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認為，對於日本出版行業，印刷行業在經曆了漫長的等閑視之、隔岸觀火、猶豫徘徊之後，終於進入了“該出手時就出手”的階段。
“有雷聲沒雨點”
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經過電子化、網絡化和數字化洗禮的日本印刷行業開始崛起。而與之有著天然聯係的出版行業，卻從1997年開始，逐步陷入了長期不景氣的泥潭。2000年以後，就不斷有媒體提起印刷行業兼並重組出版行業的問題。2005年前後，媒體的議論達到了高潮。
這一年，大日本印刷（公司）年銷售收入1.6萬億日元，凸版印刷（公司）年銷售收入1.6萬億日元，共同印刷（公司）年銷售收入1.3萬億日元。這三家印刷公司的銷售收入加在一起是4.5萬億日元。從理論上講，這三家印刷公司聯合起來可以收購6個東販或6個日販，30個講談社或30個小學館，45個丸善書店或45個紀伊國屋書店，並且幾乎可以收購兩個日本出版行業。為什麼印刷行業沒有在關鍵時刻進軍出版行業呢？
據有關專家分析，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日本的出版社大都是私營企業，“出版領域山頭林立”，“出版過於自由”，政府的行政指令往往不起作用。日本經濟不景氣，當年的小泉政府讓各行各業多繳稅，對出版行業也提出了繳納“門臉稅”（有辦公住址並掛牌經營的出版社擬上繳的標誌稅）的方案，頓時激怒了出版界。在此之前，日本的另一位出版專家佐野真一寫了一本名叫《是誰扼殺了圖書？》的專著，在這本書裏一籌莫展的出版界聯係現實，認為“扼殺”圖書的是小泉純一郎。這時“印刷大鱷”們不得不想，還沒有把“出版小魚”吞下去，自身會不會先被出版人的口水淹沒？二是日本的出版社大都是家族企業，現代市場運行規則在血緣關係、等級觀念麵前往往碰壁。例如，講談社、小學館的年銷售收入約為1500億日元，日販、東販的年銷售收入約為7000億日元，從市場經濟角度看，誰占有份額大，誰就是龍頭老大。可日本出版行業不是這樣，講的是論資排輩。從輩分上講，講談社、小學館是“長輩”，日販、東販是“晚輩”，所以，再牛氣的“晚輩”也得看“長輩”的眼色行事。從企業性質來講，無論講談社、小學館，還是日販、東販，都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株式會社”。在這種狀態下，“印刷大鱷”縱然張開血盆大口，對著既現代又“封建”的出版行業該從哪裏開吃呢？三是再銷售製度的存在。所謂再銷售製度，就是定價銷售製度或固定價格銷售製度。二戰以來，日本政府為了便於國民獲取知識，以法律的形式規定出版物為不參與市場競爭的商品之一。為了維持出版物的這種壟斷性，就必須依賴再銷售製度。不可否認，從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中前期，作為“經濟杠杆”，再銷售製度維係了日本出版行業近半個世紀的繁榮。從1997年至今，作為“救命稻草”，再銷售製度在十幾年當中不斷扮演緩解日本出版行業頹勢的角色。隨著時間的推移、時代的變遷，再銷售製度本身的弊端一再顯現，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幾次要廢除再銷售製度，但迫於日本出版界和日本國民的壓力，每次的結果都是不得不認可繼續“暫時”保留再銷售製度。再銷售製度實質上把出版行業限製為“保本微利”行業，這對在印刷價格上升降自主的“印刷大鱷”也是難以逾越的障礙。
“雷聲大雨點小”
在印刷行業“默不作聲”的過程中，出版行業還是有一些兼並重組的“小動作”。
1998年，日本頭號報社讀賣新聞社購買了中央公論社，以“中央公論新社”重新開始。1999年，法國最大的出版集團阿歇特，兼並了日本的婦女畫報社，改名“阿歇特婦女畫報社”。從此之後一直到2008年以前，出版行業可以說是“倒閉關張”熱鬧，“兼並重組”冷清。
2008年，以新風舍（出版社）、草思社的倒閉為契機，出版行業才又重新出現兼並重組的跡象。這一年，屬於自費出版社中的大牌社文藝社，發表聲明，表示願意接受在新風舍（出版社）沒有實現出版願望的作者的書稿。至於如何出版這些書稿，文藝社沒有明說，但“危急時刻拉兄弟一把”的姿態，卻也使出版同行不得不佩服。不僅如此，而且文藝社還決定支援草思社，這就更讓出版界感到吃驚。草思社因此成了“被支援出版社”的典型案例。最終結果是草思社進入文藝社的旗下，文藝社派人入主草思社，以“新草思社”的形式開展出版活動。當時，日本大眾媒體認為，文藝社的舉動是近10年日本出版社之間兼並重組的先聲。今後，出版社之間兼並重組的情形將越來越多。2008年，文藝社出版的由作者自費出版的《B型人說明書》，位居當年暢銷書排行榜前列，可以說創了紀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日本自費出版社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