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後幾封信中（這幾封信為兩人愛情的墳墓添上了最後幾黃土），米倫娜清楚地意識到，他們之間發生的一切可以歸入卡夫卡同女人交往的一長串的失敗當中。卡夫卡說："我隻能是這個樣子，隻能過這種生活。"他覺得懲罰就在眼前，"我的良心已經變得這般清醒"。但他又覺得，米倫娜或許是與眾不同的："人們會因為他自己和你的緣故對你講真話，對你說那些不能告訴別人的話，實際上，人們能從你那裏明白他自己的真相。"然而，真相卻是，他們不能在一起。卡夫卡意識到這一點，被難以忍受的痛苦所折磨--他承認，他總用"沉重"來描述自己的狀況--但他並不責怪米倫娜："我生活在汙穢裏，這是我的事……可怕之處在於……通過你，我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汙穢"。似乎是為了更清晰地展示他對自己的懲罰，卡夫卡在信紙上為米倫娜畫了一幅表現主義的繪畫，畫上一個男人被一種刑具扯成了兩半，發明這種刑具的人漫不經心地站在一旁看著。兩個星期後，他寫信問米倫娜："我們難道不是一些可憐的叫人發笑的人嗎？"
１９２０年秋天，卡夫卡和米倫娜繼續通信，不過這些信不再像情書，而更像是卡夫卡向一個善解人意的人傾訴內心的苦楚。實際上，無論是米倫娜，還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真正理解問題所在。"假如你把它看作疾病，你就試著這樣理解吧"，但他並不認為精神分析學已經像他們自以為的那樣揭示了這類疾病："我把精神分析學中的治療學視為一種不可救藥的錯誤。"卡夫卡很久以前就承認弗洛伊德學說對《判決》的影響，他還對奧地利的另一位精神分析學者奧托格勞斯（１８７７～１９１９）很感興趣，格勞斯是弗洛伊德最早的追隨者之一，１９１７年７月２３日卡夫卡在馬克斯布洛德家中的一次聚會上結識了他。在這次聚會中，格勞斯提議創辦一份名叫《權力欲的抑製》的雜誌。格勞斯本人有一段不同尋常的曆史，他吸毒成癮，他的父親曾為此把他送進了一家精神病院。格勞斯可能促成了卡夫卡寫作《給父親的信》：他倡導以革命的方式對抗父權，以母親的權力取代父親的權力。卡夫卡雖然受到了弗洛伊德學說的影響，但他覺得用心理分析學的方式解釋宗教忽視了一個問題，即它是人的本質中固有的東西，他不同意僅僅把它說成是一種能夠被"治愈"的病症："這一切所謂疾病的東西（盡管看上去如此悲慘），實際上是信仰的問題，是危難中的靈魂在一片母親般的土壤上尋求棲居之地的問題。"與精神分析學相比，卡夫卡個人的理論顯得簡單明白。他讓米倫娜設想三個圓圈，最裏麵的圓圈是Ａ，依次向外是Ｂ和Ｃ。Ａ向Ｂ解釋為什麼Ｂ必須折磨自己、不信任自己，為什麼他必須放棄，以及為什麼不能活下去。Ｃ是行動者，得不到任何解釋；他隻是從Ｂ那裏接受命令，然後在壓力下行動，驚恐地直冒冷汗。"因此，Ｃ的行動是出於恐懼而非理解，它相信Ａ把一切都向Ｂ解釋清楚了，同時Ｂ正確地理解和轉達了一切。"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布拉格反猶太主義運動重新爆發，這是在推翻了古老的奧匈帝國之後建立起來的共和國醜陋的一麵，在這場運動中起很大煽動作用的是反猶太的農民黨下屬的捷克報紙。盡管卡夫卡很少在日記或信件中談到外部的政治事件，但他關於猶太人的思考無疑受到了這一運動的影響。他對米倫娜說，他是一個最典型的西歐猶太人："說得誇張一些，我沒有獲得哪怕一秒鍾的贈予，我的一切都不是靠贈予獲得的，一切都必須靠努力爭取，不單單眼下和今後如此，就連過去也是一樣。有些東西每個人都可以通過繼承而輕鬆獲得，而我卻必須去爭取才行，這可能是最艱苦的工作"。從這些話語中，我們能夠看出，在卡夫卡和世界的關係中，他的猶太人意識占據了中心地位。無論卡夫卡曾對猶太教或政治上的猶太複國主義運動進行過多麼激烈的抨擊，在他看來，把整個世界扛在肩上的任務都過於重大了，他沒有力量完成："靠我自己我走不了想走的路。"就像每次上街散步時，他都得梳洗一番，此外還要"縫衣服、做鞋子、做帽子"等等，結果到了街上他卻"在愛森路上碰上了一夥暴民，他們追逐著辱罵猶太人。"他沉醉在一種信天由命的平靜中。米倫娜在信中說："他是在我這裏垮掉的"，卡夫卡則說這句話徹頭徹尾地錯了。但這也並非他的過錯："我的歸宿是最寂靜的寂靜，這才與我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