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知道了王國維從史學求真而求道的學術價值取向，才可以理解王國維在辛亥以後突兀性的學術轉向。許多人對於王國維的治學途徑的轉變感到極其不解，陳寅恪曾感喟道：“世之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於其平生之誌事，頗多不能解”。（注：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王國維遺書》第一冊。）其實，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侯外廬便指出王國維之治古史實別有他的理想和信仰。（注：侯外廬：《近世中國思想學說史》下冊，轉引自上揭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第47-48頁。）其後，葉嘉瑩進一步指出王國維之從事古史研究，“一般人往往都注意到他研究古史的成就，卻反而忽略了他研究古史的用心”。在葉看來，“其實靜安先生之拋棄了他前所熱愛的西方哲學與文學而轉向古史之研究，乃正是因為他有鑒於當時中國一意模仿西方之害，不欲更為推波助瀾之說，因而乃轉為古史之研究，欲從中為危機之國別得一可依賴之途徑，以矯正時弊的原故”。（注：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第46頁。）
我們可以用王國維自己的文章來作說明。王國維曾先後為羅振玉所辦的《國學叢刊》寫過兩篇序言，同時為羅振玉改寫過一篇序言。這幾篇寫作時間相隔不長的序言裏，其對中西文化的認識及研究態度明顯的不同。常為人所引用的那篇作於1911年，在這篇序言中，王提出“學無中西”，“學無古今”，“元所謂有用無用”，並說持相反觀點的人實是“不學之徒”。（注：王國維：《國學叢刊序》，《觀堂別集》卷四。）可是過了3年後，王國維又寫了“敘述學術變遷及興廢之事，語氣深切”的二篇序言。其一駁斥所謂“今之學者謂稽古之事今難於昔，又謂古學淘汰”的觀點。在“尤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近世學者所能道也”，“學者讀之，可以觀世變”的一序中，王國維一麵說中國學術之所以幾千年來“綿延不替，施於今日，保世滋大，責在後人”；一麵沉痛地說“自頃孟陬失紀，海水橫流，大道多歧，小雅盡廢，番番良士，劣免儒硎，莘莘學子，翻從城闕。或乃舍我熊掌，食彼馬肝，土苴百王，糠三古。閔文知其將落，宣聖謂之不祥，非無道盡之悲，彌天之懼。”（注：王國維：《東山雜記》，《盛京時報》1914年10月7日、9日。前一序，據羅繼祖說是羅氏所撰，王氏隻改動了數字，見甘孺著《永豐鄉人行年錄》，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年。後一序收入《觀堂集林》卷二十三。）這種心態，恐怕是王國維從事於古史研究的一個極大動因，亦是其思想支柱。在這裏，王國維明顯地認為中國的存亡與中國學術文化的興廢相聯係，其從事中國古代文化研究的目的在於使中國傳統學術不墜於世。
辛亥革命以後，王國維對中西文化的認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王國維看來，中國近世的動亂與衰敗在於輸入西方的學說。中國自三代至近世，道出於一。自從與西方通商以後，西學西政之書輸入中國，“於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乃出於二”。等到光緒中葉以後，中國的政治學術幾乎全為新說所統一，其原因亦在於國人以為西方國家富強，在於西政。可是當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其本身“諸強國情見勢絀，道德墮落，本業衰微，貨幣低降，工資爭鬥日烈，危險之思想日多”，中國自光緒以後十多年“紀綱掃地，爭奪頻繁，財政日蹙，國人不國者”，其因亦大半在於西方思想文化。（注：王國維：《論政學異同疏》，見錢基博著《中國現代文學史》，嶽麓書社，1984年，第31l頁。）
在其留下的一份手稿中，王國維剖析了西方文化的內在危機，告誡國人不要盲從西方文化。他說：
世人毋羨歐美文化也。歐美文化不十年將劃滅以盡乎，且見歐美數萬裏之大陸，將空無居人，而其名都世鎮將為埃及之世塔，羅馬之城，並無人憑事於其下也。不寧惟是，凡以歐美之文化，或己之文化力不足敵歐美之文化者，亦將隨之俱盡也。
若此者，非天地災變之若，非疫鬁之為，亦非他人種侵略屠戮之為，而實歐美文化之所自為也。歐美文化，貪婪之文化也，奢汰之文化也，偏狹之文化也，彼挾其無藝之欲，濟以奇技淫巧，以兼並非於內，而侵略於外。侵略之禍未盡見，而兼並之禍已發機內矣。此內發之禍，足以滅其文化而有餘。故曰歐美文化之滅亡，其文化所自為也。
聖彼得，墨斯秋之都，則既墟矣；日耳曼匈牙利之民，則既蠢矣；倫敦巴黎華盛頓紐約之爆裂其無日矣；世界最後之日，其將近矣。吾下暇為歐美文化悲，吾不能不為歆羨歐美文化者悲，抑且自悲也。
歐美而亡，歐美之文化使然也，中國而隨歐美以俱亡，非中國文化使然，［而］乃舍其文化而學他人之文化使然也。方歐美之強，中國惟其文化之是學。比其文化之破壞，中國且將學歐美人之破壞文化，以自破壞其文化。詩雲：“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又雲：“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餘深悲夫淪胥之為禍也，不能不為我國人與我世界之人類垂涕道也。
世慎勿以餘為先知也，餘知之既已遲，而言尤恨其不蚤也；慎勿以餘為妖言，使天下警於此妖言，而思所以自救之道，雖坐餘以妖言之律，餘之為幸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