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還有一種改革者，但他們從不自稱為改革者。像那些激進的改革者一樣，他們也很獨特。
那些激進者沒有經驗，也不想有經驗。而這一種改革者卻經驗豐富，但這並沒給他們帶來好處。他們想要回到原來的環境中，並不是因為那種環境是最好的，而是因為他們熟悉那種環境中的一切。
有一種人是為了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而砸爛現存的世界。另一種人則是要緊緊抓住現在這個如此美好的世界，讓它永遠保持這樣——直至腐爛下去。第二種觀念的來源和第一種觀念是一樣的——都是由於不用眼睛去看，僅僅閉著眼睛說瞎話。
我們完全可能做到砸爛這個世界，但不可能建立一個新的世界；阻止這個世界向前發展也是可能的，但無法阻止它倒退——倒向腐爛。以為把一切都顛倒一下，每個人就會得到一日三餐；或者以為一切都腐爛了，就可以得到6%的利息——這都是非常愚蠢的。
必須提醒的一點是——我們絕不能把反動的倒退誤認為是正常的複蘇。我們經過了把一切都說得天花亂墜的時代，以及描繪眾多進步的理想藍圖的時代。但我們什麼地方也沒到達，因為那隻不過是一次大會，而不是一次進軍。
反對派經常從擺脫這樣的時代中撈取好處，他們向往“美好的過去”——這通常意味著糟糕的老一套——因為他們完全沒有憧憬，因此他們有時候被看成是“很實際的人”。他們重新掌權通常被稱為“恢複了正常感覺”。
總的來說，改革者和反對者同樣都脫離了現實——脫離了社會最基本的功能。
社會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促進農業、工業和交通的發展。沒有這三者，社會群體的生活是不可能正常的。它們使這個世界凝聚在一起。
種植東西、製造東西和運送東西，這些就像人類的需要一樣永恒不變，同時又像所有現代化的事物一樣處於時代的前端。它們是物質生活的本質。當它們停滯下來時，群體生活便停頓不前。
在目前體製下的世界，情況確實有些混亂，但隻要基礎穩定，我們就有希望把事情做得更好。
人類最大的幻想是自以為能改變基礎——爭奪社會進程中主宰命運的角色。社會的基礎是人，以及種植東西、製造東西、運送東西的方式和工具。隻要農業、工業和交通依舊存在，我們這個世界便會經曆各種經濟或社會的變化而存在和發展。我們以自己的勞動來為世界的發展服務。
人類有很多工作要做，商業是工作的一種。投機是早已存在的——但那不是商業，它隻不過是一種或多或少的貪汙行為，用法律的手段不能根除它，法律對此幾乎什麼也做不了。
法律做不了任何建設性的事情，它從來就隻是一個警察。因此，指望我們各州的首府或華盛頓去做那些並不能通過製定法律所能做的事，那是在浪費時間。
如果我們還指望通過立法來治愈貧困或鏟除特權，那我們就隻能看到貧困的蔓延和特權的泛濫。我們對華盛頓的指望已經夠了，對立法者的指望也已經夠了——當然，在這個國家還不像別的國家那樣過多地指望法律，讓法律去做那些它本身做不了的事情。
當你讓整個國家——就像我們的國家——的人們認為華盛頓是天堂，在那裏居住著萬能者時，那麼你就在讓這個國家進入依賴狀態，這會給未來造成惡果。
我們的援助者不是來源於華盛頓，而是我們自己。當然，我們的幫助者可以流向作為物流分配中心的華盛頓，我們的努力在那裏集合起來，為了大眾的共同福利而努力。我們可以幫助政府，但政府不能幫助我們。
“在企業中少一些政府幹預，在政府中多一些對企業的考慮”是一個很好的口號。這並不主要是因為它對於企業或政府有利，而是因為對人民有利。
商業並不是美國成立的理由。《獨立宣言》並不是一份公司章程，美國《憲法》也不是一份商業計劃書。合眾國——包括它的土地、人民、政府和商業——隻是為了使人民的生活變得更好。政府是公仆——它永遠不能是別的什麼，隻能是公仆。
當人民成為了政府的附庸時，那些帶有報複性的法律便開始運作了，因為這樣的關係是違反自然的、不道德的和反人道的。
沒有商業，我們便無法生活；沒有政府，我們也無法生活。商業和政府作為仆人，都是人民所需要的，就像水和穀粒一樣，當它們成為主人時，便破壞了自然法則。
國家福利應服務於大眾——作為個人的我們。這是它應該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