千年的古建築，曆史給這些地方的毀滅、破壞太大了。我看過《中國古代書畫家傳記》，其中一半人是江浙人，但在中部能找到幾個？像寧波天一閣這樣大的藏書樓在中部還能找到嗎？似乎中部津津樂道的就是華山論劍、井岡星火，所引以為自豪的都是能改朝換代的事業，而不是文化的薪火傳承。我曾經計算過，自秦朝統一六國，建立一個大一統的中國以來，2000多年裏，有大量的時間中國處於自我爭鬥之中。人們用半個世紀搞經濟建設積累起來的財富足夠折騰兩個世紀，像張居正用十年的時間消滅了國庫200多萬兩的赤字，到他臨死時為國庫積累了1000多萬兩白銀，這筆銀子支撐了明朝此後58年的政權，經曆了三代皇帝。如果老天隻保持中國文化裏建設性的因子而剔除掉那些毀滅性的因子，隻要有太太平平的半個世紀，中國的財富簡直可以超過美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沿海地區的發展就是一個例子，原來這些地方大都是蠻夷之地，有了一個好的發展環境，現在都正神話般地快速積累財富。
中部的人們在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之後，倘若還不對自己過去以“打碼頭”為特色的文化進行改造，我們將不適合在一種新的文明下生活。
中國是精英治國還是製度治國？我覺得在有的地方就需要精英開拓，美國倘若先前沒有華盛頓、林肯這樣的精英人物，怎麼可能確定以後二百多年來那些穩如磐石的製度呢？
過去農民積累財富的方式是養一頭豬，年終把豬殺了賣點錢，種二畝田賣一點糧食，多餘的糧食留給自己。但到今天為止，中部地區廣大的農民仍然是這種財富積累方式。去年我到紹興跑了一個星期，專門看當地的民營經濟。他們早就不是這種財富積累方式，比如，一個村子裏有一個人會做塑料製品，先是帶動自己的親戚做這個產品，不久這個村所有的人都在做這個產品。發展到最後全世界2/3的領帶是我這個鎮生產的，全國90%的國旗是由我們這個村生產的，沒有一家是國企。這種自發的工業經濟組織就像人體的細胞一樣繁衍，不是外來強加而形成的，而是民間本身就有這樣一種製度性的基因。在中部往往把這種自發的東西給破壞掉了，看到人家從5萬元賺到10萬元的時候，心裏還能夠接受得了，等人家做到20萬元、30萬元的時候，非得把別人明裏暗裏幹掉……有人不理解為什麼江浙出了那麼多好產品，出了那麼多全國知名的民營企業家，經濟總量一個勁地飆升，而我們很長時間裏多是猴子掰包穀，掰下一個又掉了一個，結果手中總是那一點收成，餓不死也活不新鮮。實際上這多少意味著中部的人們在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之後，倘若還不對自己過去以“打碼頭”為特色的文化進行改造，我們將不適合在一種新的文明下生活，因為我們的思維模式與新的文明沒有同構性，隻有解構性。為什麼在計劃經濟時武漢是經濟重鎮，而到改革開放後在全國的排位每況愈下？這便顯示了武漢的文化頗為適應計劃經濟下的專製方式，喜歡用權力去配置社會資源，而一旦用市場方式來配置資源就顯得力不從心。
我很同意你所說的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與領導人沒有很大關係，因為它們內生的製度性基因在起作用，而中部地區一個省委書記如何，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個省的發展。有人問我，中國是精英治國還是製度治國？我覺得在有的地方就需要精英開拓，美國倘若先前沒有華盛頓、林肯這樣的精英人物，怎麼可能確定以後二百多年來那些穩如磐石的製度呢？我看現在的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就是一個有抱負、有現代精神的領導者。他不唱高調，作風紮實，努力把一件一件的事情做成功，在贏得民心的同時逐漸地改善湖北的發展環境。舉例說，在他來之前，湖北的“O”字頭車牌和軍警車過橋是不繳費的，“O”字頭車牌是權力和身份的象征，都是省、廳單位的車輛，連省作家協會這樣的單位都分到了一個車牌名額，因為這也是一個廳級單位。但領導的小孩、親戚通過關係批條子，有錢的老板每年花兩萬塊錢也可以搞到一個這樣的車牌。俞書記來了以後，首先廢除“0”字頭車牌，盡管有些“小車階層”怨聲載道，一些知識分子在抨擊別人腐敗時簡直是慷慨激昂，而一旦觸及到自己那點特權時，便肝火大動，但在他親自推動之下，這件事最後做成功了。廢除“O”字頭車牌後，實際操作中有些單位仍然可以免費，於是俞書記幹脆把收費站也去掉，而改成年審時每輛車交1000塊錢，不管公車、私車都要交。這樣一來，道路暢通了，黑洞縮小了，老百姓得到實惠了。過去收費收了七八年，老百姓一直有意見卻總是解決不了，而他來了還不到一年就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