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專門之學甚少，古來官製、田賦、冠服、地理之類，皆無精詳可據之書，此等必時時考究得原原本本，確有條貫方好。不然，隨便著作，有何關係。
巨鹿、昆陽，皆以少勝眾。項羽一戰而驕，諸侯膝行而前，氣焰太露；光武一味收斂，伯升為更始所殺，夜間淚濕枕席，平居卻不露聲色，便是成事氣量。（《李榕村集》）
作史全要簡潔，《蜀誌》後主二年終歲止八字，曰：“勸農殖穀，閉關息民。”隻此的是良史才。（《李榕村集》）
場言某門人陳大章最熟《通鑒》，檢得其中疏誤處，便作一篇文字辨駁之。聞其師謂之曰：“不消如此，隻注其下雲應作如何足矣。宇宙間幾部大書，譬如祖父遺訓，萬一偶誤，隻好說我當日記得是如此，若侃侃辨證，便非立言之體。”元生曰：“正是如此。今人讀程朱書，於其道理精純處，毫不理會，至於地名、人名、製度，偶然疏舛，便當作天來大事，狂呼大叫，累幅不休。雖說得是，亦令人厭。所謂‘辭有體要’也。”（《李榕村集》）
為申飭學校事。本部院奉命督學、考試畿南一道，行已告竣。見其俗尚樸厚，士子行文可觀者，所在不乏，未嚐不心為慰喜。然風土差殊，或有師友淵源之異，或有師生學勤惰之別，以故諸生童佻達城闕者多，楛桎窮年者少。平日學植既落，臨事剽竊應文，根株淺薄，詞采幹枯，謬體相沿，理法不講。自諸生甚者一縣無可充優等，而新進童子不能及，皆由師儒玩姑息，不修厥事之過也。今朝重爾教職之選，分別流品，一以舉貢代匱，廟堂責成之意，宜各念知。其自今顧名自愛，大變因循積弊，相與立為教學規條，月考歲計，至本部院科試程士之日，蒸蒸一變。是則金口木舌弗懈之效也。凡讀書作文，須有根底，今士子徒誦幾篇坊刻時文，又不能辨其美惡高下，但以選者之丹黃為趨舍，浮詞填胸，千裏一軌，遇題目相近，剽剝不讓，公然相襲，不複知有剿說雷同之禁也。間或理致及典實題樣與所習相左，則荒疏杜撰，無一語中肯綮者。何則？理致精微，非平日體認真切，熟於諸儒講說源流，敷辭安能動洽理趣？若典實題則或係禮樂、名物、井田、學校、製度之屬，或稱引唐虞、夏、殷、周帝王賢聖德美功業之類，非略覽《易》、《詩》、《書》、《春秋》諸經，曉其故實事跡，但就時文中搜摘應副，甫脫口而謬戾不可勝言矣。今將責士子淹該經史，驟未易至；若沉潛經書，使先儒理解融會通貫，自是諸生分內事；至於他經即不能盡究其全，固當略涉其趣，隨其天資分量，左右采獲，積累既多，造意措詞，亦自略有本原，而坐進淹茂矣。（《榕村別集》）
餘姚黃宗羲曰：“士之不學，由專工於時藝也；時藝之不工，由專讀於時文也。故嘉隆以前之士子，皆根柢經史，時文號為最盛，固未嚐以之流行坊社間也。萬曆丁醜馮具區集籍中名士文，彙刻二百餘篇，名《藝海元珠》；至癸未，具區為房考，刻書《一房得士錄》，此京刻之始也。然壬辰尚缺三房，乙未缺一房，至戊戍而十八房始備。婁江王房仲《閱藝隨錄》，此選家之始也。辛醜遂有數家。自是以後，時文充塞宇宙，經史之學，折而盡入於時學矣。”（《明文英華》）
楊子常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鉤元錄》始；旁有批點，自王房仲（士）選程墨始。至乙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賈人，市買以去，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貴。此之為學問，此之謂士人？而他書一切不觀。昔邱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去宋元未遠，已謂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先後、字書偏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讀，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嗟乎！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昔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說學，而卜周之衰。餘少時見有一二好學者，欲旁通經史而涉古書，則父師交相譙嗬，以為坎軻不利之人。豈非所謂患失而惑者與？若乃國之盛衰、時之治亂，則亦可知也已。”（《明文英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