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像時間長河裏的一個匆匆過客，上演完一場戲，抽身而返。戲演得怎樣，演戲的人知道，看戲的人也知道。對於林徽因，她演了一出了不起的好戲，在那最後的舞台上，她仍然放出與她虛弱身體不相稱的閃亮的光。
進入２０世紀５０年代，生命中的每一次榮耀都伴隨著健康的進一步惡化。曆史此後這樣總結這個女子最後的工作，生命記載了她最後的三次拚搏：
第一次是參與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她是梁思成、莫宗江、朱暢中、汪國瑜、高莊等同誌組成的清華國徽設計小組中惟一的女性。繪圖、試做、討論、修改都在病中完成，定稿圖案下的說明詞中，林徽因寫下了“國徽的內容為國旗、天安門、齒輪和麥稻穗，象征中國人民自‘五四’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的誕生”一行字。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３日，全國政協一屆二次大會召開並在毛主席提議下全體起立鼓掌通過梁、林主持設計的國徽圖案時，她已經病弱得幾乎不能從座椅上站起來。
第二次是搶救景泰藍。這個代表中國藝術最高成就的國寶工藝就是在她的帶領下，發現、發掘、設計、製作才在新中國不致失傳而發展壯大的，她帶學生，跑工廠作坊，誰能相信這時的她已是肺部布滿空洞、腎切除一側、結核菌已到腸道而一天隻吃二兩飯隻睡四五個小時覺的人呢。１９５３年完成了景泰藍搶救工作以後，林徽因的身體又一次垮了下來，她生命的熱能仿佛徹底耗盡了。每到寒冬，她的病情就愈加嚴重，藥物已不能奏效，隻能保持居室的溫度。即使是一場感冒，對林徽因也是致命的。每到秋天，梁思成就要用牛皮紙把林徽因居室的牆壁和天花板全都糊起來，幾個火爐也早早地點上。
１９５３年５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不因政治因素而毀於一旦，林徽因的丈夫，我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於吳晗的言論，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其後不久，在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會上，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麵對麵的衝突。
同濟大學教授陳從周回憶道：“她（指林徽因）指著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雖然那時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牌樓今日早已隨著文化浩劫一同煙消雲散，但林徽因當日的金剛怒吼，必將永遠環繞在每一名具有良知血性的中國學者心頭。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中國建築學會成立，梁思成被推舉為副理事長，林徽因被選為理事。他們二人還兼任了建築研究委員會委員。１９５３年，林徽因出席第二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遇到蕭乾。蕭乾坐到林徽因身邊，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聲“小姐”。林徽因感傷他說：“哎呀，還小姐呢，都老成什麼樣子了。”蕭乾安慰說：“精神不老，就永遠不會老。”
同年１２月，林徽因和梁思成請了學生來慶祝他們的銀婚紀念。事後，林徽因因天氣寒冷先進臥室休息，梁思成感慨地與學生們提到林徽因近年疾病纏身，憔悴了許多，但她心靈卻仍舊那麼溫暖，充滿創作的生命力，仍不停地用心工作，對生活充滿熱愛。
第三次拚搏是參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工作，主要承擔紀念碑須彌座裝飾浮雕設計，這也是她生命最後的英雄樂章。從總平麵規劃到裝飾圖案紋樣，她一張一張認真推敲，反複研究。每繪一個圖樣，都要逐級放大，從小比例尺全圖直到大樣，並在每個圖上繪出人形，保證正確的尺度。在設計風格上，林徽因主張以唐代風格作藍本，選出許多資料，跟助手逐一分析，詳細講解，掌握基本特點。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刻，她親自為碑座和碑身設計了全套的飾紋，特別是底座上的一係列花圈。在全心投入工作的時候，她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一個病人。１９５４年秋，她的病情急劇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