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一詞，大家都不陌生。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能說清楚究竟：“什麼是外交”，但一般說來大家都知道：外交即是同外國打交道。不過漢語“外交”一詞的原義卻不是今天我們心目中的外交。古語說：“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這裏的“外交”一詞是指“人臣私見諸侯”。就是說，效忠於一個國君的臣子不應當同別國的君主私下交往，否則就可能被認為是有二心，不忠。司馬遷寫的《史記？鄧通傳》中說，鄧通“不好外交”。這裏的“外交”一詞不是說這位鄧通不喜歡同外人交際或外出交際。所以，“外交”一詞的古義同今天截然不同。既然如此，難道作為文明古國的中國在古時候就沒有外交嗎？當然不是。稍有曆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古代中國曾經多次經曆過“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反複過程。公元前11世紀建立的周王朝是個統一的奴隸製國家。周王自稱“天子”，同時不斷分封諸侯。各個諸侯事實上是“國中之國”。在公元前8世紀以前，諸侯還能聽命於周天子（史稱西周），到了周平王以後的500年中，周天子名存實亡，出現了各諸侯國相繼爭霸稱雄的春秋和戰國時代（史稱東周）。這500多年的曆史既是一部豐富的中國古代戰爭史，又是一部生動的中國古代外交史。戰國時代，燕、趙、韓、魏、齊、楚和秦七國爭雄。秦國發展為最強的“超級大國”。一個叫蘇秦的謀士，遊說較弱的六國“合縱”抗秦，他一個人佩了六國的相印。後來，一個叫張儀的謀士被秦惠王用為相。他以“連橫”的對策遊說六國，使六國放棄“合縱”，討好秦國。“合縱”是指弱國聯合起來共同抗擊強國，而“連橫”指的是弱國依附於強國，同它一起去打別的弱國。蘇秦和張儀通過“遊說”以達到“合縱”或“連橫”的目的，這就是通過外交活動來實現某種外交政策。蘇秦和張儀後來被稱為“遊說家”，也被稱為“縱橫家”，這就是古代中國對“外交家”的兩種稱謂了。
到公元2世紀的漢朝末年，中國又分為魏、吳和蜀漢三國。蜀漢的諸葛亮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和軍事家，也是一位傑的外交家。《三國演義》對他的外交活動有非常生動的描述。赤壁之戰前夕，諸葛亮作為劉備的“特使”，隻身來到東吳，先是“舌戰群儒”，然後又同孫權和周瑜進行“個別會談”，說服東吳聯合劉備抗擊曹操。赤壁一戰曹操大敗，為以後形成三國鼎立之勢奠定基礎。後來周瑜因失荊州“氣死”，諸葛亮再次隻身來到東吳“吊孝”，對東吳君臣曉之以義，動之以情，說服他們不要因周瑜的死對劉備進行“報複”，給曹操以可乘之機。諸葛亮兩次出使東吳，前一次是以外交“化玉帛為幹戈”（打消和議，決心抗戰），後一次是以外交“化幹戈為玉帛”（平息敵意，重修舊好），都是以外交活動達到某種戰略目的的生動事例。以上舉的是古代中國分裂成好幾個國家，中國本身自成一個世界，發生在這些國家之間的外交。當古代中國處在某個王朝一統天下的時期有沒有外交呢？同樣有。這主要表現在這些王朝同周圍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家之間的關係，比如漢王朝同匈奴，唐王朝同吐蕃（在今青藏高原），宋王朝同西夏、遼和金之間的關係都是。公元前1世紀，漢朝派蘇武出使匈奴，被拘在北海（今西伯利亞貝加爾湖附近）牧羊達19年之久，“蘇武牧羊”因而成為家喻戶曉的故事。《漢書？蘇武傳》說他“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犛盡落”。這是說蘇武被拘牧羊，但漢王朝授予他作為代表漢王朝憑證的“節”——用犛牛尾作飾的杖，卻始終不離身，以致犛牛尾上的毛都脫落了。這表現了蘇武不屈服於壓力的忠貞。今天我們說外交人員有民族“氣節”，這“節”就來源於古代的節。漢元帝時的“昭君和番”是又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用聯姻的方式來改善兩國之間的關係是古代常采用的一種特殊的外交形式和手段，所以也叫“和親”。漢朝的王昭君，唐朝的文成公主等，完全可以稱為在特殊情況下的“女外交家”，“女和平使者”。關羽是大家熟悉的三國英雄人物，可惜他過於剛愎（音bì，倔強）自用，不僅拒絕孫權求關羽將女兒許給孫權之子為妻的“求親”行動，還辱罵說：“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從而結怨於孫權，違背了諸葛亮“東聯孫權，北拒曹操”的戰略決策。最後，關羽遭孫、曹兩家夾擊，敗走麥城，丟了荊州，自己被殺，也使蜀漢遭到無法彌被的損失。關羽是一個不懂政治和外交而遭致失敗的典型人物。在曆史的發展過程中，上麵提到的一些少數民族已同漢族一起溶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之中。這種外交事例仍然是發生在中國範圍之內的外交，而西漢張騫的通西城，明初鄭和的下西洋，就是中國古代外交超出中國疆域之外，具有曆史和世界意義的突出創舉了。他們是功垂千秋的外交家。
早在春秋時代，由於外交活動的頻繁，已形成中國古代外交的一些準則，如禮、信、敬和義，也形成當時從事外交活動的各級官員的等級，如相——相當於今天的總理兼外交部長；使——相當今天的特使；介——使之下對外傳達信息的人；從者——最低級的使者，相當於今天的隨員。總之，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外交，隻是古時不叫“外交”，而叫“外事”。三國時東吳的孫策臨終前囑咐繼承他為東吳主的孫權說：“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內事和外事，指的就是內政和對外關係。“外事”直到今天仍是基本保持原義的常用詞。後來外交也稱“外務”，清朝末年就專設“外務部”，即相當於外交部。
總之，外交不隻是現代或近代才有，而是古已有之。中國古代外交有著悠久的傳統，可以舉出無數傑出的外交家，總結出一整套古代外交的目的、原則、戰略、策略、藝術、技巧、手段和形式的經驗，它的內容應是非常豐富的，值得我們引以自豪。上麵以古代中國為例說明自古以來就有外交。這一論斷同樣可以從其他文明古國，如印度、古埃及、希臘和古羅馬的曆史中得到證明。古代的印度境內，小邦林立，互相之間就有外交活動。波斯、腓尼基和猶太人又曾多次入侵印度，也發生外交性質的關係。古代印度的一部叫摩奴的法典指出，外交的藝術就在於防止戰爭和鞏固和平，而這又取決於使節。所以對使節的要求很高，他們應當是德高望重、儀重堂堂、有魄力、善辭令、忠於職守、為人正直、老練而善於周旋、有良好的記憶力、有隨機應變能力的人。古埃及在很古老的年代就曾派使節到紅海南岸，同那裏的國家談判建立關係。據考古發現，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埃及國王稱法老）在公元前1296年就同外國簽訂軍事同盟條約。古希臘的外交有更詳盡的記載。公元前600年前後，古希臘地區形成了約200個以城市為中心的城邦國家。這些國家之間外交活動頻繁，逐漸形成為這些城邦國家所公認的外交原則，如通過仲裁解決爭端；不經宣戰不得開戰；使者不可侵犯；戰俘可以交換或贖回等等。公元前499—449年，希臘和波斯發生戰爭，隨後在公元前431—404年又發生希臘內部分別以最大的城邦國家雅典和斯巴達為首的兩個集團之間的戰爭，這兩場戰爭推動了古希臘外交的發展。各個城邦經常向外派遣使節和接待別國的使節。使節要求能言善辯，聲音宏亮，學識淵博，具有說服對方的能力。所以，希臘古代的外交家也稱“演說家”，這同中國古代“遊說家”或“縱橫家”的稱謂很相似。這些使節需持有由君主（或由元老院）簽發的證明其身份和擁有全權的證書，這種證書用羅馬字母表達的希臘語是“dipoma”（這也成為一個英語詞，意思就是證書、文憑）。
後來大多歐洲國家語言中的“外交”一詞就來源於這個希臘詞，如英語的“diplomacy”。這說明古希臘的外交是從君主派出持有證書的使節開始的。這同古代中國的使節“持節出使”也幾乎是一樣的。古羅馬也是從公元前開始就有外交。由於羅馬帝國是通過征服許多國家建立起來的，怎樣處理好帝國疆域內不同民族之間的關係，顯得非常重要，因而產生了《萬民法》，成為規定外國人同羅馬公民關係的成套法律體係。《萬民法》對後來的法學和國際法的發展起了萌芽的作用。綜上所述，無論中、外，自古以來就有外交。但是，外交是文明的產物，而人類的文明社會是從人分化成最早的階級，即分化為奴隸和奴隸主階級，進而建立由奴隸主階級統治的奴隸製國家開始的。所以，真正的外交也就是從出現國家並發生國家之間的關係之時起開始的。中國、印度、古埃及、希臘和古羅馬的古代交史都表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