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石頭是在1812年發現的，那時人們甚至都未想到北歐海盜。它可能是北歐海盜的。我當然不懷疑北歐海盜曾到過這裏。我確信，他們可能來過這兒。他們當然在紐芬蘭。”
這種觀點得到伯吉塔·沃裏斯的有力支持。1995偉，她正與一個德國電影組一起工作，並且曾經帶他們看過在紐芬蘭的蘭斯奧克斯草原的北歐海盜的場所，她認為這個場所無可否認是真實的，然後，她曾帶他們到新斯科舍省去拍照雅茅斯石頭。
埃裏克繼續解釋這塊石頭怎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渡過大西洋的。
“這塊石頭有一次被拿到英國驗證或者翻譯。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被拿走，當準備歸還時，戰爭爆發了，因此人們決定不去冒遭遇潛艇的風險把它帶過大西洋。顯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它是在倫敦碼頭的包裝箱裏”。
“人們從石頭的背麵取下一些碎片，來鑒定石頭是從哪兒來的。認為它來自斯堪的納維亞的某個地方可能會很好，可是，它就是當地的石頭。”
勞拉·布萊德利是雅茅斯郡博物館裏非常肯於幫忙而又知識淵博的檔案專家，他接受了一次錄音采訪：“我見到幾位研究者專程來這裏看這塊石頭。早期的研究者和注釋者實際看不到那石頭，所以，他們是與照片和標本打交道，因此他們不能斷定石頭上哪些是自然標記，哪些是人為的。一種反饋回來的說法是，石頭上的標記是自然形成的。它很難鑒定，因為原來完整的碑文被重複雕刻搞亂了，很難以相同的方式查看石頭的標記。然而，在過去六年裏，兩位地質學家查看了這塊石頭，他們告訴我，他們不相信這些記號是自然形成的。而我們當地的專家，這個領域中真正的北美專家，在加拿大公園裏工作的伯吉塔·沃裏斯說，這標記的確不是北歐古代文字，但它們是自然形成的。因此，我們有持相反見解的很有資格的專家。
“我還不能下定論。我知道這塊石頭是在1812年發現的，發現它的人是一名軍醫。實際是他製作這些標記的可能性對我來說好像很渺茫。然而，我找地質學家交談時，他們覺得它不是自然形成的，或者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與這位挪威專家談論時，此人說那決非北歐古代文字，我真感到我想發表一種有根據的意見，可不幸的是，在這點上，我不能那樣做。這是雅茅斯最大的神秘的事情之一。我一生看了所有這些專家的文件，真的不知道那些標記如何跑到那石頭上來的，這對我來說很是個謎。”
簡而言之，最後證明有爭議的古代雅茅斯石頭可能有關的北歐海盜實際曆史是什麼？紅發埃裏克，或者稱為埃裏克·托瓦爾鬆，成功於公元10世紀末期，是格陵蘭島上斯堪的納維亞人最早居住地的建立者。他的兒子——雷夫·埃裏克鬆，是首位完全可信的發現北美的歐洲人，981年春天，紅發埃裏克和大約30名他的家屬、朋友、鄰居及一批牲畜西行。他們的瓦疊式外殼的北歐海盜船不足30米長，而且，做這種海上航行的條件一定很不利。由於受到一座漂流冰山的阻礙，他們未能在東海岸登陸，而是繞過南端，然後沿西海岸（現在的朱列內哈伯）向北航行。在找到了他們喜歡的陸地以後，把它命名為格陵蘭，後來由於他們對這塊陸地的大肆誇讚，以至於他們同時代的熱心人組成一支探險隊，共有25艘船裝載著潛在的殖民者以及牲畜。實際上，隻有14艘，共包括300到400名殖民者在那裏定居下來，這個地方就是後人所知道的“東部殖民地”。
在999年，埃裏克的次子雷夫，稱雷夫·埃裏克鬆或幸運的雷夫，從格陵蘭經過赫布裏地群島航行到挪威，他們沒有走更通常的冰島航線。次年，在他回來的途中，他沒有在中間任何陸地停留。希望到達格陵蘭南端。由於天氣惡劣，他沒能到達那裏，卻看到了北美大陸：大概是拉布拉多，也許是紐芬蘭，甚至也許是遠在南麵的新斯科舍。當他意識到不論這是哪裏，都不是他父親在格陵蘭的家時，他轉而沿海岸北上，在秋天之前安全地到了家。這個具有誘人的問題一直未被解答：雷夫·埃裏克鬆是否在雅茅斯附近登陸，並且當他在那兒時，刻印了那有爭議的石頭？
99.向文字史挑戰的怪字母
在法國中部維希附近格羅澤的小村子裏，坐落著屬於弗郎丹一家的農田。在1924年3月1日，當時埃米爾·弗朗丹隻有17歲時，他正幫祖父救他們的一頭牛，這頭牛掉進了他們的一個表麵平坦、安全、長滿草的牧場下麵。一個完全未預料到的人造洞穴就在他們腳下。
它的周邊是互相壓住的磚塊，其中有幾塊好像用高溫上了釉。洞穴可能是一處古代磚窯，或者也許是一處舊玻璃作坊。
當埃米爾和他的祖父成功地將他們的牛救上來之後，埃米爾走下去，更仔細地探查這個洞穴。僅僅幾分鍾，他就有幾個有趣的發現。沿著洞穴排放的是燒過的磚塊和石頭架子，還有大量的儲存壁龕。所有這一切都充滿著年代久遠的不尋常的物品。埃米爾發現了許多小型原始神像的雕像，上麵刻有鹿角和骨頭，他發現了黏土刻字板，刻有一種無人能讀懂的字母表。因為附近還發現了大量的人類屍骸，所以，這個地區被稱為死亡之地。
阿爾伯特·莫利特博士是一位醫學工作者。當弗朗丹一家發現那個洞穴時，他正在維希行醫。他也是一位非常熱心的業餘考古學家。阿瑟·柯南道爾先生的《失去的世界》（1912年）一書中包括兩個學者：一個是查林吉教授，一個是反對他的學者，他們激烈地爭論著他們抱有希望的、矛盾的考古理論。不論阿瑟的書是否突出了夏絡克·福爾摩斯，還是阿瑟的一些浪漫的或者曆史性的人物，阿瑟著作的一個了不起的長處在於，他的小說中的人物都是逼真的。阿瑟先生把曆史上的男男女女情真意切地放在小說中描述。查林吉和他的對手是高級學者的完美典型，當他們的理論發生衝突時，他們互相猛烈批評。莫利特和弗朗丹一家站在格羅澤事件激烈爭論中的一邊，而法國考古學界的大多數則站在另一邊。戰線因此形成了，互相間凶狠的攻擊持續了很多年。
莫利特於1925年4月26日走訪了弗朗丹農田，對這家人指給他看的東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仔細檢查了現場和其中的工藝品，並聲明它們是古代真品，有重要價值。
莫利特與弗朗丹一家達成一項交易。他們將擁有從牧場中發掘出的全部工藝品，但是，他對於在那兒發現的東西，有科學研究、報道和出版的獨家特權。
有關在格羅澤令人震驚的發現——特別是上麵有神秘未知字母表的刻字板的消息，傳到了卡比丹博士的耳朵裏，他在專業界被廣泛認為是法國最著名的考古學家之一。他參觀了現場，現場最初給他留下的印象，就像莫利特博士一樣。他因此寫信給莫利特：“在這裏，你得到了一個令人驚奇的地層，請給我寫一份有關你發現的詳細報告，我可以把它送交給曆史遺跡委員會…”如果莫利特那樣做了，格羅澤故事的全部曆史將會完全不同。但是他沒這樣做，他和弗朗丹一家沒有理睬卡比丹，而是出版了一本獨立的著作，題為《一個新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卡比丹博士感到蒙受了恥辱，因為他被排擠了出去。他想，他的權威和他的職業聲譽受到了威脅。他認為莫利特隻是一個業餘愛好者，而把他自己看成是20世紀20年代法國專業考古的縮影，他被異常地激怒了，因為這名僅僅是自命不凡的業餘愛好者，竟敢向“他”挑戰，而他認為自己是專家中之專家，是一位所有其他專家都謙恭地追隨和服從的人。
由於這種自負，卡比丹產生了強烈的報複心理。他聲稱，格羅澤遺址不具有權威性，而且是弗朗丹一家製造了這個“發現”。
然而，不是所有法國有名的考古學家都跟著卡比丹隨幫唱影。來自聖熱爾曼的學識淵博的教授所羅門·萊納齊，站在格羅澤人一邊。萊納齊相信地中海地區是文明的真正搖籃，而不是巴比倫或遠東。如果格羅澤的工藝品是真實的話，那麼，格羅澤遺址將是他軍械庫中的有力武器。神秘的被雕刻的刻字板也支持了曆史學家卡米爾·朱利安的理論，他曾對羅馬人占領高盧進行了專門的研究。法國學會推舉讓洛斯教授參與討論，此人研究了一件石製死亡麵具，認為它非常像貝多芬。雷內·迪索教授加入了卡比丹反對格羅澤人團體的行列，他聲稱，洛斯沒有弄明白的東西是，這件特殊的格羅澤麵具像貝多芬，是因為弗朗丹一家曾仿製了貝多芬的死亡麵具，由於真的貝多芬已於1827年去世，因此，迪索爭論道，所有的格羅澤發現物都是贗品，恰是一種一概而論的結論，即製造被雕刻的骨頭和鹿角，它們奇怪地像所有被接受的博物館樣品。而這些樣品，曾得到像卡比丹那樣的考古學界被公認的領導人的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