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科技園區發展機遇與挑戰
(一）中關村科技園區發展環境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盡管經濟競爭已經取代軍備競賽成為國際競爭新的焦點，但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勢力依然存在，意識形態衝突和局部地區軍事衝突仍不可避免,無論是台灣省新竹科技工業園區的迅速崛起引發的社會製度優越性爭論，還是北約對科索沃的軍事侵略以及對中國駐南聯盟使館的轟炸，都提醒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國家安全問題。事實表明，科技競爭力正在成為國家安全的新的決定性因素。
改革開放20多年來，通過技術引進和合資合作使我國經濟逐步融人世界經濟，總體上縮短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經濟實力迅速增強。然而伴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和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目標的實現，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將迅速融為一體，國際貿易關稅壁壘將逐步取消，市場競爭將更趨激烈。為了在競爭中取勝，發達國家將會重新高高築起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技術壁壘，以達到從根本上抑製發展中國家爭取平等經濟權利的目的。發展中國家必須正視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變化帶來的嚴峻挑戰，積極尋求迎接挑戰的發展道路。
知識經濟的興起是一場革命。90年代以來，以信息技術革命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一方麵加速了發達國家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發展，信息和通信產業等知識型產業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增長點，全球化、知識化、信息化、網絡化等成為新經濟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麵，知識的生產、傳播和應用周期大為縮短，產業結構持續變革，從而使發展中國家的“後發優勢”顯著削弱，發展中國家在新一輪的國際分工中處於更加不利地位。發展中國家傳統的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低成本競爭優勢將無法抵擋新技術革命引發的創新能力和勞動生產率提高所帶來的巨大衝擊。亞洲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再次向世人警示，處於工業化過程之中的發展中國家必須構築自身堅實的科技基礎和自主創新能力，才能夠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即使是發達國家日本也開始以“科技創新立國”取代“技術立國”的國策，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挑戰。
創新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的實質是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分工。決定競爭成敗的關鍵是國際競爭力，實質是創新能力。創新能力不僅關係到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而且關係到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決定其在國際競爭格局中的地位。江澤民同誌指出：“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一個沒有創新能力的民族，難以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了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有效地維護國家主權，保障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安全，在重大國際事務中發揮作用，中國迫切需要具有強大的以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為核心的創新能力。
自主創新能力的培育不僅需要人才、技術、資金等要素在特定區域的集聚，更需要政策環境的支持。盡管20年的科技、經濟體製改革已在我國社會產生了許多積極影響，但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建設和經濟發展都對改革與發展提出了新的需求。實踐表明，以往單兵突進式的改革模式已經難以滿足改革的需要，一些深層次體製問題隻能通過綜合配套改革和係統的製度創新加以解決。這些改革措施需要認真研究和試驗。
我國改革與發展經曆了兩個重要的發展階段。80年代初深圳等經濟特區的開發引發了以珠江三角洲為中心，整個珠江流域和東南沿海為縱深的廣大區域的發展，形成了第一波改革與發展的高潮。深圳特區的設立是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裏程碑深圳速度、“深圳模式”等一係列特色產物記載了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成功與輝煌，特別是思想觀念的轉變。
隨著改革經驗的積累與經濟發展規模的不斷壯大以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理論上的爭論，進一步加快改革步伐的呼聲日高，於是浦東成為90年代初鄧小平同誌南巡講話之後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突破口，反映了政府對於影響大區域經濟發展速度的經濟增長極的追求，引發了以上海為中心，整個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為縱深的廣大區域的發展，形成了第二波改革與發展的高潮。“浦東速度”成為中國90年代發展的楷模，浦東依靠其優良的港口位置和上海擁有的金融基礎，在金融、外貿和港口貿易方麵顯示出明顯的增長極核作用。
麵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格局，中國必須從提高國家國際競爭力的角度選擇突破口，帶動全國的發展,掀起第三波改革與發展的高潮。中國的國力不可能支撐在全國範圍內的旨在趕超發達國家和增強國家國際競爭力的創新活動，隻能通過政府的有效幹預與高層次協調，選擇最具優勢的地區給予特別支持，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創新中心，以期在戰略高技術研究和高技術產業的國際競爭中能夠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二）中關村發展現狀中關村是一個發展的概念。地理意義上的中關村是海澱區轄區內的一個地名。建國以來，國家對中關村地區進行了長期大量的投資，特別是對積聚於此的一批以中國科學院屬研究所為代表的大院大所和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為代表的高等院校的投資，使中關村成為我國智力最密集、最具創新活力的地區，初步具備世界級創新中心所需的基本要素(人才、技術、信息、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