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天笑生的《馨兒就學記》當作“譯本”，有點勉強，加上引號，表明的便是這個意思。“天笑生”即著名的中國新文學通俗小說大家包天笑，他接觸亞米契斯《愛的教育》時剛三十歲出頭。包天笑除了十六七歲在家中私塾設帳授徒外，這回他在山東青州府中學堂又擔任了校長，當年稱之為“監督”。對本職行當的熱切關注使包天笑一見到《愛的教育》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立即動手“翻譯”沒有找到包天笑當時的有關自述，在其晚年所撰《釧影樓回憶錄》書中，他是如此回憶的：“這時我每從青州回蘇州，或從蘇州去青州，每次必道經上海。到上海後，必到虹口的日本書店，搜尋可譯的日文書，往往擁取四五冊以歸，那都是日本的作家翻譯歐美各國文學者，我便在此中選取資料了。於是第一部給《教育雜誌》的便是《苦兒流浪記》，第二部給《教育雜誌》的便是《馨兒就學記》，第三部給《教育雜誌》的是《棄石埋石記》。”由於年老健忘，在將《埋石棄石記》誤為《棄石埋石記》的同時，包天笑還把給《教育雜誌》發表的第一部“教育小說”《馨兒就學記》當成了第二部。包天笑所“著”的三部“教育小說”中，《馨兒就學記》是最暢銷的一部，其單行本的發行量高達幾十萬冊。這個數目，在那時幾乎是個天文數字。到1948年，單行本《馨兒就學記》已印至第十八版。
包天笑自己晚年曾回顧當年《馨兒就學記》暢銷的原因：“《馨兒就學記》何以銷數獨多呢？有幾個原因：一、那書的初版是庚戌年，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全國的小學正大為發展。二、那時的商務印書館，又正在那時候向各省、各大都市設立分館，銷行他們出版的教科書，最注重的又是國文。三、此書情文並茂，而又是講的中國事，提倡舊道德，最適合十一二歲知識初開一般學生的口味。後來有好多高小學校，均以此為學生畢業的獎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那時定價每冊隻售三角五分。所以書到絕版止，當可有數十萬冊。”
何以將“日文書”轉譯為中文書，就成為“講的中國事”呢？包天笑解釋道：《馨兒就學記》我是從日文轉譯得來的，日本人當時翻譯歐美小說，他們把書中的人名、習俗、文物、起居一切都改成日本化。我又一切都改變為中國化。有數節，全是我的創作，寫到我的家事了。
包天笑所言“我的家事”最突出的莫過於被編入商務印書館的高小國文課本中的一節描述清明掃墓的文字了，這節近千字的繪聲繪色的段落是《愛的教育》原著中所沒有的。原來，“馨兒”這個書中小主人公的名字是借用了包天笑一個兒子“可馨”的名字而來的。可馨活潑、聰明，極受包氏夫婦寵愛，當《馨兒就學記》編譯到一半時，可馨不幸因病夭折。為了悼念可愛的兒子，包天笑和淚插入了一段祭文。
原著《愛的教育》是采用日記體並使情節發展前後呼應相互連接的小說，但不宜像一些工具書將其定為“短篇小說集”。《愛的教育》共分十卷，每卷大多為十個故事，共八九十個故事。包天笑沒有全譯出來，他隻編譯出約八萬字，而原著譯成中文至少有二十多萬字。《馨兒就學記》隻有五十個故事，比原著將近少了一半，自然是精選的，那就更吸引讀者了。《馨兒就學記》使用的語言是淺顯的文言文，書中所有的國外人名都被換上了道地的中國式的人名甚或被改成土得鄉俗氣十足的如“馨兒”、“張生”等。書中的原意大利等外國地名、稱呼，統統也被包天笑“改變為中國化”了。
《馨兒就學記》先在《教育雜誌》上連載，起於1909年2月第一卷第一期即創刊號，止於1910年2月第一卷第十三期，其中第一卷第二期缺載，實際共連續刊載十二期。庚戌年即1910年8月由商務印書館以單行本初版發行，正三十二開，從頭至尾，密密麻麻地連排了一百六十九麵，無前言、後記之類的文字。
如前所述，《馨兒就學記》是一部暢銷書，產生的社會效益尤其令人滿意。所以，中華民國成立後不久，時任教育部次長的袁觀瀾（希壽）就為《馨兒就學記》等包天笑著”的三部“教育小說”頒了獎。照包天笑的分析，獲獎後的《馨兒就學記》就更好賣，往往有新生入校，學校都要成百成百地買來作為禮物送給學生；也有作為獎品，獎給獲獎學生和教師的。
查不到包天笑“譯”的《馨兒就學記》即《愛的教育》的縮編改寫本的準確印行實況，但從1910年到這個世紀的四十年代末一直是在銷行，可以無疑。
就在天笑生即包天笑的《馨兒就學記》廣為流行的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初，也是教育工作者的三十五六歲的夏丐尊讀到了日譯本《愛的教育》，他又參照英譯本，較為忠實地翻譯出《愛的教育》。夏丐尊譯《愛的教育》的出現使我們有了第一個真正的中譯本《愛的教育》。夏丐尊自述他是1920年接觸到日本三浦修吾的日文譯本《愛的教育》的，並流著眼淚讀完了這本書。夏丐尊認為這不是一般被認為的“兒童讀物”，應該視為成人、兒童都應該閱讀的“普通的讀物”，他說：“特別地敢介紹給與兒童有直接關係的父母教師們，叫大家流些慚愧或感激之淚。”
夏丐尊說的“流些慚愧或感激之淚”，是希望讀者們讀此書時像他一樣興奮。作為“二子二女的父親”和“執過十餘年的教鞭的教師”，夏丐尊從《愛的教育》所描述的“親子之愛，師生之情，朋友之誼，鄉國之感，社會之同情”和由此構成的“近於理想的世界”，受到很大的感動。感動得“流淚”之後，又聯想到“學校教育”的現實——學校教育到了現在，真空虛極了。單從外形的製度上方法上，走馬燈似地更變迎合，而於教育的生命的某物，從未聞有人培養顧及。好像掘池，有人說四方形好，有人又說圓形好，朝三暮四地改個不休，而於池的所以為池的要素的水，反無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麼？就是情，就是愛。教育沒有了情愛，就成了無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罷，圓形也罷，總逃不了一個空虛。
《愛的教育》對自己的感動和《愛的教育》與現實的反差等等，“因了這種種”，夏丐尊“早想把這書翻譯”，但“多忙的結果”，延至1923年夏才準備譯，不料正欲動手時他的“惟一的妹因難產亡了”。終於，夏丐尊以紀念亡妹的動力，勤勉地譯完《愛的教育》，始連載於1923年胡愈之主事《東方雜誌》，1926年3月由開明書店列入《世界少年文學叢刊》初版發行。
夏丐尊譯《愛的教育》，之所以被人們視為七十多年來惟一可信版本的譯品，除了譯者本人的知名度和文學功底，還有他的“白馬湖”平屋時期的同事劉熏宇和朱自清在譯就的當時就予以磋商所盡的“校正之勞”，初版本的封麵和插圖是豐子愷的手筆。這三位被夏丐尊稱為“鄰人”的大教育家、大作家和大畫家的合力投入，使得夏譯《愛的教育》更具備了可信度。即便現在欣賞豐子愷的插圖，仍覺簡直與原著是融為一體的，更不用說三位大家在譯著文字風格上所進行的辛勤勞作而使得有點略嫌別扭但靜心閱讀卻又蘊味十足的妙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