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十餘年前，我曾以某雜誌社記者的身份，去全國各地采訪各行業的成功人士（尤其是一些著名私企老板和職業經理人），然後把他們的成功經驗晾曬給即將自主創業或進入職場的年輕讀者看，以供借鑒或拷貝。
我那時就洞察了這項工作的荒謬性，因為沒有哪個人的成功是可以複製的，更重要的，真正有效力的必殺技往往是當事人忌於傳授或恥於示人的。不過此類稿件對期刊的聲譽和發行量具有強勁的推動力，我們的雜誌一度成為全國最著名的青年期刊之一，我也借出差之便探訪了一些心儀的城市和朋友。
這項工作也讓我直觀地感受到，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對成功的渴望是何其驚心動魄，而大眾對成功的解讀又是多麼偏狹，就像有人調侃的：什麼叫成功，不就是賺很多錢並讓很多人知道嘛。
坦率地說，自小到大，頭腦清醒時我從未垂涎過這樣的成功。我一直確信，生存方式和價值取向的多元化才是社會健康發展的表征。一個人人想當詩人的社會肯定是病態的，同樣，一個人人都以發財為終極理想的時代肯定也是問題不小的。
隨後的一段經曆，更加強化了我這一看法。那時我剛榮升為父親，出於以自我犧牲的實際行動對女兒負點責的心態，我抱著賺夠幾百萬就回歸的心態，轉行到廣東一家著名家電企業的總裁辦工作。因有朋友引薦和指點，加上總裁辦主任的欣賞與寬容，我的工作算得上順利和愉快。
多年後的今天，我還時常想起總裁辦主任謙和溫暖的笑容並關注著他的動態，我家買的各種電器也基本是那個企業的牌子。我常對人說，中國的企業如果有一半能像我待過的企業那麼務實，我們的經濟就不會有太多泡沫，大眾的仇富心理也不會如此嚴重。說白了，這家企業的總裁、副總裁和一大批職業經理人修正了我過去對商人的偏見，他們是我見過的最優秀最守規矩的企業家群體。
但是僅僅堅持了半年，我還是選擇了離開。
個中原因，曾有一些朋友和媒體問及，對朋友我戲稱不習慣每天穿西裝紮領帶；對媒體我說過：廣東沒有春天和油菜花，我隻願過四季分明的日子。後來，我還曾寫《逃亡與回歸》、《向日葵下的妻子和女兒》等文章正式地表明心跡，不過這些答案似乎並不讓大家滿意，個別對我有敵意的熟人甚至在背後議論：有能力混下去怎麼會走回頭路？！我漸漸地明白，我需要更廣闊的視野、更宏大的篇幅和更具俯瞰意味的高度來麵對質詢。
這其實也並不是我一個人需要破解的命題。
近10年間，我越來越多地聽到一些以命搏錢的企業精英說：等我賺到了多少個億，我就全身而退，帶著最愛的人周遊列國；以命搏權的政界才俊常說的則是：一到退居二線的年齡，我就裸退到底，回到老家的鄉下，門前栽花，屋後種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