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對於左權開花調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因為它從默默無聞鄉間俚曲正式成為了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古老的開花調又注入了新的活力，煥發了新的青春。以開花調為代表的左權民歌是一部鮮活的左權人民生活史，它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歌手，也鍛造了左權民歌的輝煌。然而，新的時代有新的要求，它賦予了左權人民以新的使命，呼喚著左權民歌邁出新的發展之路。
一、繼往開來，邁進新時代
左權民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現在仍保留著當時歌舞戲的基本藝術風格，在宋代以前屬於口口相傳，宋代以後，社火成為民歌小花戲傳承的主要舞台。明清時期是左權民歌的第一個興盛期。在這一時期，左權民歌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得到了廣泛的傳唱。在此基礎上，左權民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民歌在歌詞、曲調等方麵有了更大的改進和提高。這一時期產生了大量反封建的民歌，如《劉梅躲婚》等，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左權民歌的第二個繁榮期出現在抗日戰爭時期。抗戰爆發後，八路軍各軍政機關先後進駐遼縣（今左權縣），左權成為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核心地區。為了配合抗日救亡工作，雲集於此的大批新文藝工作者充分利用了左權民歌的影響力，在發掘整理和重新創作等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左權民歌這種古老的民間藝術重新煥發了青春，為抗日救亡工作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也為左權民歌以後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矗在太行八年抗戰的曆史過程中，英勇的左權人民和八路軍戰士賦予左權民歌革命的抗戰精神和不屈不撓的民族靈魂，使它成為了時代的戰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為了紀念在此犧牲的八路軍將領左權的《左權將軍之歌》，左權縣因此更名，《左權將軍之歌》也傳遍了全國，成為左權民歌代表作之一。
1955年，16歲的南街村農民劉改魚代表山西左權到北京參加“全國民間音樂舞蹈彙演”，她以一曲清純如山泉的《桃花紅杏花白》轟動京城。此後，左權民歌就引起了世人的矚目，成為新中國成立後民歌演出的傑出代表。不過，由於受到“十年浩劫”的影響，左權民歌在20世紀80年代沒有走出衰微的困境。在廣大民眾和政府主管部門的共同努力下，左權的傳統歌風日漸恢複，優秀歌手相繼湧現。2002年，羊倌石占明在第一屆全國“南北民歌擂台賽”上一舉奪得“歌王”稱號，使左權民歌在新世紀又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
二、傳承、傳播方式多樣化
隨著傳承、傳播方式的多樣化，民歌由地域性文化向大眾文化轉變趨勢。傳統民間音樂是勞動人民自發的口頭創作，並主要借助口頭形式而傳播。在世代傳播過程中，經過了無數人的加工和改編並在自己的流傳區域內生存發展，但是隨著時代和科技的發展，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民歌的傳承、傳播方式也呈現多樣化趨勢。傳統的口耳相傳的單一模式被打破，各類新的傳播方式得以確立。
傳統的傳承、傳播方式主要靠老藝人民間歌手祖輩相傳（家族、師徒）、民間社火表演、婚喪嫁娶、禮儀節慶活動，大大小小的“歌會”、“歌節”，人口的遷徙等。這是在一種自然狀態下延續的，多受地域環境和地域文化因素限製，存在著民歌生存環境的易變，流傳區域小，傳承斷代，不符合年輕人的審美觀等弊端。
現代傳播、傳承方式主要有多媒體電子媒介、院校授課、商業演出、國際交流等。這具有傳播麵大、流傳速度快等優點，但也存在演唱風格模式化、專業化等諸多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左權民歌呈現出新的內容。《太行兒女誌豪邁》、《歌唱四個現代化》、《政策落實心裏甜》、《唱唱選舉法》、《新開花調》等具有時代新風的新民歌。這些歌曲大多為當地文藝工作者的專業創作，如左峰、漳音、趙聯慶、王保牛等，而以前的民歌大多為從民間收集（除抗戰民歌有專業工作者的改編和創作外）人民的口頭創作。這種現象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左權民歌的傳承方式正在適應時代的要求而悄然發生著改變。
三、多方重視，全力保護
近年來，左權民歌日益得到政府、人民群眾、專家學者的關注。2006年，左權民歌被列入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保護名錄。2008年，左權縣被文化部命名“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
為加速傳統文化繁榮發展，推動“全國文化先進縣”創建進程，左權縣本著“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傳承發展”的原則，加大了對文化產業的扶持和投入，通過文藝活動、民間歌賽、社火活動來發現新的民間歌手；招聘起用老藝人，開展傳幫帶活動，參與演出、創作、教學活動；並且聘請上級藝術專家、教授、研究員舉辦講座，現場指導，建立一支既具有地方的原生態特色又具有科學理論的研究隊伍。
此外，實施民歌、小花戲進課堂工程，讓左權兒女從小就了解民歌、小花戲的起源與發展，係統學習掌握其中的技巧，領略傳統文化的精髓，培養傳承民間藝術的新生力量，將左權民間藝術發揚光大。民歌進課堂解決了左權民歌保護與傳承的難題，初步實現從自然傳承到科學係統傳承的過渡，但“進得去”，還要“留得妝。為此，左權縣還準備把民歌小花戲進課堂作為一項係統工程、一項素質教育的有效載體堅持不懈地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