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上厚重的史冊，宋太祖、李繼隆、範仲淹、嶽飛、孟珙、文天祥，還有童貫、秦檜、韓侂胄、賈似道，這一個個鮮活的麵容漸漸遠去，融入曆史的長河。英雄的節氣，各個民族的英雄，他們的故事，無疑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現在很多人以一句“積弱積貧”來給宋王朝定性，對此我深表遺憾，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當我們瀏覽過這320年的壯烈戰史，是不是能夠更加客觀地來審視我國曆史上這個既華麗又壯烈的帝國時代呢？首先，“積貧”是顯然不成立的。雖然有很多觀點認為宋朝國家財政支出曆年遞增，經常出現財政赤字，並且有一些民眾起義，但這些都不足以作為“積貧”的論據。德國經濟學家瓦格納指出：一個發達國家在經濟高速增長期間，國家公共支出會以更大比例增加。20世紀後半葉，美國、西歐、日本的經濟騰飛都驗證了瓦格納法則。很顯然宋朝財政支出的增加是符合瓦格納法則的，這不是“積貧”，恰恰是經濟發達的表現。當然宋朝也有一些農民起義，尤其是經過《水滸傳》的渲染，非常有名。但如果這樣就要說宋朝“人民生活艱苦”、“起義蜂擁”也是不符實的。司馬光曾抱怨宋朝的百姓作風奢侈，“農夫跺絲履，走卒類士服。
”這分明是經濟高度發達的景象。而至於少數的一些農民起義，歸結起來有以下四個方麵原因：一、根據庫茲涅茨的“倒U型”理論，一個國家的基尼係數（收入分配差距）會隨著人均GDP的增長，呈倒U型增長，即先隨著經濟增長提高，達到某個高度之後又開始回落。而根據經驗顯示，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區間即為最不公平的區間，也是社會最不穩定的危險區。2002年曾有人估算，北宋熙寧年間的人均GDP約折合2280美元，正好落在這個區間。徽宗朝人民起義蜂擁，主要是因為這個原因，如果突破了這個瓶頸區間，社會自然也會更加穩定。當然，這種折算方法也不一定正確，貨幣彙率也並不穩定，但庫茲涅茨倒U型理論顯然也符合北宋後期的發展特征。二、宋朝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不抑兼並”的朝代，其他朝代都非常害怕土地兼並造成大量失地農民，農民一旦失地就失業，就容易聚眾造反。但宋朝由於城市經濟高速發展，城市勞動力奇缺，所以反而特別渴求農民進城務工。西方人在這個發展階段采取了“圈地運動”強製農民進城，中國則采取了更加市場化的“不抑兼並”，促使勞動力資源自然流動到城市中。
但失地農民除了可以充當城市勞動力之外，確實也可以充當造反者的人力資源。三、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富於反抗精神，不一定非要窮得吃不起飯才造反。宋朝的這些起義其實沒有哪一次是因為“民不聊生”造成的，尤其是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水滸傳》，梁山好漢個個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不是為生活所逼，而都是因為犯罪走投無路才上梁山的。所以，將這些社會少數現象擴大成整個社會的黑暗，這種態度也是很不可取的，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應該提防被這種言論所煽動。當然，“積貧”這種說法本身也沒多少人信，更多人相信了“積弱”這種說法。本書將宋朝的重要戰役都收錄在案，相信讀者已經能夠比較客觀地看待這320年的戰史，我們不妨結合市麵上常見的一些謠言，邏輯清晰地來分辨一下。一、“崇文抑武”。既然文治的發達確實無法詆毀，那就說他武功很弱。但宋朝雖然文治發達，也並不表示武功很差。這就好比一個人語文成績比你好，但並不能由此推出他數學就一定比你差。毋庸諱言，宋代的中國在當時的世界上就是一個文治武功全麵領先的超級大國。有人說宋朝壓製武將，閹割了宋人的尚武精神，所以造成被動挨打的局麵。
大家看李繼隆、嶽飛違詔成習慣，哪個文官敢這麼橫？宋朝共有十餘位公主下嫁武將，為曆代之最。高宗朝張俊、韓世忠、楊存中、吳玠大把大把的武將封王，文官隻有自力更生的秦檜一個人。宋朝因為貪贓枉法被斬的文官相當多，而反觀武將，如曹彬打輸了雍熙北伐，自己都白衣請死，專案組審查的結果也該殺，但宋太宗還是免其死，而且不久複官繼續帶兵。請問，這是優待文官還是武將？二、“文官帶兵”。有人說宋朝帶兵的文官（或宦官）不懂打仗，韓琦、範仲淹、王韶、李憲、章楶、虞允文、餘玠、曹友聞（其實還應該加上童貫、賈似道）的表現有力地回擊了這種說法。大量文官通過正規的軍事學院培訓，完全可以勝任儒將的崗位。三、“猜忌武將”。有人認為宋朝本身就是武將篡位建立的王朝，所以皇帝始終不信任武將，通過監軍、陣圖等各種製度束縛武將的手腳，導致很多優秀的武將不能發揮。這種觀點比較奇特，所謂謀定而後動，陣圖的意思無非是戰前先作好規劃，是現代管理工程的核心思想，如果認為這種方法不對，難道靠指揮官拍腦袋才是對的嗎？宋朝確實重新設計了軍事指揮體係，但很顯然這規範了軍事指揮技術，推進了軍隊的現代化建設，隻能提高軍隊戰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