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覺得不可理解，為什麼幾乎每一個有寫作能力的人都能在痛苦中將痛苦客觀化。比如說我在苦惱中（其時苦惱也許仍在腦袋裏火燒火燎）竟能坐下來並書麵告訴人家：我是苦惱的。是的，我還能更進一步，根據自己似乎與這苦惱完全無聯係的才能選擇各種華麗的辭藻，簡單地或反思地或奏響所有聯想的管弦樂器讓思路馳騁。而這樣的表達絕非謊言，它平息不了痛苦，它隻不過是力量的殘餘，是痛苦將我的一切力量挖出來並顯然消耗得幹幹淨淨之時，出於仁慈而留下來的一點兒力量。那麼這殘餘的是什麼呢？
“……
“在和平中你寸步難行，在戰爭中你流盡鮮血。”
這種痛苦的思索沒有停止過，特別在他完全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已經被肺結核完全主宰的時候。他在1917年9月30日的日記中談到了對肺結核的深切感受。
“現在事情突然顯示出：失血太多了。……在內心深處，我並不相信這病是肺結核，至少，在基本上說來它不是肺結核，而寧可說是我送崩潰的跡象。我原以為鬥爭會持續長一些，可它不能了。血並非咯自我的肺，而是咯自鬥爭的一方所導致的一道致命暗傷。……
“請不要問我為什麼要築起一道防線。別這樣讓我出醜。……我的所謂肺結核啊……是一件武器，最先使用過的無數其他武器（從‘生理上的無能’到我的‘工作’再到‘我的吝嗇小氣’）相比，它似乎更加方便，更突現根本的東西。
“現在，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這個秘密此時連我自己都不大相信（雖然那遠方的黑暗可能會讓我不在懷疑，那黑暗正降臨我身上，伴隨著我想要工作和思想的每一個願望都降落在我身上），但它會變成現實：我好不了啦。原因很簡單，那不是肺結核……而是一種武器，隻要我還活著，它就會繼續表現為壓倒一切的必然性。但它和我都將死去。”
從這些日記和他寫給最了解他的女人密倫娜的書信中，我們看出，一方麵卡夫卡心智上的某些成熟，他當然能對自己的肉體、精神和靈魂進行分析，另一方麵，他在生活上的表現，實在讓人困惑，既不像小孩子，也沒有女性那種愛美情結或對生活中的事情表現出一驚一乍的性情，可他卻是個恐懼一切的人，即使一根頭發絲掉了，頭上有了頭皮屑，身體不適，患了感冒，衣服的顏色或樣式，家人的某個眼神或某句話，等等，都會讓他耿耿於懷，浮想聯翩，長時間惴惴不安，神經繃得很緊，甚至有時會接近崩潰。既然生理上的這些小“東西”都會造成他一輩子都不得安寧，想一想，肺結核會給他造成怎樣的打擊和折磨。也許，物極必反，置之死地而後生，真的可以在某種人生命經驗中得到呈現，卡夫卡也渴望能在要他命的肺結核的陰影中拚死一搏，以自我的力量拯救自己，來一次真正的，徹底的，完美的自我救贖。他嚐試著這樣做，渴望取得勝利，因為他畢竟是個男人，他沒有理由就這麼輕易地敗倒在肺結核細菌的圍攻之中。
就在這年的聖誕節之後，卡夫卡第二次解除了與菲莉斯的婚約。在1918年新年伊始，除了繼續養病外，他還希望提前退休，但沒有獲得準允。在這段時間裏，他不僅繼續閱讀大量優秀作家的作品，而且繼續深入研究與他遭遇極為相似的丹麥哲學家，作家，神學家，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克爾愷郭爾，在1913年8月21日的日記中，他提到了克爾愷郭爾：
“今天的到了克爾愷郭爾的《法官手冊》一書。不出所料，他的情況與我盡管有重要的區別，但十分相似，至少他與我都處於世界同一邊，他像一個朋友那樣與我心心相印。”
除了與克爾愷郭爾進行心靈的對話之外，卡夫卡還開始寫作《審判》和構思《城堡》這兩部長篇小說。更為重要的是，他開始真正關注猶太教和猶太人的命運，並著手學習希伯來文，並計劃移居猶太人的祖地——巴勒斯坦。也就是說，在楚勞生活的這大半年時間裏，他的生活有了一點起色，身體看起來有好轉的跡象。他沒有上療養院養病，而是采取的自然療法。但到了10月14日這天，他的病情突然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他感到呼吸艱難，不斷地幹咳嗽，並伴隨著40°的高燒。這是一場始料未及的流行感冒，並引發了急性雙側肺炎。這一次病變，使卡夫卡不得不臥床休息了二十多天。11月，他又回到公司上班。毫無疑問，在“存在性不安”中掙紮的卡夫卡一直無法放棄他的職業，有了工作的感覺，或許多多少少能夠減輕一些來自內心的惶恐和憂鬱，不管這個時候他的身體條件是否允許，他都渴望繼續工作，並始終渴望長時間擁有工作的快樂和權利，或許他業已意識到他在世的時日不多了，隻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好好地工作，借以證明自己作為一個人應有的價值，肯定自己工作的意義。而此刻，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奧-匈帝國宣布解體，分裂為奧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個國家。但戰爭的結束和他所供職的公司名稱的改變並沒有改變卡夫卡的一切，也沒有讓他的病情好轉，相反，在他返回公司上班後沒多久，疾病又一次找上門來，他又開始急劇地咳嗽、發燒和呼吸艱難，工作是難以在維係下去了。於是，他去了小城什累申療養，並且是由母親陪著去的。就是在什累申，卡夫卡認識了尤麗葉，開始了他又一輪的愛情經曆。此時，日曆表已經翻到了1919年，也就是在這年的3月，卡夫卡拖著病重的身軀，在布拉格與尤麗葉訂婚了。但他要求與後者結婚的要求被父親斷然否決，他身心再遭重創，沒多久，這樁婚約就告吹了。就在這年的10月，他的短篇小說集《鄉村醫生》和《在流刑營》出版了，但當他將作品準備送給父親的時候，同以往一樣，他這次照樣遭到了父親的冷遇。自己辛辛苦苦創作出來的作品一直遭到父親的輕視，是卡夫卡最為傷心的事，他經常向朋友，尤其是向女友談到父親對他作品出版的態度，看得出來，他對此始終無法釋懷。11月，他與好友勃羅德一起去了什累申，就是在那裏，他寫了那封長信《致父親》。後來不久，他結識了密倫娜。
卡夫卡繼續恐懼著人生，病情也繼續在惡化，他也繼續拚著力氣創作。但到了1920年12月，他因為身體的嚴重不適而不得不到瑪特利亞裏肺病療養院，正式接受治療，而之前，他卻有意無意地拒絕這種治療加療養的方法。盡管病情並沒有好轉，但卡夫卡至少可以靜心療養一段時間。在1921年5月底、6月初給好友勃羅德的信中，他提到了在瑪特利亞裏的療養生活。
“……我在這裏度過的是一種一定程度上堪稱世外生活的日子，它本身並不比別的類型的生活差，沒有理由為之抱怨；但如果世界像盜墓人那樣把腦袋探入這世外生活，衝著裏麵大喊大叫，如果我失去了自製力，我就真的會一頭撞在曆來隻是虛掩著的通往瘋狂的門上。隻需一件小事即可將我引入這種狀態，比如在我的陽台下麵，有個年輕的不太虔誠的匈牙利猶太人臥在躺椅上，臉向著我，四肢舒展，一隻手遮在頭上，另一隻手深深插在褲子門襟裏，一整天快樂地哼著教堂歌曲，這就足夠了。（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啊！）有一丁點這類事情就夠了，而其他事情會迅猛地跟著湧來。我躺在我的陽台上猶如躺在一個鼓裏，人們在上麵和下麵，從四麵八方擊打著它，我再也不相信地球表麵上還有平靜的所在，我醒不了，睡不著，即使偶然有一次出現安寧，我也照樣睡不著，因為我的精神已被摧毀。我也不能寫作，而你責備我，但我甚至都不能閱讀了。可我在三天前（通過醫生的指點）找到一片美麗的、離此不太遠的林中草地，它實際上是一座夾在兩條小溪中的島嶼，那裏是安靜的，在那裏度過三個下午後（上午那裏當然是被士兵們占領著的）我的健康大大恢複，以致我今天甚至能夠小睡一會兒；今天我通過給你寫這封信對此表示慶祝。”（見《卡夫卡集》《致馬克斯·勃羅德》 第450-451頁 上海遠東出版社）
在瑪特利亞裏療養院，對很多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思考。在給勃羅德的信中，他也提到了這些思考：
“相當長時間以前我讀過克勞斯的《文學》……我覺得它特別切中要害，箭箭直射人的心靈深處。在這個德語猶太文學的小天地中他確實占有統治地位，或說得更準確些，他所代表的原則占統治地位……這本書中哪些是幽默成分（當然那是些出色的幽默），哪些是值得憐憫的、可憐的成分，再就是哪些是真實，那裏至少有著像我的正在寫的手一樣的真實，並且有著如此清晰，如此令人懼怕的本人的肉體的質感……但猶太人卻為何不可抗拒地被吸引到那個方向去呢？德語文學早在猶太人獲得自由之前便已存在，而且十分光輝燦爛，依我看，它一般首先不遜於今日之豐富多彩，許業今日甚至是失去了許多過去的豐富性。而這二者與猶太屬性間存在著聯係，與年輕一代猶太人同其猶太屬性的關係之間存在著聯係，與這一代人可怕的內心之間存在著聯係，這一點克勞斯認識得尤其清楚，或說得更正確些：以他來衡量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