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食人間煙火，品理想人生
馮友蘭先生說藝術家“清風明月的嗜好”是人生，製造家“神工鬼斧的創作”是人生，宗教家“覆天載地的仁愛”也是人生。而他自己則以“極高明而道中庸，聞舊邦以輔新命”為座右銘。於家國，他與之共沉浮；對人生，他取中庸之道。這既是他的人生哲學，也是他的現實人生。
魯迅先生寫在給一個友人的信中曾有“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之語，而胡適對解放前夕馮友蘭滯留大陸之舉評論說“天下蠢人恐無出芝生（馮友蘭字）之右者。”在革命者眼裏，馮友蘭先生不夠激進，因而是“安分守己”；在心儀西方文明的胡適先生看來，馮先生留在百廢待興的中國則是“蠢”——當時的馮友蘭在國外也已經頗具盛名，若能飛往美國，此生定然無虞。但是他卻選擇了留在祖國“輔新命”，這就是他選擇的“極高明”。
共產黨進京城的前夕，馮友蘭和妻子商議著何去何從，最後決定哪裏也不去，就待在北京等候解放軍的到來來。他後來回憶說：“當時我的態度是，無論什麼黨派當權，隻要它能把中國治理好，我都擁護。這個話我在昆明就已經說過。當時在知識分子中間，對於走不走的問題，議論紛紛。我的主意拿定以後，心裏倒覺得很平靜，靜等著事態的發展。有一次景蘭（其兄）問我說：‘走不走？’我說：‘何必走呢，共產黨當了權，也是要建設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學的，那就更沒有問題了。”
這是當時知識分子最為普遍的心理，馮友蘭先生此舉亦是合情合理。
在時代的動蕩和變遷之中，像陳寅恪先生那樣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的境界的畢竟是少數，而且他自己也無奈地承認說“最是文人不自由”。文人如是，哲學家亦如是。馮友蘭先生沒有想過要遺世獨立，而是選擇在現實中去享受自己的人生。這就是他“道中庸”的人生哲學之演繹——無論是哪個政黨執政，隻要他相信有益於國，都會努力地與之和諧共處，盡己之力去輔佐，這樣的人生才算得上是方遊刃有餘。因此他雙足不離寸土，一直在人間煙火中在編製自己的人生理想。
如果說他的人生引起了當時和後來太多爭議，那麼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則無人能夠視若無睹。
馮先生去世後，他的墓碑碑陰刻有古篆：“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三史”指的就是先生創作的《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六書”是指《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
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儒學大家輩出，熊十力先生由佛轉儒，他的哲學體係中“中九西一”； 金嶽霖先生受西方思維影響較深，慣用英語思考問題，然後再用漢語寫出來，故其哲學為“中一西九”；唯有馮友蘭先生的哲學體係是“中五西五”，是真正的貫通中外。
百年前，中國人因嚴複而開始接納西方學術；百年後，西方因馮友蘭而知中國哲學。英國學者李約瑟說：“馮著是當今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最為博大精深的作品，必將長期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視。……在眾多的中國學者和西方漢學者眼中，馮著的確堪稱翹楚之作。”
李慎之先生也說過：“中國人了解、學習、研究中國哲學，馮友蘭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
“可超不可越”是一個極高的評價：後人完全可能而且也應當勝過馮先生，但是誰都不能繞過馮先生，而隻能在他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一部《中國哲學簡史》，足以讓“馮友蘭”這三個字烙在每個中國人的心上。
馮友蘭先生所說的哲學，其實就是本書所說的中國的傳統文化。
無論是孔孟還是老莊，無論是韓非還是墨翟，他們每一種思潮、代表的都是無形而又無處不在的民族文化。順著曆史的河流而下，魏晉玄學，宋明儒學，他們就是吸天地之精華的靈芝草，自己也成為了天地間一道道美麗的風景線。馮友蘭先生就是把那些風景一一隻給不知如何欣賞的我們看，告訴我們他們美在何處，他們彼此之間有多少分別。若能讀懂，便在刹那間覺得天地為之一寬，領略到原來中國的文化可以如此豐厚。
馮友蘭先生為我們解讀人生的境界，解讀中國的宗教，解讀中國的陰陽五行，中國的詩詞歌賦。這一些無不是徜徉在中華文化氛圍中都能感受到卻無法捕捉的。在他那深入淺出的字裏行間走過的我們，也能讀懂那千年文化之美，將它繞於指間，了然胸中。
馮友蘭先生本人曾多次引用宋代哲學家張載一言以自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哲學家所應自期許者也！"
他是否真的做到了？至少他在為這個理想而努力。人世蒼茫，能看清者又有幾何？馮友蘭先生輾轉其中，沉醉於人間煙火，勾勒著關於人生理想的美麗圖景。他的人生或許不完美，然後他的理想至今餘響不斷，讓無數後人追之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