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
韓愈
韓愈，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孟縣)人。祖籍昌黎，所以自稱“昌黎韓愈”，後人稱“韓昌黎”。唐代偉大的文學家、古文運動的領袖。
韓愈出生於一個小官吏家庭。他3歲喪父，由長兄韓會撫養，後韓會也去世，就由大嫂撫養。少年時代孤苦伶仃，促使韓愈發奮苦讀，認真學習儒家典籍。
19歲時韓愈到長安應舉，由於沒有背景，屢試不第。後來在貞元八年(792年)才中了進士。此後的吏部考試又是三試不中，韓愈隻得到汴州、徐州任觀察推官，過了四年不得誌的幕府生活。
為了謀求仕途上的成功，韓愈不得不奔走於達官貴人之間，上書獻文，歌功頌德，說了很多違心的話，這些都表現了韓愈卑躬屈膝庸俗的一麵。幼年的貧苦生活，使韓愈執著於功名利祿，但是他心中仍有正直知識分子為天下的一麵。當他做了監察禦史後，直言進諫，關心百姓疾苦，結果被貶為陽山令。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積極倡導者。他曾向古文先驅梁肅學習，後與柳宗元、劉禹錫等互相探討論辯，共同推動了古文運動的蓬勃發展，打破了魏晉以來作文在體裁、結構、技巧方麵的模式，適應了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需要。
韓愈提倡“文以載道”。他的大部分文章具有豐富的現實內容：同情勞動人民，暴露統治階級的罪惡，歌頌英雄人物，探討為文之道,為受壓抑的寒士鳴不平等，在古文運動的實踐上獲得了巨大成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韓愈與柳宗元這兩位文學大師，在古文運動中互相支持。韓愈作《毛穎傳》，以寓言形式諷刺當時的執政大臣，柳宗元給予熱情讚揚；韓愈也向人推崇柳宗元的文章，先後寫了《柳子厚墓誌銘》、《柳州羅池廟碑記》，稱頌柳宗元的文學貢獻和政績。
在順宗任用王叔文集團進行永貞政治革新運動時，韓愈站在豪門世族的立場上反對改革，他還對柳宗元參加革新運動提出批評。在這場政治運動中，韓愈是站在阻礙進步的守舊立場上的。但是作為一個有著關心黎民思想的正直官吏，韓愈在很多時候是進步的。韓愈在平劉辟之亂後寫了《元和聖德詩》來表達他維護統一的願望。在兵部侍郎府內，他勇敢地完成平定鎮州王廷湊叛亂的任務，表現了臨危不懼、積極維護國家統一的精神。韓愈還具有愛民的思想。他在做陽山令時，愛民如子，以至“民生子多以其始字之”。在潮州時，他感於鱷魚為害百姓，寫《祭鱷魚文》，表達了對人民的關心。韓愈在從潮州遷為袁州刺史時，解放奴隸700多人。這些都表現了韓愈為天下蒼生的政治理想。
韓愈曾和柳宗元作過一場唯物論和唯心論的論辯。柳宗元作《天說》批判韓愈不能賞功罰過的唯心論天命觀。這一點上，韓愈的思想是錯誤的。
但是韓愈提倡滅佛，又是他思想上的光輝之處。元和十四年，韓愈上《論佛骨表》反對憲宗迎佛骨入宮內供奉，他認為這樣隻能危害社會，不能求得長生。這下觸犯了憲宗，幾乎要將韓愈殺頭，幸虧裴度等救援，韓愈才免死貶為潮州刺史。韓愈的這一行動在中國哲學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
韓愈一生，總的來說是瑕不掩瑜。他領導古文運動所做的貢獻，他為民愛民的精神，他勇敢辟佛的行為，使他成為一位曆史上的偉人。但其中最為顯著的是他在文學上的成就，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古文運動的領袖，被蘇軾譽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他在文學史上是一座高峰。
韓愈的散文詩歌創作，實踐了他的理論，所做賦、詩、論、說、祭文、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都有很高的藝術成就，《昌黎先生集》中，主要有以下幾方麵內容：
一是論說文，論說文在韓愈散文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一種類型，是以明儒道、反佛教為主要內容的長篇和中篇。如從現實的政治、經濟觀點著眼的《原道》、《論佛骨表》，從哲學觀點立論的《原性》，從傳道授業角度說理的《師說》等。這類文章，大都格局嚴整、層次清晰。又一種類型，是一些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概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用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的問答形式和幽默筆觸，表現自己的坎坷遭遇，嘲諷社會上的庸俗習氣，構思奇特，鋒芒畢露。再一種類型，是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如書信體《答李翊書》、《與馮宿論文書》，贈序體《送孟東野序》、《送高閑上人序》等。《送孟東野序》是韓愈為好友孟郊送行而寫的文章。在文中，韓愈表達了對朋友的不幸遭遇的同情，而且以自然界和人世間的大量事例，說明了“不平則鳴”的道理。作者還勸孟郊要珍惜自己的才華，字裏行間表現了對統治者不善於用人的委婉批評。
二是敘事文，敘事文在韓愈散文中也占有很大比重。其中一種類型，是學習儒家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的體裁，歌頌唐王朝平安藩鎮叛亂的業績。另一種類型，是繼承《史記》曆史散文傳統的，如《張中丞傳後敘》刻畫英雄人物形象，敘事、議論、抒情相融合，為公認的名篇。此外，學習《史記》、《漢書》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清河張君墓誌銘》等，亦為一種類型。為友情深厚的文學家而作，能突出其不同特色的，如《柳子厚墓誌銘》、《貞曜先生墓誌銘》、《南陽樊紹述墓誌銘》等，又是一種類型。
三是散文，抒情文中的祭文，表現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寫，突破四言押韻常規的，如《祭十二郎文》，是一種類型；表現朋友交誼、患難生活，用四言韻語寫的，如《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又是一種類型。此外，書信如《與孟東野書》，贈序如《送楊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
韓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之類，完全出於虛構，具有小說意味，但和當時一般傳奇小說仍有區別。《毛穎傳》多少帶有作者的身世感慨，《石鼎聯句詩序》被有些人認為是譏諷當時宰相之辭。這類作品，時人“大笑以為怪”，而柳宗元獨以為奇(柳宗元《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答楊誨之書》)。柳宗元也寫了幾篇類似的文章。
四是詩歌，韓愈的詩也有獨特成就，向來亦稱大家。其藝術特色，主要表現為奇特雄偉、光怪陸離。如《陸渾山火和皇甫用其韻》、《月蝕詩效玉川子作》一類詩，不僅是“怪怪奇奇”的幾幅“西藏曼荼羅畫”(沈曾植評《陸渾山火》詩語)，而且具有深刻的時代現實內容。那種雄奇境界，也存在於不少寫景詩如《南山詩》、《嶽陽樓別竇司直》，抒情詩如《孟東野失子》等作品中。另外還有一些反映社會現實、關心政治得失、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長篇如《赴江陵途中寄贈……韓林三學士》，繼承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的傳統；短篇如《汴州亂》，接近白居易、張籍的風格。一些寫景詠物詩如《山石》、《南溪始泛》、《杏花》，一些抒情詩如《題驛梁》、《答張十一功曹》，也都具有不事雕繪、本色天然的特色。
駱賓王
駱賓王(640?～?)，唐代文學家。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曾任臨海丞。後隨徐敬業起兵反對武則天，兵敗後不知所終。與王勃等以詩文齊名，成為“初唐四傑”之一。駱賓王的詩表現政治抱負，多悲憤之詞。著有《駱丞集》。
“初唐四傑”年輩雖不同，但在文壇上卻是桴鼓相應的。他們處在唐詩的開創時期，以其年少而才高，正式揭開了唐詩的序幕。他們都是“以文章齊名天下”，也都是失意之士，都有著浪漫的性格和行為。雖然當時頗受“浮躁淺露”之譏，可是他們的才華以及悲慘的身世遭遇，卻贏得了後人不少的同情。其中給人印象最深、軼事流傳最廣的，就是駱賓王。
駱賓王是一位神童，7歲那年，有一次他在水池邊玩，有人指著池中鵝群讓他作詩，他略作思索吟道：
鵝，鵝，鵝，曲項向天歌。
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眾人大吃一驚，都稱讚他是個神童，其實大家開始讓他作詩隻是想為難一下他，誰知他思維竟如此敏捷。
駱賓王童年時代雖有神童的美譽，但家中的光景不好，日子過得很苦，在他少年時代父親就去世了。他因為少有才名，被道王李元慶招為府屬，李元慶當時為滑州刺史，後曆任徐、沁、衛三州刺史，道王府中官吏眾多，駱賓王在這裏並沒有受到重視，隻是白白耗費三年的光陰。後來朝廷詔令各地舉薦人才，李元慶先讓他自己陳述自己的才能，然後啟表上奏。這本來是他上進的一個極好機遇。可是他卻給李元慶上了一道《自敘狀》，說自己才疏學淺不值得吹噓賣弄。駱賓王的這一行動大大出乎李元慶意料之外。
這種恃才傲物的文人作風，在官場上是很難立足的，不久駱賓王就離開了李元慶，到30歲的時候還是個平民百姓。麟德元年(664年)，唐高宗李治到泰山封禪，齊州各界推薦駱賓王寫了一篇《請陪封禪表》，表文給李治的“封禪”典禮寫了一些歌功頌德的話，但它卻起了作用，以後駱賓王就被擢為奉禮郎了。雖然奉禮郎是個小小的閑職官，他還是做不長。鹹亨元年(670年)，他因故被謫貶，從軍西域。過了兩三年，才從塞外返回，又到四川去從軍，為洮州道大總管李義掌管書檄。
離開四川以後，駱賓王作了武功縣主簿。上元三年(676年)，裴行儉為洮州道左二軍總管，聘駱賓王為掌書記，駱賓王以母親年老推辭。就在同一年又調任明堂縣主簿，寫下當時以為絕唱的代表作——長篇歌行《帝京篇》。不久母親去世，駱賓王住在長安郊外洲滻河之濱為母服喪。服喪期過後，補長安縣主簿。儀鳳三年(678年)，遷侍禦史。這是駱賓王一生中當的最大官。不過好景不長，在這年冬天，有人誣陷他“坐贓”而被捕下獄了。在獄中，他苦惱不已，又是做詩，又是寫賦，借以自解，在坐牢詩中有一首《在獄中詠蟬》寫道：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
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
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
托物寄興，感慨萬千，表達出了他一片沉痛的心情。
過了一年後，因為改元，駱賓王被赦免出獄，他寫下長達1200餘字的長篇歌行——《疇昔篇》，講述自己遊曆和坎坷的遭遇，對前半生做了一個總結。他認識到，自己的大半生努力，隻落得“丈夫坎坷多愁疾，契闊迍邅盡今日”。他也改變了熱烈追求功名的願望，“年來歲去成銷鑠，懷抱心期漸寥落”。所以，出獄後，盡管他當上臨海縣丞，但他情緒低落，不久，辭官歸隱。
嗣聖元年(684年)，他客居揚州，遇到了自眉州刺史貶為柳州司馬的徐敬業。徐敬業是唐朝開國元勳徐懋功的孫子，少年時代就跟隨徐懋功征戰，徐懋功是一位比較有名氣的將軍，曆太仆少卿，襲封英國公。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李治死去，太子李顯即位(即中宗)，武則天臨朝稱製；次年武則天廢中宗為廬陵王，改立豫王李旦為帝(即睿宗)。李旦實際上是個傀儡，政權都掌握在武則天手裏。武則天一方麵推行一些開明政策，一方麵在朝廷裏重用武氏的親信。這就引起了一批大臣的不滿。武則天用殘酷手段進行打壓，使矛盾更加尖銳，終於在次年爆發了一場武裝衝突。徐敬業與監察禦史薛璋等人，以“匡複李唐”為名，在揚州起兵，公開反對武則天。當時響應者不少，旬日之內，就聚眾10餘萬。駱賓王和徐敬業反武目的各不相同，武則天政權與他也沒有直接關係。他參與起事，是由於長期以來不得誌，特別是他親身受到一些迫害與壓抑，對李治和武氏政權的不滿。他的反抗行動，則是他長期鬱積下的憤懣情緒的爆發，是他對社會的一種不滿的抗爭。他在揚州寫的著名的《討武氏檄》，曆數武則天罪狀，詳細說明起兵的原因。這篇檄文氣勢不凡，極富煽動性，影響很大。據說武則天在看這篇檄文時，開始並不在意，當讀到後麵的“一抔之土未幹，六尺之孤安在”時，霍然而起，問是誰所寫的。左右告訴她是駱賓王，她感慨地說：“如此賢才，沒有被朝廷所用，這是宰相的過失。”
盡管駱賓王把義軍描述成“鐵騎成群，何功不克”，但在武則天派來鎮壓的30萬大軍麵前，眾寡懸殊，加之戰略上的失誤，兩個月後就被打垮了。駱賓王跟著徐敬業等倉皇出逃，沒有誰知道他的下落。
駱賓王雖然結束了他悲劇的一生，但他的作品卻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和王勃、楊炯、盧照鄰一起，在唐代文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當時文壇上人們還是或多或少的留有六朝形式主義風氣，一提筆就不自覺地落進堆砌造作、華麗的詞藻堆裏去了。駱賓王的作品雖然六朝餘風未盡，但他著重抒寫自己的真情實感，內容比較真實，展現出新的麵貌。如《於易水送人》．
此地別燕丹，壯士發衝冠。
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他對古代英雄俠客的深切向往，激昂慷慨的心情，在寥寥20字中，躍然紙上。
又如《在軍登城樓》：
城上風威冷，江中水氣寒。
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長安。
這是他在揚州時所寫，不但樸實精練，而且氣度雄渾。
可以看出，駱賓王把詩歌的題材擴大了，江山邊塞都落入了他的視野，他的詩還很注重格律和形式。後人所謂聲律風骨兼備的唐詩，就是從他們手裏開始形成的。因此，他與其他三人(四傑)，建立了開啟一代詩風的曆史功績。杜甫曾經在詩中讚道：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說他們像江河一樣萬古不廢，這是比較恰當的評價。
王勃
王勃(650～677年)，唐代著名文學家。字子安，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不到20歲就應舉及第，曾任虢州參軍，後因罪除名。在去交趾探望父親的時候，在途中溺水而死。少時便顯露出才華，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為“初唐四傑”。其詩詞意境較高，初步突破了宮體詩束縛。又長於駢文，《滕王閣序》尤為著名。有《王子安集》
王勃為我國罕見的神童，並以其文才被推為“四傑”之首。王勃6歲善文辭，會寫文章。9歲讀顏師古注《漢書》，寫了《指瑕》10卷，即指出顏師古所注《漢書》的錯誤。表明了王勃非凡的敏悟天才和深厚的文學基礎。
王勃聽說新拜右相劉祥道在關內視察，便上書劉祥道，對國家大事提出建議，請劉祥道引薦。他上書的題目是《上劉右相書》。這是一篇大文章，其中陳述國家大事部分，一共提出了4條建議：一是指陳當時侵伐高麗戰爭的失誤，建議用儒家的文德教化代替武力征伐。二是批評朝廷當時隨意濫行赦令，建議遵照儒家古製，賞罰必信。三是指出當時幣製混亂，商人乘機兼並土地，使農民無地可耕，主張“重農抑商”。四是建議選拔人才。
王勃從小就注重經世致用之學，關心國家政事，尋求機會以自薦。劉祥道看過他的上書後，非常驚異，連連讚日：“此神童也。”並上表力薦，但沒有什麼結果。
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登泰山舉行封禪大典，王勃又上《宸遊東嶽頌》。在劉祥道的力薦下，參加科舉考試，高中及第，授朝散郎之職。這時的王勃，未滿二十歲就及第受祿，真是春風得意光耀一時了。不久，沛王李賢招王勃入為修撰，受命撰寫《平台秘略》。
《平台秘略》共分10大類：孝行、貞修、藝文、忠武、善政、尊師、褒客、幼俊、規諷、慎終。這部書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是作為皇子閱讀修養所用的。
在此期間，王勃除寫了一些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作品外，還寫了一些有名的抒情詩，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
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
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
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這首詩開始表現惜別的依依之情，馬上又變為開朗豪放的樂觀心情。讓人感傷的心情為之一奮。詩的內容和形式，都突破了前代的框架，一千多年來膾炙人口，成為絕唱。不過，從此以後王勃仕途失意，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這是因為王勃“恃才傲物”引起的。在王勃20歲的春夏之交，諸王子玩鬥雞遊戲，王勃寫了一篇遊戲文章《鬥雞檄》，假托沛王雞聲討英王雞，高宗看了這篇檄文，大為震怒，認為是挑撥王子之間的關係，於是立即把王勃攆出了沛王府，削奪了官職。
五月，王勃丟官失祿，衣食沒有著落，在長安呆不下去了，於是就告別長安，踏上了漫遊西蜀的旅途。
王勃到了西蜀之後，並無固定的安身之處，也無錢財。他漂泊各地，到處依靠人，過著流浪的生活。
後來到益州九隴縣依靠友人、縣令柳太易，並在那裏寫下了著名的《春思賦》和《益州夫子廟碑》。他在《春思賦序》中說：
雖弱植一介，窮途千裏，未嚐下情於公侯，屈色於流俗，凜然以金石自匹，猶不能忘情於春。則知春之所及遠矣，春之所感深矣。此仆所以撫窮賤而惜光陰，懷功名而悲歲月也。
可以看到，《春思賦》不但懷春，而且傷春，道出了自己惜光陰、悲歲月的傷感之情。
《益州夫子廟碑》，在對孔子讚揚之外，卻抒發憤懣：“嗟呼!今古代絕，江湖路遠，恨不得親承妙旨，攝齊於遊夏之間，躬奉德音，攘袂於天人之際。撫身名而永悼，瞻棟宇而長懷。嗚呼哀哉!”他把抒情之意寫進了歌頌孔子的頌詞當中，文章寫得得心應手，別具一格，堪稱妙文。
唐高宗鹹亨三年(672年)，王勃結束了巴蜀三年的浪跡生涯，回到了長安。這時正遇上友人陸季友，陸勸他到虢州治所弘農(今河南靈寶)，說那裏盛產藥材。王勃對醫學比較感興趣，便設法補上了一個“參軍”閑職，到盛產藥材的虢州上任了。但王勃在參軍任上，仍未改恃才傲物的老脾氣，個性直率，因而又為同僚所忌。到虢州後的第二年，因藏匿犯罪官奴，後又處死官奴，事情暴露後，被革除公職。他父親因這件事受牽連，被遷徙到南方邊地為交趾(治所在今越南河內西北)令。
上元二年(675年)春，王勃離開家鄉龍門，南下赴交趾探望父親路過江西，參加了洪州都督閻某為重修滕王閣而舉辦的宴會，在這次盛會上，王勃即席賦詩，並寫下了流傳千古的名作《滕王閣序》。
這篇序的主題思想在於記敘閻都督為餞別宇文刺史而舉行的盛大宴會，並抒發作者自己遠大的政治抱負及懷才不遇之情，委婉曲折地表達了作者對所謂的“聖君”、“明時”的不滿情緒。文中雖含有宿命悲觀的思想，但感情基調仍是健康的。作者表明自己的堅定態度：盡管自己時運不齊、命途多舛，但仍要老當益壯，窮且益堅，胸懷青雲之誌。
本文突破六朝駢體文的舊格局，帶有新氣象。盡管文章在形式上沿用六朝的駢體，卻沒有六朝駢文喜好堆砌詞藻的弊病。文中詞藻雖然華麗，但不晦澀，而且某些別出心裁的佳句長期為人傳誦，如“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從庾信的“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化出，卻青勝於藍。文中典故不僅用得恰當，而且善於將古代事典中傳誦的美談與眼前的情景巧妙地結合起來，比如“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睢園綠竹，氣淩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等等。
總之，《滕王閣序》這篇名作，內容充實，文辭華美，氣勢奔放，音調鏗鏘，具有雍容華貴的特征。
寫完了這篇序後，王勃繼續趕路，在廣州渡海時，王勃落入大海中，溺水而死。年僅26歲，一代才子，英年早逝，引起後人深深的追思和同情。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南解縣(今山西運城縣解州鎮)，生於長安。柳宗元是唐代著名文學家、哲學家、古文運動的積極倡導者。
柳宗元所屬的河東柳氏，是中國北方一支著名的士族，但到柳宗元所在的時代，其勢力已漸衰微。柳宗元從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刻苦勤奮，見解開闊，13歲時就寫下了《賀平李懷光表》這樣難寫的文體。這篇文章氣勢不凡、措辭練達。小小柳宗元出手不凡，馬上獲得“奇才”的讚譽。
貞元九年(793年)，柳宗元與好友劉禹錫一同考中進士，三年後又中博學宏詞科，由此步入仕途。
這一時期柳宗元仕途順暢，在文壇上也頗負盛名。他家學淵源深厚，所寫文章縱古論今，氣勢宏大，當時的士人仰慕其文名，紛紛登門求教，柳家常常門庭若市。
永貞元年，唐順宗重用王叔文主持政務，推行新政。王叔文領導“永貞革新”，打擊宦官和豪強，以維護唐王朝的統治。這一革新運動和柳宗元的實行仁政民本的政治主張相吻合，於是他便積極投身其中，與劉禹錫等成了推行新政的核心人物。但是新政嚴重觸及了宦官、官僚和藩鎮的利益，在他們的聯合反對下，新政僅曆時100多天就告失敗。柳宗元等八人因此被貶為邊遠各州司馬，史稱“八司馬事件”。
元和元年(806年)，柳宗元舉家來到人煙稀少、野獸出沒的任所——永州。新政失敗造成的心理創傷，再加上水土不服、生活艱苦，柳宗元抑鬱寡歡，疾病纏身。但是，險惡的環境和政治上的不得誌，使他有機會接觸到最下層的勞動人民，他寫下了名篇《捕蛇者說》，借以抨擊官府橫征暴斂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他還寫下了遊記散文《永州八記》，通過精妙的文字，表達了作者對生活的熱愛，對後世有著極大的影響。
在永州十年的貶謫生活中，柳宗元移心寫作，發憤著述，身體力行地投入古文運動。他和韓愈一起，努力把文體從駢體中解放出來，著意用散文文體進行各種體裁創作的活動，從而奠定了唐宋實用散文的基礎。
柳宗元用散文體寫的論文，重要的有《貞符》、《時令論》、《斷刑論》、《封建論》等。他還與韓愈、劉禹錫等人進行學術交流和學術討論，創造出新文體創作的氛圍。
柳宗元還創造性地使寓言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形式，他用散文體寫就的寓言《三戒》(《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具有非常高的品位，是我國古代寓言的珍品。
柳宗元以其在散文領域取得的全麵的劃時代的成就，和韓愈一起被世人並稱為“韓柳”，視為散文史上的兩座豐碑。他的創作，為中國文化史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結束貶官生涯，被召回京師。但因為政敵的排擠，他被派往更偏遠的柳州任刺史。
在柳州任上，柳宗元廢除奴俗，對已經淪為奴婢的，自己出資為他們贖身。他還發展生產，鑿水井，修城池，廣植樹，使柳州的經濟得到了發展；他還發展教育，興辦學校，改變了柳州落後閉塞的狀況。全國各地的學子欽慕柳宗元的才名，不遠千裏前往柳州向他請教。
元和十四年(819年)，柳宗元已病入膏肓，在京師朋友的努力下，唐憲宗同意將他召回京師，但在詔書到達柳州之前，這位文學大師含冤而逝。柳宗元以其在文學上的造詣，被後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因為柳宗元有德於民，柳州百姓在他死後為他修建了“柳公祠”和衣冠塚，以寄托人們的哀思。
柳宗元的《河東先生集》共45卷，外集二卷。包括論說、寓言、傳記等五類文體。
論說包括哲學、政論等文章，以及議論為主的雜文。其特點是筆鋒犀利，論證精確。《天說》為哲學論文的代表作。《封建論》、《斷刑論》、《晉文公問守原議》、《桐葉封弟辯》、等為政論的代表作。
寓言繼承《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春秋時期的傳統，並有新的發展。多用來諷刺、抨擊南昌當時社會的醜惡現實，推陳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種動物擬人化的藝術形象以寄寓哲理或表達政治見解。代表作《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組成的《三戒》，其中《臨江之麋》諷刺了那些仗勢欺人的走狗，他們隻要沒有靠山，就成了一群無用的廢物，任人擺布。《黔之驢》諷刺了那些外強中幹的人，沒有真才實學，卻要四處炫耀。《永某氏之鼠》則諷刺了那些利用社會或者個人的關係作掩護，從而肆無忌憚、無惡不作的人。他們就像老鼠一樣危害著整個社會的穩定與人民生活的安全。另外，《羆說》等篇嘲弄貪婪無厭、虛聲惑眾的人，同樣嬉笑怒罵，因物肖形，表現了高度的幽默諷刺藝術。
傳記文繼承《史記》、《漢書》的傳統而有所創新。一種是寫英勇正直的上層人物的，如《段太尉逸事狀》，刻畫了段秀實勇於與強暴者鬥爭和真切關心人民疾苦的動人形象，又描寫了驕兵悍卒的無賴形態和虐民罪行，文章寫得生氣勃勃，向來與韓愈《張中丞傳後序》並稱。又一種是寫下層被壓迫人物的，如《梓人傳》、《種柯郭橐駝傳》、《童區寄傳》、《宋清傳》、《捕蛇者說》等，以進步的政治立場和深厚的同情心，反映和歌頌了這些人物的才能、遭遇、高尚品格、抗暴精神，在真人真事的基礎上有誇張有虛構，似寓言又似小說。
山水遊記是柳宗元最為膾炙人口的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獨特的地位。在這些遊記，均寫於貶謫永州以後，而永州之作更勝於柳州之作。著名的“永州八記”：《始得西山宴遊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等即其典範。這些作品，畫廊式地展現了湘桂之交一幅幅山水勝景，繼承酈道元《水經注》的傳統而有所發展。
騷賦也是柳文中具有特色的部分。柳宗元在政治鬥爭中失敗，長期貶謫，悲憤激情，有與屈原相通之處。《懲咎賦》、《閔生賦》、《夢歸賦》、《辦山賦》、《吊屈原文》等篇。都是用《離騷》、《九章》的體式，或直接抒情，或借古自傷，或寓言寄諷，幽思苦語。
詩歌的數量較少，隻存140多首，都是貶謫以後所作。如《首春逢耕者》、《溪居》、《飲酒》等篇，思想內容與陶詩相近，語言也較為樸素。除外，柳詩還有以慷慨悲健風格擅長的，律詩如《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是唐人七律中的名篇，《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嶺南江行》、《別舍弟宗一》諸篇，通過對南方奇異風物習俗的描繪，抒寫貶謫生活中的哀怨之情，在唐律中獨具一境界。絕句如《江雪》、《長沙驛前南樓感舊》、《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酬曹侍禦過象縣見寄》等篇，寫景抒情，或幽峭奇辟，或韻致悠揚，在唐人絕句中不可多得。
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傑出的散文家、詩人，也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以無神論思想和進化的曆史觀，批判了“天人感應”和“聖人”創造曆史的謬說，在我國哲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柳宗元的文學理論與韓愈的主張基本相同，但各有其特殊的貢獻。他提倡“文者以明道”，要求形式為內容服務，而這個“道”卻不專宗儒家一說，主張把百家之說“通而同之”。他強調發揮文學“輔時及物”的社會功能，鮮明地提出“文之用，辭令褒貶，異揚諷喻而已”。他特別重視作家的創作思想和社會實踐問題，認為“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明確指出那種“不知耕農之勤苦，物役之艱難”而“專弄文墨”的人，在文學上絕不會有什麼成就。此外，柳宗元對作家的寫作態度、繼承與創新、文學源流、藝術風格、寫作技巧、語言運用等問題，都有許多具體而深刻的見解。
柳宗元的散文創作以寓言、傳記、遊記和騷賦的成就最高。寓言在先秦諸子散文中隻是用作比喻的片斷，柳宗元把它發展成為更獨立、更完整、更形象的文學樣式，推上了中國文壇，並以短小精巧、尖銳潑辣的藝術手法，嘲諷了朝野上下形形色色的醜惡現象。他的傳記文大多取材於勞動人民，對他們的不幸遭遇和聰明才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與熱烈的歌頌。許多不同職業的下層人民群眾的形象進入文學傳記，是柳宗元對後世的一大貢獻。他的山水遊記對自然美的刻畫精微，洞察幽深，達到了“漱滌萬物，牢籠百態”的美學高度，在借景抒情，寓情於景，以自然境界之美映襯個人品德之美，對比官場醜惡現象等方麵，遠遠超過了以往的山水名手，為中國的遊記散文奠定了穩固的基礎。他的騷體文繼承了屈原的優秀傳統，憤世嫉俗，諷事喻理，構思巧妙，文辭優美，使這種久已沉淪於宮廷廟堂的文學樣式煥發出了新的光彩。
歐陽修
歐陽修(1007～1072)，我國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永豐)人。他4歲的時候，父親病死，母親帶著他到隨州(今湖北隨縣)依靠他叔父生活。歐陽修的母親一心想讓兒子讀書，可是家裏窮，買不起紙筆。她看到屋前的池塘邊長著草，就用草稈在泥地上寫字，教歐陽修認字。幼小的歐陽修在母親的教育下，很早就愛上了讀書。
歐陽修10歲時候，經常到附近藏書多的人家去借書讀，有時候還把借來的書抄錄下來。一次，他在一家姓李的人家借書，從那家的一個廢紙堆裏發現一本舊書，他翻了一下，知道是唐代文學家韓愈的文集，就向主人要了來，帶回家裏細細閱讀。
宋朝初年，社會上流行的文風講求華麗，內容空洞。歐陽修讀了韓愈的散文，覺得它文筆流暢，說理透徹，跟流行的文章完全不一樣。他就認真琢磨，學習韓愈的文風。長大以後，他到東京參加進士考試，連考三場，連中第一。
歐陽修20多歲的時候，他在文學上的聲譽已經很大了。他官職不高，但是十分關心朝政。當範仲淹得罪呂夷簡，被貶到南方去的時候，許多大臣都同情範仲淹，隻有大官高若訥認為範仲淹應該被貶。歐陽修十分氣憤，寫信責備高若訥不知道人間有羞恥事。為了這件事，他被降職到外地，過了4年，才回到京城。
這一回，歐陽修為了支持範仲淹新政，又出來說話，使朝廷一些權貴大為惱火。他們捕風捉影，誣陷歐陽修一些罪名，朝廷又把歐陽修貶滴到滁州(今安徽滁縣)。
滁州四麵環山，風景優美。歐陽修到滁州後，除了處理政事之外，常常遊覽山水。當地有個和尚在滁州琅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遊人休息。歐陽修登山遊覽的時候，常在這座亭上喝酒。他自稱“醉翁”，給亭子起了個名字叫醉翁亭。他寫的散文《醉翁亭記》，成為人們傳誦的傑作。
歐陽修當了十多年地方官，宋仁宗想起他的文才，才把他調回京城，擔任翰林學士。
歐陽修擔任翰林學士以後，積極提倡改革文風。有一年，京城舉行進士考試，朝廷派他擔任主考官。他認為這正是他選拔人才、改革文風的好機會，在閱卷的時候，發現華而不實的文章，一概不錄取。考試結束以後，有一批人落了選，對歐陽修十分不滿。一天，歐陽修騎馬出門，半路上被一群落選的人攔住，吵吵嚷嚷地辱罵他。後來，巡邏的兵士過來，才把這批人趕跑。
歐陽修改變了考場上華而不實，內容空洞的風氣，促進了選拔人才的實用性。從此以後，文人都學著寫內容充實和真實的文章了。
歐陽修文學創作，碩果累累。他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所作散文說理暢達，抒情委婉，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詩風與散文近似，語言流暢自然。其詞婉麗，承襲南唐餘風。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蘇軾並獨撰《新五代史》。今有《歐陽文忠集》。
蘇軾
蘇軾，字子瞻、和仲，號東坡，眉山(今屬四川)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畫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蘇軾出身於書香門第，其父蘇洵和其弟蘇轍都是著名的文學家，父子三人都屬唐宋“八大家”，世人合稱“三蘇”。
蘇軾的母親程氏，賢惠多才。蘇軾從小就受著良好的家庭教育，與弟弟蘇轍一起誦習詩文，博覽經史。少年時的蘇軾才華過人，十來歲就寫出了“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這樣的警句。
年輕時蘇軾更是才思敏捷，千言立就，隨物賦形，灑灑洋洋。嘉祐二年(1057年)，與蘇轍同科進士及第。當時文壇領袖歐陽修對蘇軾的文章給予高度的評價，“驚喜以為異人”，蘇氏父子文名在京城廣為傳播。此後蘇軾曆任鳳翔府推官、開封府推官，正式步入仕途。
神宗初年，王安石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王安石變法遭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大臣的激烈反對。蘇軾雖然不像守舊派那樣以為新法概不可行，但在如何改革的具體問題上與王安石產生分歧，對變法做了全麵批評。他寫了《上神宗皇帝書》以及《再上皇帝書》和《擬進士對禦試策》，抨擊新黨求治太急，並借試進士策之機譏諷時政。因此，蘇軾被貶為杭州通判，以後又徙至密州、徐州、湖州等地。
豁達的蘇軾對匆匆人生早已看透，對於宦海浮沉，他寵辱不驚，瀟灑看待。他每到一地，不追求奢華的鋪張，隻求寄情山水，陶冶性情。在任上，蘇軾嫉惡如仇，同情民間疾苦，民眾由此得享太平。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一片赤誠寫《湖州謝表》，忠告神宗要親賢臣、遠小人，但是就是這種忠直之言也使他卷入了一場排斥和打擊異己的文禍之中。蘇軾被禦史台(又稱“烏台”)誣陷為大不敬而被捕入獄，後經多方營救才免於一死，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這就是北宋有名的文字獄“烏台詩案”。
貶官黃州五年，蘇軾在文學史上獲得了極大豐收。他以如椽之筆，把自己憂鬱與放達、人世與脫俗的矛盾心境一一寄於詩文，寫下前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酒仙歌》等千古奇文。
哲宗繼位後，舊黨上台，蘇軾被重新起用。一直升至翰林學士。但是耿直的蘇軾認為王安石新法中也有一些合理部分，不同意司馬光盡廢新法，又一次開罪了舊黨。
蘇軾曆朝都在唱反調，既得罪新黨，也疏遠了舊黨，結果被排擠和打擊。蘇軾隻得連上章疏，請求外放，終以龍圖閣學士出任杭州太守。
第二次任官杭州的蘇軾率領軍民修水利、掘水井，改善人民生活，他還治理西湖，將清理出的湖底淤泥築成西湖岸邊的長堤，植柳其上，後人稱為“蘇堤”。
此後，蘇軾宦海浮沉，出京入京，十分頻繁。舊黨當權，他轉任潁州、揚州；新黨上台，他為官英州、惠州，最後被貶到海南島儋耳。蘇軾遭到新舊兩黨排擠，但他達觀高雅，並不為之屈服。蘇軾貶官嶺南整七年，終獲準北歸，不幸在途中染病逝於常州，享年65歲。
蘇軾一生，飽經磨難而其心不改，鍾愛百姓且詩文豐富。他為後人留下詩作數千百，詞作三百餘，散文近千篇，皆堪稱絕妙。他還工書、善畫，與蔡襄、黃庭堅、米芾並稱“四大家”。一代文豪蘇軾以其卓絕千古的詩、詞、散文、書法成就，對後世產生了極大影響，必將百世留芳。
關漢卿
關漢卿(約1230~約1300年）號已齋叟，大都(今北京)人。中國古代戲劇創作的代表人物，生平事跡不詳。元代鍾嗣成的《錄鬼簿》說他任過元末太醫院尹。南宋亡之後，他不願做官，便出入歌樓、戲場之中，為人倜儻不羈，滑稽多智，具有堅強不屈的性格。在元代雜劇作家中，他的創作活動開始得比較早，是元代雜劇界領袖人物。著名的女演員珠簾秀也和他是好朋友。他對人民疾苦甚為了解，愛好各種藝術形式。他擅長歌舞，精通音律，不但創作了大量為人民所喜愛的戲劇，而且能粉墨登場，親自表演。他一生共創作六十三個劇本，保留至今的隻有十五個。
關漢卿的主要作品有《竇娥冤》、《救風塵》、《望江亭》、《單刀會》等。其中《竇娥冤》被譽為世界十大悲劇之一。關漢卿一生創作了六十餘部雜劇，他是我國戲劇的創始人，數量超過了英國的“戲劇之父”莎士比亞，被稱為中國的莎士比亞。1838年《竇娥冤》的英譯本在海外廣為流傳，1958年，世界和平理事會把關漢卿與達·芬奇等同列為世界文化名人。北京也隆重舉行了關漢卿戲劇活動700年紀念大會。關漢卿的作品代表了元雜劇的最高成就，位於本色派之首。
元代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朝代。蒙古人用他們的精兵鐵騎征服了大半個歐亞大陸，吞並了腐朽的南宋王朝，統一了中國。蒙古人依種族將全國的人民分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稱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第三等稱漢人，指黃河流域原來受金國統治的人民；第四等是南人，即南宋統治下的人民。當時漢人和南人的地位低下，不能做官，很多事情都受限製。
元代的知識分子境遇更慘，他們與普通民眾一樣常常被擄掠為奴隸。因元代初年不設科舉，士人失去了進身的機會，又沒有謀生的能力，很多人混入勾欄瓦肆，成為戲子。
蒙古人十分蔑視漢人與南人，所有州縣官員都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任，有的甚至世襲為官。然而蒙古人中有政治才能的人並不多，他們對於政治的理解，隻停留在防止反叛與聚斂賦稅上，統治的黑暗可想而知。官員顛倒黑白，社會道德敗壞，民眾生活的水深火熱之中。當時社會的黑暗催生了《竇娥冤》這樣描寫與抨擊社會現實的作品。
《竇娥冤》是中國古典戲曲悲劇中的典範，曆來為人們所稱道。竇娥短暫而不幸的一生，深刻地揭露了元代社會邪惡勢力橫行的情況。該劇強烈地表現了受迫害、受壓迫階層的人民對社會惡勢力的反抗精神和對正義者取勝的熱切渴望，它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所觸及的社會內容之廣泛，震蕩思想感情之強烈，為其他元劇所不可比及。
該劇從元代產生到今天，仍活躍在藝術舞台上，久演不衰，為廣大群眾所喜愛；竇娥形象也在人們心中曆千古而不滅。她的淳樸善良，堅貞不屈正是中國女性的典型代表。正如近代文論家王國維所說，《竇娥冤》“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宋元戲曲考》)
楚州(今江蘇淮安)窮苦書生竇天章家境貧寒，終日苦讀以求取功名。一日，家中因無米下鍋，他借了蔡婆婆二十兩紋銀，第二年連本帶息合為四十兩，竇天章無力償還。竇天章有一七歲的女兒，名叫端雲，生得俏麗可愛，蔡婆婆很喜歡她。竇天章為了還債和籌措上京應試的旅費，隻好同意將女兒端雲送給蔡婆婆做童養媳。
竇天章走後，蔡婆婆待端雲也如親生女兒一般，並改了小名，起名為竇娥。竇娥十七歲時與蔡婆婆的兒子結婚，可惜不到兩年，丈夫得病去世，竇娥成了寡婦。婆媳倆從此相依為命。竇娥的賢惠孝順在鄰居間傳為美談。
一日，蔡婆婆向城南開藥店的賽盧醫要債。這賽盧醫乃江湖庸醫，一直靠行騙為生。賽盧正要對蔡婆婆下毒手時，被路過的張驢兒父子撞見。蔡婆婆被救下，賽盧醫逃走。這張驢兒乃楚州的流氓，當他得知蔡婆婆家隻有她們婆媳二人時，便要她們婆媳配與他們父子。蔡婆婆沒有同意，張驢兒便要用繩索勒死蔡婆婆，以相威脅。為了保全性命，蔡婆婆隻得將張驢兒父子帶回了家。竇娥得知情況後，反對婆婆的承諾，堅決不同意嫁給張驢兒。而張驢兒見竇娥年輕貌美，便下了決心一定要得到竇娥。
一日，蔡婆婆生病，張驢兒以把柄在手威脅賣藥的賽盧醫，賣給他毒藥，企圖用毒藥毒死蔡婆婆，使竇娥失去了依靠，答應嫁給他。哪知恰好蔡婆婆作嘔難受，讓張驢兒的父親吃了那藥。老頭兒當場，便一命嗚呼了。張驢兒當即誣賴是竇娥毒死其父，並以竇娥答應嫁給他作為不告官的條件。竇娥認為自己是清白的，寧願見官，也不屈服張驢兒的要挾。
沒有想到的是，楚州太守桃杌竟是個昏官，他隻聽張驢兒巧辯之詞，認定竇娥有謀害之罪，對竇娥實行嚴刑逼供，又下令拷打蔡婆婆。竇娥不忍婆婆為她受皮肉之苦，隻好屈招，因而被定為死罪，第二天斬首。在押赴刑場的路上，竇娥痛感滿腹冤屈無處申訴，她指天罵地，控訴自己深重的冤情和世道的不公正。她請求監斬官帶她走後街，怕前街的婆婆見了傷心。不料婆婆前來送行，她又再三叮囑婆婆多保重。臨刑時她對天發誓：我死後，一、血濺白練；二、六月降雪；三、三年大旱。果然，這三樁誓願刑後一一應驗，上天也證明了竇娥的冤屈。
竇娥的父親竇天章功成名就做了官，四處打聽竇娥的下落。竇娥托夢給父親，痛訴冤情。竇天章立即替女兒主持公道，此案得到複審，張驢兒巧言難辯。沉冤得雪，張驢兒得到了應有的懲罰，竇娥冤屈終於真相大白。
施耐庵
施耐庵，其生平事跡，舊籍記載絕少，傳說亦多參差，一說他原籍蘇州，後遷淮安。我國元末明初著名文學家。所著《水滸傳》是我國古典文學名著。深受人們的喜愛。
相傳施耐庵出身船家，從小對水上生活比較熟悉。施耐庵自幼聰明好學，才華出眾，19歲中秀才，29歲中舉人。35歲考中進士後，曾在浙江擔任錢塘縣官兩年。由於當時是在元朝末年的殘酷統治下，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施耐庵深感自己與當道的權貴不合。決定歸隱，閉門著書。農民起義領袖張士誠和朱元璋都曾請他出山，但他堅決不應聘。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冬，朱元璋與張士誠交戰，他為避戰亂，遷到老家興化白駒場西十八裏的地方定居。在他住的村子的西頭有一蘆葦蕩，占地十餘畝，當中蘆葦繁茂，每到秋冬季節，野鴨成群飛來。蕩口直通河溪，溝河交叉。蕩中有一土墩，高露水麵。施耐庵即以此為梁山水泊，他坐小船到此，登臨土丘，以體驗其境界，並開始從事《水滸傳》的創作，最後終於完成巨著《水滸傳》。
明洪武初年，施耐庵的好友劉基在明為官，封誠意伯。他欽慕施耐庵的才識，曾親自到白駒場訪施耐庵，想找他入朝為官，但被習慣自由生活的施耐庵謝絕了。不久施耐庵因病去世，享年約75歲，葬於家鄉施家橋。
《水滸傳》這部膾炙人口的巨著，是在群眾創作的基礎上加工完成的。成書之前，水滸故事已在民間廣泛流傳，有人為之寫作，有人為之畫讚。宋末元初，水滸故事已經為雜劇、話本所廣泛采用，如元刊《大宋宣和遺事》話本，記敘了從楊誌押送花石綱到征方臘的比較完整的水滸故事。施耐庵把有關水滸的故事、人物通過加工整理，使之更加精練生動，創造出一部描寫農民起義的優秀作品。
直到今天，水滸故事的題材仍在京劇和各種地方劇目中占據很大的比重。《水滸傳》的藝術成就，也被後世優秀作家們學習、繼承。充滿反抗意識的《水滸傳》對後世人民群眾為反抗封建統治階級而進行的鬥爭，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有些農民起義軍往往從《水滸傳》中吸取鬥爭的經驗。因此，對人民群眾來說，《水滸傳》不但是精神食糧，也是鬥爭的武器。
《水滸傳》之所以成為我國文學史上影響巨大的佳作，還在於作者通過對各階層人物及他們之間關係的描繪，把一幅活生生的北宋社會生活的圖景逼真而又清晰地呈現在讀者麵前。在這幅圖景麵前，可以看到社會各階層的情況及當時的風土人情等。
過去，封建統治階級視《水滸傳》如洪水猛獸，把它列為“禁書”，遭受到他們的痛恨、誣蔑和禁毀。但它在人民群眾中間卻流傳不絕，這足以證明它影響的深度和廣度，證明了它是一部深受廣大人民群眾歡迎的作品。施耐庵的名字也伴隨著《水滸傳》的影響而在我國長期地流傳著。
作為我國第一部長篇現實主義小說的《水滸傳》，不僅在我國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並早已走出國界，被列入世界名作之林。作為世界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它是當之無愧的。它的作者施耐庵同羅貫中、吳承恩、曹雪芹這幾位大文學家一起作為對我國社會影響極大的人物也是當之無愧的。
羅貫中
羅貫中，名本，字貫中，別號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一說錢塘)人。元末明初著名文學家。他的傑作《三國誌通俗演義》(即《三國演義》)是我國長篇章回小說的開山之作。
羅貫中生活的元代中後期，是一個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更加尖銳的時代。羅貫中抱著不與元朝統治者苟合的態度，置身於下層人民之中，從群眾文化裏汲取營養。
羅貫中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杭州度過的。在杭州定居，對他後來成為小說家、戲劇家有重要的影響。
元朝時的杭州是南方的貿易港口、經濟中心，這裏的市民文化相當發達。元代後期，雜劇作家大多集中在杭州。在這樣一個環境裏，羅貫中細心觀察和揣摩著，其卓越的文學才華在民間藝術園地裏得到錘煉、升華。
《隨唐五代史演義傳》是羅貫中的早期著作之一，它的藝術成就不能同他後來的作品所達到的高度相比，但它由逐年敘述曆史事件向著重塑造人物形象的轉變，是我國長篇敘事作品逐步成熟的表現，這也是羅貫中對我國古典長篇章回小說藝術發展的貢獻。
在元末轟轟烈烈的農民大起義爆發後，一直關注現實社會問題的羅貫中作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政治決定：投身起義軍，擔任了起義軍領袖張士誠的謀士。
羅貫中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傳統知識分子，據史書記載，他曾經“有誌圖王”。從羅貫中加入張士誠的義軍來看，他是有自己的政治抱負和雄心的。直接投身於武裝鬥爭的洪流，使羅貫中強烈地感觸到時代的脈搏。
通過羅貫中的雜劇《宋太祖龍虎風雲會》這部著名作品，我們可以窺見他的政治抱負和社會理想。在《風雲會》一書中，作者塑造了一個文武雙全、智勇兼備、胸懷天下、心念萬民的聖君形象——趙匡胤。由此可見，他理想中的明君應該是這樣的。也正是基於此，當他發現現實中的張士誠不是這樣一個聖主時，羅貫中離開了張士誠，結束了他短暫的政治活動。
結束了農民軍生活的羅貫中把滿腔的熱切傾注到文學中，通過小說創作出豐富的文學形象表達他對人生、對社會的見解。
據傳，羅貫中曾寫過《十七史演義》，但可惜的是，流傳至今的僅剩下《三國誌通俗演義》、《隋唐兩朝誌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傳》、《三遂平妖傳》等數種。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三國誌通俗演義》。
羅貫中的《三國誌通俗演義》是在長期流傳的三國故事的基礎上創作的。但是，他不是簡單地將原有的三國故事連綴成篇，而是以自己的思想為指導，構建出全新的三國世界。
羅貫中從民間故事中汲取養分，注重去偽存真、去粗取精。在這部小說中，他成功地處理了曆史真實與藝術虛構的關係，借助藝術表現，賦予曆史人物以血肉，因此前人稱這部小說是“七分實事，三分虛構”，應當是很恰當的。
在《三國誌通俗演義》中，羅貫中以其宏大的手筆、驚人的藝術表現力，為我們描繪了氣勢磅礴的戰爭場麵以及形象鮮明的各色人物。《三國誌通俗演義》的問世，標誌著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新的裏程，把我國的長篇小說藝術推向了成熟。
羅貫中在明初生活了十多年後於75歲時逝世。在中國文學史上，他是一位占有顯著地位的文學家，他的《三國誌通俗演義》與《西遊記》、《紅樓夢》、《水滸傳》並稱為中國四大古典名著，經久不衰，有著永恒的藝術魅力。
《三國演義》是中國章回小說的開山作品，它是由我國宋代和元代的講史話本發展而來的。講史話本是一種通俗文學，是說書人講書的底本。每次開講之前，說書人要用題目向聽眾揭示故事的主要內容，這就是明代以後章回小說回目的起源。
到了元末明初，城市經濟的高度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為明代文學創作的繁榮提供了新的因素和有利條件。適應市民文化娛樂需要的通俗文學特別昌盛，從而孕育了章回小說的誕生。
《三國演義》同其他稍後一些的章回小說一樣，是在民間長期流傳，經說書人或戲曲藝人補充，內容逐漸豐富，最後由作家加工改寫而成的。它們的篇幅比講史更長，主要是供讀者案頭閱讀的。
初期，一部作品分為若幹卷，每卷又分若幹節；到了明代中期以後、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各種版本的古代章回小說：每部小說明確地分為多少回，回目也由單句最後發展成為工整的對句。
《三國演義》的故事很早以前就已經在民間流傳了。宋元時代通過藝人的表演說唱，三國故事更為流行，元代以三國故事為題材的平話小說《全相三國誌平話》中“擁劉反曹”的傾向已很鮮明，劉、關、張等人都富有草莽英雄氣息。可見從晚唐到元末，在民間流行的三國故事，內容愈來愈豐富，為以後《三國演義》的創作提供了充分的曆史條件。
羅貫中在雜記、遺聞佚事、野史小說、民間傳說及民間藝人創作的話本、戲曲的基礎上，運用正史陳壽的《三國誌》及其注釋材料，結合他在創作上的才華，融會貫通，重新創造，寫成了這部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古典曆史名著《三國演義》。
演義是以一定的曆史事件為背景，以史書及傳說的材料為基礎，增添一些細節，用章回體寫成的小說。它要求所寫的故事和人物要生動形象，細節可有所虛構，但基本情節不能違背史實。
有關三國的故事很早就流傳於民間。據杜寶《大業拾遺錄》記載，曹操譙水擊蛟、劉備檀溪躍馬等故事，在隋煬帝時期的水上雜戲中就有。劉知幾《史通·采撰》記載，唐初時有些三國故事已“得之於道路，傳之於眾口”。李商隱《驕兒》詩說：“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癡”。晚唐時，三國故事已經到了童叟皆知的程度。
宋代通過藝人的表演說唱，三國故事更為流行。根據《東京夢華錄》載，北宋時已出現了“說三分”的專家霍四究，同時皮影戲、傀儡戲、南戲、院本也有搬演三國故事的。這時的三國故事已有明顯的尊劉貶曹傾向。
蘇軾《東坡誌林》記載：“王彭嚐雲：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
宋元時代三國故事更是經常被搬上舞台。金元演出的三國劇目有《三戰呂布》、《赤壁鏖兵》、《隔江鬥智》等三十多種，在這些劇本中，繼續表現出“尊劉貶曹”的傾向。由此可見以三國故事為題材的白話小說，可能很早就產生了。
現存早期的三國講史話本，有元至治年間所刊《三國誌評話》，不僅擁劉反曹的傾向十分鮮明，而且劉、關、張等人都富有草莽英雄氣息，張飛的形象最為生動，諸葛亮的神機妙算也寫得很突出，但情節與史實相違，民間傳說色彩較濃；敘事簡略，文筆粗糙，人名地名多有謬誤，顯然沒有經過文人的修飾。
與此同時，現存三國故事的戲劇目即有四十多種：桃園結義、過五關斬六將、三顧茅廬、赤壁之戰、單刀會、白帝城托孤等重要情節。此後羅貫中“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創作出傑出的曆史小說《三國誌通俗演義》。
它在民間文學的基礎上加入了文人心願。充分運用《三國誌》和裴鬆之注等史籍所提供的材料，重要曆史事件都與史實相符；又大量采錄話本、戲劇、民間傳說的內容，在細節處多有虛構，形成“七分實事，三分虛假”的麵目。
《三國演義》洋洋七十餘萬字，結構宏偉，人物眾多，情節錯綜複雜，生動地反映了從黃巾起義到西晉統一這九十多年中，各封建統治集團間的政治、軍事鬥爭，再現了三國時期的曆史麵貌。
但《三國演義》不是曆史書，而是一部文學巨著。作品中那些膾炙人口的故事，像桃園結義、古城會、三顧茅廬、借東風、群英會、空城計等幾乎是家喻戶曉的；那些閃爍著藝術光輝的典型人物，如諸葛亮、劉備、關羽、張飛、趙雲、曹操、周瑜等，幾乎是老幼皆知的。
在中華文學史上，像《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等長篇巨著，都是長期深受讀者喜愛的優秀作品。
《三國演義》描寫戰爭的藝術非常高超。
全書描寫上百次各種類型的戰爭，但都不重複。從單刀匹馬的廝殺到千軍萬馬的混戰；從戰場上的鬥智鬥勇到營帳裏的用計設謀，寫得有虛有實，各具特色。小說在金戈鐵馬的爭鬥中，又不時穿插描寫大江明月、飲酒賦詩、山林賢士等抒情場景，從而使故事有張有弛，跌宕起伏，扣人心弦。
能夠把戰爭寫得如此有聲有色，千變萬化，這在世界文學寶庫中，也是不多見的。
作品構思之雄偉、活動場麵之廣闊、人物形象之鮮明、藝術水準之高超，在世界古典小說中均無與倫比。
統治者因該書“擁劉抑曹”的正統傾向而大加推崇，並從中汲取統治之術；布衣百姓則從中領略軍事智慧，並對故事情節津津樂道；農民起義領袖卻奉該書為軍事寶典，從中學習戰略戰術；飽經世故之人又視該書為謀略寶庫，潛心鑽研保家安身之道。該書中的故事和人物深入人心，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其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同時，隨著中外文化的交流，《三國演義》也遠播於海外，被譯成朝、越、日、英、法、德、俄等幾十種文字傳遍世界各大洲。俄國漢學家稱讚該書是“一部真正豐富人性的傑作”；法國學者認為“在曆史小說中，《三國演義》是最著名的一部”；在崇拜英雄的美國社會，人們誇獎“《三國演義》是描寫英雄業績的一部早期的傑作”；英國學術界一致推薦《三國演義》為“史詩般的作品”；在日本，《三國演義》擁有最廣泛的讀者群，甚至超過日本原創小說。
吳承恩
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府山陽縣(今江蘇淮安)人。明朝著名文學家。他的作品除了家喻戶曉的《西遊記》外，還有一本《射陽先生存稿》。
吳承恩出生於一個小商人家庭，祖上曾做過小官，到他父親吳銳時，家道已中落，隻能靠做些小本生意維持生活。
少年吳承恩天資聰穎、機智善辯，據說他讀書一目十行，過目不忘，還寫得一手好文章。
吳銳很注意對兒子的培養和教育。首先，他很注意言傳身教，雖然他是個小商人，但他酷愛讀書，常用古代優秀人物的事跡鞭策自己，這給少年吳承恩以很大影響。其次，吳銳做生意時力求買賣公平，童叟無欺，這種正直厚道的品德給了吳承恩最直接的人生教育。
少年吳承恩除了勤奮好學之外，還有一個不同於其他孩子的特點，就是他特別喜歡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一類的故事。他經常瞞著父母看一些《玄怪錄》之類的野史小說。這些經曆對他創作《西遊記》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步入青年時代的吳承恩，變得狂放不羈輕世傲物，他因此而受到了社會上的一些非議。
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大都要過科舉這一關，少年時代被譽為神童的吳承恩在嘉靖十年和嘉靖十三年的連續兩次鄉試都以失敗而告終。這位譽滿鄉裏的才子，因此經受了很大的精神壓力和社會壓力。一再的科場失意，吳承恩對科舉製度產生了明顯的不滿情緒。
這時的吳承恩開始深刻地考慮社會人生的問題，並且用自己的詩文向不合理的社會抗爭。他用自己的作品發表對現實社會的看法，或褒或貶，無不顯出作者鮮明的愛憎。
嘉靖二十九年，吳承恩被淮安府呈為貢生，但進京選官又空手而歸。這樣的情況下，吳承恩隻得以貢生的資格進入太學讀書，當上了一個年紀不輕的太學生。
倭寇對中國東南沿海的侵擾從元末明初時就已開始了。嘉靖三十八年，倭寇逼近吳承恩的家鄉淮安，淮安人民奮起抵抗。吳承恩投筆從戎，協助沈坤組織了一支富有戰鬥力的民兵鄉勇，吳承恩是這支隊伍的參謀。他積極進行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出謀劃策，設計布防，為抗倭鬥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吳承恩曾作過兩年的小官，後罷官回到淮安。
吳承恩晚年主要靠給人寫壽啟、墓誌銘等應酬文字換取報酬來生活。這個時候他雖已是暮年，但銳氣不減當年，他早就有把滿腹神怪故事寫成一本書的欲望，這時終於有時間來實現了。
經過深思熟慮，吳承恩選擇了當時廣泛流行的唐僧取經的故事作為主題來創作《西遊記》。吳承恩以此為主線，參照我國古代其他神話故事和他在現實中搜集到的“神怪”故事，運用天才的想像力，將它們創造性地組合，終於完成了我國神話巨著——《西遊記》。
《西遊記》是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在中國文學史上產生過巨大影響的長篇神話小說，是中國古代神魔小說的代表作。它那令人回腸蕩氣的宏偉結構，是吳承恩在對傳統題材改造的基礎上創作而主張直抒個人性靈的詩人和小品文學家，以及大量表現市民感情的小說和戲曲：如此繁榮的文學現象如一股巨大的洪流，和西方的文藝複興運動遙相呼應。吳承恩在《西遊記》中所表現出的蔑視皇權的精神，也正是當時思想解放潮流在文學創作上的縮影。當時，明代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是政治上十分黑暗的時期。吳承恩對這種政治腐敗和世風墮落十分憤慨，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中，作者筆下斬邪除妖的英雄人物出現了。他敏銳地感受到與封建專製製度相矛盾的時代氣息，因而形成了他創作的思想基礎。
《西遊記》的故事經曆了一個漫長的演變過程：《西遊記》所寫的唐僧取經故事是由玄奘的經曆演繹成的：唐太宗貞觀元年，和尚玄奘不顧禁令，偷越國境，費時十七載，經曆百餘國，隻身一人前往天竺(今印度)取回佛經六百五十七部。玄奘向其弟子辯機口述西行見聞，並由他整理寫成《大唐西域記》。他的弟子慧立、彥琮又寫成《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述玄奘取經事跡：為了宣傳佛教並頌揚師父的業績，他們不免誇張其辭，並插入一些帶有神話色彩的故事，如獅子王劫女為子、西女國生男不舉，迦濕羅國“滅壞佛法”等。此後取經故事即在社會上廣泛流傳，愈傳愈離奇。在《獨異誌》、《大唐新語》等唐人筆記中，取經故事已帶有濃厚的神奇色彩。南宋的說經話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開始把各種神話與取經故事串聯起來，書中出現了猴行者：他原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化身為白衣秀士，來護送三藏：他神通廣大、足智多謀，一路殺白虎精、伏九馗龍、降深沙神，使取經事業得以“功德圓滿”。這是取經故事的中心人物由玄奘逐漸變為猴王的開端——猴行者的形象源於我國古代的誌怪小說、《吳越春秋》、《搜神記》、《補江總白猿傳》等書中都有白猿成精作怪的故事。而李公佐的《古嶽瀆經》中的淮渦水怪無支祁的“神變奮迅”和叛逆性格同取經傳說中的猴王尤為接近。書中的深沙神則是《西遊記》中沙僧的前身，但還沒有出現豬八戒。到元代，又出現了更加完整生動的《西遊記子話》，其主要情節與《西遊記》已非常接近。由宋至明，取經故事也經常出現在戲曲舞台上。宋元南戲有《陳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有《唐三藏》，元代吳昌齡有《唐三藏西天取經》雜劇，元末明初有《二郎神鎖齊天大聖》雜劇和楊景賢的《西遊記》雜劇。在吳承恩創作《西遊記》以前，取經故事已經以各種形式在社會上廣為流傳。
吳承恩就是在這些傳說、平話和戲曲的基礎上，創作出這部規模宏大的長篇神話小說《西遊記》的。
《西遊記》在我國文學史上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它創造了一個神怪世界。明清兩代，以它為藍本的神話小說層出不窮，舞台上改編的西遊故事也不可勝數。《西遊記》還早早地流傳到國外，在國際上也享有很高的聲譽。
《西遊記》完成不久，吳承恩就離開了人世。作為一個傑出的文學家，他給人們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除了《西遊記》外，他還留下了大量的詩、詞、散文。
湯顯祖
生於公元1550年，卒於公元1616年。中國明代戲曲作家。字義仍，號海若、若士，別署清遠道人。臨川(今屬江西)人。湯顯祖出身於書香門第，12歲時即已顯出非凡的文學才華，21歲中舉。曾多次參加進士考試，因拒絕首相張居正的延攬而落選。直至萬曆十一年(公元1583年)始中進士。在南京先後任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禮部祠祭司主事等職。湯顯祖對明朝的社會現實有較清醒的認識，他一生蔑視封建權貴，常得罪名人，拒絕與當時執掌朝政權貴周旋。萬曆十九年上《論輔臣科臣疏》，因抨擊朝政，被貶為廣東徐聞縣典史。萬曆二十六年棄官回家，自建玉茗堂，專心從事戲曲創作。
湯顯祖在古文詩詞上有很高深的修養，他的古文長於議論，頗有“好辯”特色。他的書信寫得很富感情，文筆流利，為後人所推崇。他還長於史學，修訂過《宋史》，惜未完稿。
湯顯祖的主要創作成就在戲曲方麵，代表作是《牡丹亭》(又名《還魂記》)，它和《邯鄲記》、《南柯記》、《紫釵記》合稱“臨川四夢”或“玉茗堂四夢”。
《牡丹亭》情節取白話本《杜麗娘慕色還魂》，描寫杜麗娘和柳夢梅的愛情故事，但與話本相比，《牡丹亭》不僅在情節和描寫上作了較大改動，而且主題思想有極大的提高，表現青年男女對自由的愛情生活的追求，顯示了要求個性解放的思想傾向，反對封建禮教和封建家長對青年一代婚姻自由的束縛。此劇在藝術上采用浪漫誇張的手法，讓杜麗娘魂遊後園，和柳夢梅再度幽會。柳夢梅掘墓開棺，杜麗娘起死回生，兩人結為夫妻。這樣浪漫主義的寫法，使此劇別具一格。《牡丹亭》文詞以典雅著稱，劇中的《驚夢》的幾支曲子一向為人稱道，《牡丹亭》有著極為感人的藝術力量。《牡丹亭》問世後，盛行一時，使許多人為之傾倒。
《紫釵記》是由湯顯祖28歲時作的第一部傳奇《紫簫記》改寫而成。男女主角李益和霍小玉明顯來自唐代蔣防的傳奇小說《霍小玉傳》，但情節略有不同。
《邯鄲記》是根據唐代沈既濟的傳奇小說《枕中記》改編。《南柯記》本事根據唐代李公的傳奇小說《南柯太守傳》改編。湯顯祖的作品在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影響。《牡丹亭》中個性解放的思想傾向，影響更為深遠，從清代的《紅樓夢》中也可看出這種影響。湯顯祖在藝術思想上重性靈反對複古摹擬，重內容反對格律束縛，為“臨川派”的領袖，他還留下兩千兩百多首詩歌和文賦。
蒲鬆齡
《聊齋誌異》的作者蒲鬆齡(1640年～1715年)，字留仙，又字劍臣，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山東省淄川縣(今山東淄博)人，清代傑出小說家，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有極高的聲譽。蒲鬆齡自幼聰慧好學，十九歲參加科舉考試，縣、府、道三考皆第一，名聞鄉裏，他熱衷功名，但後來卻科場不利，直到七十一歲時才成歲貢生。為生活所迫，他曾給寶應縣知縣孫蕙做了數年幕賓，一生大部分時間在官宦人家做塾師，前後將近四十年。他將自己的懷才不遇、窮困潦倒，反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思考，傾注於筆端，集成《聊齋》一書。除《聊齋誌異》外，蒲鬆齡還有大量詩文、戲劇、俚曲以及有關農業、醫藥方麵的著述存世。計有文集十三卷，四百餘篇；詩集六卷，一千餘首；詞一卷，一百餘闋；戲本三出(《考詞九轉貨郎兒》、《鍾妹慶壽》、《鬧館》）、俚曲十四種（《牆頭記》、《姑娘曲》、《慈悲曲》、《寒森曲》、《翻魘殃》、《琴瑟樂》、《蓬萊宴》、《俊夜叉》、《窮漢詞》、《醜俊巴》、《快曲》、《禳妒咒》、《富貴神仙複變磨難曲》、《增補幸雲曲》)；以及《農桑經》、《日用俗字》、《省身語錄》、《藥崇書》、《傷寒藥性賦》、《草木傳》等多種雜著，總計近二百萬言。
《聊齋誌異》取材廣泛，想像非富，雖然情節曲折多變，但它敘次周密、構思奇妙，且意境瑰麗，“用傳奇法，而以誌怪”，藝術風格獨特。
《聊齋誌異》中作者對人物的刻畫十分成功。它談鬼說狐，寫仙描神，百幻並作，無奇不有，展示出一個個神奇莫測的迷人境界。這些想象，大大增強了故事情節的感染力。
《聊齋誌異》的語言很有特色。作者創造性地運用了古代的文學語言，同時又大量提煉和融會進了當時的方言俗語，從而形成了一種既典雅俏麗又生動活潑的語言風格。無論是抒情寫景，還是敘事狀物，都繪聲繪色，多彩多姿。顯出深厚的文化功底。人物語言雅中有俗，俗中見雅，雅俗結合，更生動活脫，諧謔有趣。隻是古語過多，增加了讀者的困難。至於書中短篇，文字雖不似長篇出色，然敘事簡潔明快、下筆文雅、清新，使讀者百看不厭。
《聊齋誌異》約包括500篇小說。它的故事來源也非常廣泛，或出自作者的親身見聞和離奇的想象，或借鑒於過去的題材，或采啟民間傳說，或為作者自己的虛構。有些故事，雖有模擬的痕跡，但作者以豐富的想象和生活經驗，推陳出新，使這些故事的內容更加豐滿。
《聊齋誌異》一書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黑暗作品。政治腐敗、官貪吏虐、豪強橫行、生靈塗炭，都在《聊齋誌異》中有所反映，揭示了人民痛苦生活的原因主要來自貪官汙吏。
《聊齋誌異》在暴露統治階級貪暴不仁的同時，還寫出了被壓迫人民的反抗鬥爭，對他們表示深切的同情。其中有“大冤未伸，寸心不死”的席方平(《席方平》)；有最終變成猛虎，咬死仇人的向杲(《向杲》)；有直人陰間、殺死兩吏卒的王鼎(《伍秋月》)這些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在激發被壓迫者的鬥爭意識方麵，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聊齋誌異》的另一重要內容是揭露了科舉考試的種種弊端。蒲鬆齡才華過人卻名落孫山，他對科場的黑暗、試官的昏聵、士子的心理等都非常熟悉，所以寫起來能切中要害，力透紙背。通過一些夢幻的境界，作者嘲笑了那些醉心功名利祿的士子。與這些醉心於科舉的士子相對照，書中還寫了一些不肯“易麵目圖榮顯”的人物。如《賈奉雉》中“才名冠一時”的賈奉雉，屢試不中，終於“遁跡山丘”，棄家出走。還有《三生》中的興於唐、《素秋》中的俞慎和俞士忱等，他們都有真才實學，卻“困於名場”，“懷才不遇”。作者給予他們極大的同情。
描寫愛情婚姻的故事，在《聊齋誌異》中數量最多。有的是人和人的戀愛，有的是人和狐鬼精靈的戀愛。一些敘述青年男女真誠相愛、自由結合的故事，寫得十分動人。如《青鳳》寫耿去病與狐女青鳳相愛，對青鳳感情懇摯；青鳳也不畏禮教閨訓，愛慕耿生，終於獲得幸福結局。在封建禮教盛行的年代裏，作者借此表達了廣大青年男女對真正愛情的向往和憧憬。
在愛情主題作品中，作者塑造了許多“情癡”、“情種”的形象，刻畫了他們對愛情的堅貞專一，描寫了他們以“知己之愛”為基礎的愛情生活。《連城》寫喬生與連城相愛，遭到連父的阻撓，連城含恨而死，喬生也一痛而絕，二人在陰間相會。還魂前，他們惟恐再發生變故，便先結為夫妻。