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潤架設起了中國人對一個群體認知的一座獨特橋梁，甚至是世界對中國這個年輕群體的認知橋梁。一個普通的外國年輕人能夠對一個古老的國度產生這麼大的影響，從斯諾之後還很少見。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史，必然應該有“胡潤”的一頁。
很榮幸，由於工作的便利，我本人大概是最早認識胡潤的大陸媒體人之一。還是在2000年秋天，胡潤到《中國企業家》雜誌社，向我們介紹他的富豪榜。那個時候，他的中文還不怎麼好，我們的談話還需要人翻譯。第一次聽到他的想法，我的反應和現在幾乎沒有什麼兩樣：首先，中國人不喜歡露富也不喜歡富人，做企業的人本來就艱難，富豪排行對他們不是什麼好事，對中國社會進步恐怕也沒什麼好處；其次，中國企業家的財富主要體現為生產資料，企業財富和個人財富很難分清，資料獲得也非常困難，怕不準確（我記得他曾把楊瀾排得很靠前，大家都覺得好笑）；最後的態度是，作為一家本土企業雜誌，我們不願意也沒辦法參與或合作一個富豪榜的打造。
2000年12月出版的一期《中國企業家》是首家發布該榜的雜誌媒體，足足用了14頁來刊登並解讀這份50人名單。那期雜誌上，我還寫了篇卷首文章《鄉親們的眼神不對了》，在推薦“胡潤富豪榜”的同時，分析中國富人與其他轉型國家“攫財大亨”的不同，擔憂如果轉型中的中國社會不能盡快形成一種積極健康的財富觀，現有中國的這些財富形態可能“異化”。在文中，我真誠期待在鄉親們的眼神裏，中國富人的麵孔能慢慢地“好”起來。
幾年後，我在《中國企業家》雜誌上第二次寫到胡潤和他的富豪榜——《一段眼花繚亂的財路》，感慨楊斌、仰融等新富豪的戲劇性命運。那幾年，企業界正處於劇烈變革時期。那幾年上榜的新星，幾乎都成了輿論和法律的焦點。當然，更多的上榜者保持住了自己和財富的尊嚴。
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2008年，我本人離開服務了10年的《中國企業家》雜誌，開始創辦一本新的雜誌《創業家》。學習胡潤，我也編出了一套觀察中國經濟體係的“三創指數”，這其實也是我創辦《創業家》雜誌的動因：
一、中國人每年成為創業者的數量。中國人在過去30裏已逐次成為勞動者、消費者、投資者，但隻有一定數量的中國人有機會有勇氣成為創業者，這個經濟體才是有活力、可持續的。創業者人口比例的下降，是一個社會走向停滯的最明顯標誌。這是“創業指數”。
二、每台電視機（或PC、手機）的中國附加值。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但這個工廠自己創造的附加值小得可憐。中國產量越大的產品，附加值往往越低。提高附加值的唯一出路，是創新。過去30年創業的企業，今天都麵臨這個考驗。這是“創新指數”。
三、“胡潤富豪”的落馬比例。假如地產、壟斷行業等權力致富高含量行業依然是創富最多的領域，中國的企業家就無法擺脫原罪噩夢，企業和社會的緊張關係就無法根本緩解。期望看到更多白手起家、清白創業的人，能夠登上富豪榜，富豪榜由此變成創新榜、陽光榜。這是“創富指數”。
這三個指標，相互關聯：隻有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參與到創業大潮中來，由以前的勞動者、消費者、投資者變成創業者，大眾才能理解和尊重那些成功的創富者，創富者才不再生活在莫名的不安全感之中，社會才會真正和諧；隻有當開始創業的人，更多地是用創新技術和商業模式創造財富，而不再是靠關係靠地產靠模仿登上富豪榜，財富才不再那麼引起爭議和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