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三、二、一！”
伴隨著大廣場上人們懷著喜悅的心情齊聲大喊著倒計時的聲音中，二零三五年的第一響鍾聲於日本京都大學準時敲響。沉重的銅質大鍾不斷地發出如同滾滾雷鳴一般的響聲，像是無形的浪潮一般隨著人們的歡呼聲向四周擴散著——盡管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人們還是喜歡這種傳統的方式來紀念新一年的到來。
揮手道別已經過去的二零三四年，人們開始互相祝福著，也許會三三兩兩的聚集起自己曾經的高中或者是國中時期的同學一起聚會、唱歌，也會有一些心中懷揣著夢想與抱負的人開始規劃起了新的計劃表。但是這都不是我所關心的，於我而言，新年不過就是用一盞新的台曆替換掉原來的那個被畫滿了各種課表或是日程表信息的日曆罷了。
我像以往一樣，趴在天台的欄杆上看著在下麵廣場上的人們聚集在一起，一起歡呼慶祝，然後又紛紛的離開了；當然也會有些人仍然感到有所意猶未盡，坐在旁邊的長椅上和朋友聊著些有趣的事情。我喜歡做的，便是默默地作為一個忠實的觀眾，每天觀看著這些如同儀式一般的活動——每一次的節日活動，我都是這樣度過的。
對於那些來到異國他鄉的留學生而言，無論是文化還是語言上都十分陌生的國度，最難也是最痛苦的便是交到朋友了吧。雖然在來到這裏以前倒是從別人那裏聽到過無數回，但我通常都是一笑而過，從未有放在心上。可笑的是，現在我正麵臨著這樣的問題。
我是一名來自美國辛辛那提市的留學生，從小時候我就經常會做一些奇怪的夢，那些夢境總會有一種說不出的真實感，以至於我至今都無法分辨出哪裏是現實哪裏是夢境。應該是這樣的原因，在十二年級畢業的時候，我在眾多專業之中選擇了比較冷門的相對性精神學。但是無奈媽媽堅持不想讓我離開俄亥俄州，可我又對本地的學校一點都不看好，在經過了一個多月的冷戰下，媽媽終於做出了讓步，允許我到京都來上學。然後她似乎並不打算給我爭辯的機會，立刻就打電話給了我們住在日本的遠房親戚小泉家，負責照顧我在這裏的衣食住行。
說起來，我以前總是很奇怪我們是什麼時候多出來個姓小泉的遠房親戚的，用我小時候總是喜歡幻想的小腦袋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將“赫恩”與“小泉”這兩個姓聯係在一起。知道我後來才知道，我的祖上拉夫卡迪奧·赫恩在後來到日本工作的時候，以養子的身份加入了小泉家，並改名為小泉八雲。而我們家隻是赫恩家的另一個分支。對於這位從任何意義上和我都沒有什麼太大關聯的太祖父，唯一的感覺就是感謝他並沒有把他那一部分吉普賽人的血統遺傳到我的身上，使我並沒有被社區的孩子們所排擠。
雖然在我剛剛到東京的成田機場後，小泉家的長子，或者說是我的大哥小泉敏太郎很熱情的招待我住到他們家中，或許是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有些怕生的原因吧，出於對他們並不是很熟的關係，我當時很婉轉的回絕了對方的好意。後來我便一直住在學校的宿舍當中，而小泉家也很少有再聯係我。
這時候，我突然想起了什麼。轉過身來急忙的在身上摸索著，但是摸遍了全身的口袋也找不到那一封我唯一帶在身上的紙質物品。所幸並不是什麼要緊的東西，然而就在我決定放棄尋找的時候，突然一道熟悉的聲音叫住了我。
“啊啦，你是不是把這個忘掉了，瑪艾露貝莉？”
天台上還有別人？這是我最開始在腦海中冒出來的想法，我急忙的抬起了頭，看到的是一名紅色的身影。她留著紅色微卷的短發，身後拖著一直長及腰的麻花辮，身上的一切服飾無不與紅色掛鉤：紅色的披肩、紅色的夾克、紅色的長裙還有紅色的皮靴。不僅是如此，她的瞳孔也是反射著相同的顏色，並且比身上的一切更加豔麗。因此你不得不感歎她對於紅色的執著。不過一直掛在她脖子上的哥特十字架卻顯得十分的突兀，不過這種帶有叛逆色彩的十字架卻並沒有與她在宗教上象征著惡魔的紅色顯得格格不入，相反卻十分的相襯。
此時的她，手裏正拿著一封我剛剛一直在找的那封信，臉上的微笑帶有著些許得意的成分，看向我的眼神好像在說“終於讓我找到你了”。
“岡崎教授，你怎麼在這裏？”
我隨手接過了岡崎教授遞過來的那封信，非常隨便的對折了兩下便塞進了大衣的側口袋裏。相比於那封不怎麼重要的信，我更在意的是她是什麼時候過來的。
“哼哼，也不知道是哪個粗心的家夥把它忘在了教室裏了。”說著，岡崎教授臉上的笑容突然被一副充滿了怨念的表情所替代，“還有啊，我不是說過了嗎？你又不是我的學生，直接叫我夢美就好了。”
“誒……好的，夢美。”
盡管還是有些介意對方教授的身份，但是我還是在口頭上答應了對方。不過她好像也讀出了我內心的想法，在我回應對方的要求後，她很快就苦笑著走到了我的身邊，像我之前的姿勢一樣趴在了欄杆上。她這樣的姿勢正是我之前的那樣子，所以我很快便能猜到這位隻有十九歲並且和我同齡的比較物理學教授有著繁多的心事，但是她這個姿勢卻更讓我堅信她從很早就在天台的某個角落裏一直盯著我。而伴隨著這樣的結論，我的內心也開始變得有些不安起來，站在身後特意躲在對方的視覺死角，時不時的看向這個孤獨的紅色背影，內心開始揣測著她一會兒要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