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詳細闡述了讒佞之人對國家的危害: 首先，讒佞之人貪財謀利，竊取權勢，爭求一時的榮華富貴，不惜損害別人和國家利益，根本無心匡扶社稷；其次，他們隻會阿諛奉承，自己不具備輔佐國君的才能，卻嫉妒忠良賢能的人地位在自己之上；再次，讒佞之人拉幫結夥，相互勾結，無孔不入，遮蔽了國君的眼睛，堵塞了賢臣的嘴巴，使得上下難以通達；最後，讒佞之人隻會花言巧語，察言觀色，取悅國君，霸占權位卻不會做有助於國計民生的實事，使得有才能的人難以施展才華。管理者身居高位，眼觀耳聞所獲知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大部分信息都是經過部屬多次過濾的，往往偏離事實真相。可以說，管理者身邊的人，就是管理者本人的耳目喉舌。如果他們不能提供客觀、準確的信息，管理者就無法做出正確而有效的決策。即使一項決策英明而富有實效，但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由於讒佞小人的幹涉和攪亂，決策就會變形走樣，不可能取得預期成果。因此，管理者要使自己的工作富有成效，必須遠離讒佞之人。第一，自己隨時隨地堅持正道，不做損害別人利益的事情。第二，時刻保持一顆警惕的心，不要被花言巧語迷惑。
星期二用人之道
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卑賤。——《貞觀政要任賢第三》【譯文】不以求全責備來選用人才，不用自己的長處來要求他人，根據他人的才能任用，不因他人的地位卑賤而排斥。“任賢”即“任人唯賢”，唐太宗一再強調“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任賢主張。後來其開創的貞觀之治，首先得益於他任人唯賢的管理思想。任賢篇指出，人才是治國理政的關鍵。滿朝賢良，則能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奸人當道，則會敗壞朝政，禍害百姓。
如何選用人才，並不存在唯一的標準，但是，唐太宗用人之道的成功秘訣在於: 一是不求“全才”，隻求“專能”，既然人無完人，那麼，就不要以完美之人的標準來招賢納士。二是求別人之長，不以自己長處否定他人。三是任人唯賢，唯才是舉。曆史上任人唯賢首推曹操。建安十五年（210），曹操頒布《求賢令》，十九年（214）再次下令，二十二年（217）第三次頒布，這就是有名的“求才三令”。曹操的“唯才是舉”，反對兩漢以來奉行出身門第的傳統思想，對於其統一北方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唐太宗深諳曹操此舉的重要意義，經曆南北朝的門第製度，唐代以來尚存門第高低、出身貴賤之風。唐太宗此舉大大促進了唐朝下層寒士進入國家官僚集團，為整個唐代初期社會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充分重視人力資源對公司發展的作用，善於挖掘人才、培養人才。
星期三人有所短，用其所長
有學識，強諫諍，是其所長；愛生活，好經營，是其所短。今淩敬為人作碑文，教人讀《漢書》，因茲附托，回易求利，與臣等所說不同。陛下未用其長，惟見其短，以為臣等欺罔，實不敢心服。——《貞觀政要納諫第五》【譯文】有學問見識廣，敢於直言進諫，這是他的長處；喜愛生活享受，貪求謀財獲利，這是他的短處。現在淩敬為人寫碑文，教人讀《漢書》，用這個作為借口謀求財富利益。這和我們所說的不正相同嗎？陛下不任用他的長處，卻隻看到他的短處，以為臣子欺君罔上，我們臣子心中實在不服氣。貞觀十一年（637），有人告訴唐太宗，由魏徵等人舉薦的淩敬曾向人索取過財物。太宗就此指責魏徵等人推薦不稱職的官員。魏徵回答說:“我每次推薦的時候，總是既講被舉薦人的長處，也講他們的短處。
陛下您應該任用他的長處，不應該隻看到他的短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任何賢能的人才都不可能完美無缺，魏徵正是非常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才會在舉薦人才的時候，不搞一刀切。把被舉薦人的優點和缺點悉數告知，這樣便於皇帝任用，這是“人有所短，用其所長”的第一層意義。既然每個人都有不足，那麼，用人就沒有必要緊緊盯著他的短處，為何不能讓他充分施展長處而加以利用呢？魏徵對唐太宗的回複，表明了一個用人的立場: 如果從優點來看一個人，那麼，這個人就是完美的；如果從缺點來看一個人，那麼，這個人就永遠不會成為好人。所以，看人的角度不同，決定了這個人是人才還是平庸之輩。要根據每個人的特點加以任用，隻要能夠發揮這個人身上最大的優點和長處，就可以稱之為有一技之長的人才，而不必過於計較他身上是否存在其他的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